具体音乐与现代原始主义

通过使用原始(异国)的素材突破传统创作思维的手法体现在20世纪各种新音乐作品之中,其中作为具体音乐(Musique concrète)的领舵者,法国电子音乐作曲家皮埃尔·舍费尔(Pierre Schaeffer,1910—1995)也对“遥远的过去”心动不已。在将具体音乐视为西方音乐传统最后发展阶段的同时,他又通过强化具体音乐与原始音乐的共性,将具体音乐从西方音乐的传统中剥离出来,非洲音乐的优势让他看见了一个能超越西方传统音乐的契机,而具体音乐的优势能在对异国音乐的理解上带给传统音乐学学者无法获取的新知识。如果说舍费尔利用原始的元素来拉开实验音乐与传统西方音乐的距离,甚至藉此对后者加以批判,那么将原始音乐融入先锋音乐的态度却又是舍费尔与传统西方殖民文化分不开的明证。在文章中,作者在介绍学界如何通过后殖民论述的滤镜后批判西方先锋艺术家,继而尝试性地移除这个后殖民主义论述的滤镜,转而探讨20世纪初弥漫于法国的“现代原始主义”(modernist primitivism)背后的多重语境,审视原始文化在智识上与创作上带给20世纪西方人的“正向”启发。当我们将负面(殖民主义批判)与正面(现代主义中的艺术批判)的论述予以相互参照,舍费尔声音理论背后那充满张力的语境才能真正地被掌握。

探究音乐超现实主义的表征与实质

作为一种多义性的风格语汇和美学思潮,“超现实主义”弥散在当代的诸多音乐文献中,用以形容各类反传统、反逻辑的观念或手法。其表征主要体现为“错位并置”和“自动主义”两方面,前者通过破坏理性期待制造出错位、荒诞的听觉效果,后者则试图以无意识状态释放出创造性的力量。透过诸多作品及其表现形式,音乐超现实主义的美学实质集中体现为对惯例的破坏和对现实的颠覆,并以此激发出有违常规、意料之外的惊奇之美,其反叛性的精神特质仍在影响并启发着当代音乐创作。

基于频谱增强和卷积宽度学习的音乐流派分类

针对频谱图对于音乐特征挖掘较弱、深度学习分类模型复杂且训练时间长的问题,设计了一种基于频谱增强和卷积宽度学习(CNNBLS)的音乐流派分类模型.该模型首先通过SpecAugment中随机屏蔽部分频率信道的方法增强梅尔频谱图,再将切割后的梅尔频谱图作为CNNBLS的输入,同时将指数线性单元函数(ELU)融合进CNNBLS的卷积层,以增强其分类精度.相较于其他机器学习网络框架,CNNBLS能用少量的训练时间获得较高的分类精度.此外,CNNBLS可以对增量数据进行快速学习.实验结果表明:无增量模型CNNBLS在训练400首音乐数据可获得90.06%的分类准确率,增量模型Incremental-CNNBLS在增加400首训练数据后可达91.53%的分类准确率.

拉赫玛尼诺夫《d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的思想意义

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的《d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是一部经典的20世纪音乐文献。该文以“文艺学式”的评论手法,对这部杰作的意义做特定思想语境的阐发,在理解音乐作品的内涵同时,对其所产生的“长时段环境”、其风格和体裁要素的复杂关联性进行论述,继而对拉赫玛尼诺夫所代表的20世纪俄罗斯音乐家与西方现代音乐的关系,进行再思考。

拉赫玛尼诺夫音乐中的“钟声意象”——谨以此文纪念拉赫玛尼诺夫诞辰150周年

相比19世纪许多俄罗斯作曲家,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对钟声入乐的迷恋更为强烈,这源于作曲家幼年和少年时期作为“钟乐权威鉴赏家”的祖母的引领和对教堂钟声深刻的赏听体验以及对祖国深沉的爱恋。拉赫玛尼诺夫音乐中的“钟声意象”已经被俄罗斯学者广泛关注并认知。文章主旨不在于对其音乐中的“钟声意象”进行全面深入的技术分析,旨在以管窥豹,提示诠释者和研究者能在教学、演出实践和学术活动中关注拉赫玛尼诺夫音乐中显性或者隐匿在谱面下的这一重大的意象特征。

俄罗斯白银时代音乐中的现代性诉求——拉赫玛尼诺夫与斯克里亚宾的音乐风格比较

白银时代的俄罗斯音乐在社会动荡、文化变迁、政治变革的特殊背景下,从浪漫主义逐渐转向现代主义,出现了俄罗斯音乐历史上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伟大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与斯克里亚宾。面对白银时代音乐文化生活中全方位的现代性焦虑,两位作曲家积极尝试用音乐解决民族二元性问题,从不同方向探索了克服音乐创作主要矛盾的思想理路。通过比较研究拉赫玛尼诺夫与斯克里亚宾音乐风格的心理向度、表现意涵与审美品质等方面的异同,白银时代俄罗斯主流音乐创作中的现代性诉求得到了进一步验证,同时,这两种现代性音乐风格也深刻诠释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焦虑、矛盾与统一。

西方理性主义美学观对古典乐派的影响研究

古典主义时期的音乐在西方音乐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一时期的音乐中心是维也纳乐派,以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等音乐家的作品为代表,他们将古典乐派的理性主义美学观展现的淋淋尽致,并且把18世纪欧洲专业音乐水平带入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研究发现,理性与情感、内容与形式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征。在美学上,古典主义音乐并不追求个人情感的表达,而是更加注重音乐形式的美学,更加注重客观态度的表现。这一时期的音乐在严谨和简约的同时,也带来了激情和创新,具有朴素、庄重、典雅的特点。从中可以看到,只有真正理解古典主义时期音乐作品的理性主义美学、思想内涵、作曲家的人生经历等,才能把这一时期的音乐作品演奏好,才能在演奏中表现出巨大的激情与能量。

李鹰航在东北解放区的革命音乐活动与贡献研究

李鹰航是东北解放区一位具有代表性的革命音乐家,他不仅领导“哈尔滨大学戏剧音乐系”“哈尔滨大学文工团”和“东北文教工作队”等重要革命文艺团体发展壮大,而且还创作多部现实题材的音乐作品并得以广泛传播,在东北解放区乃至全国均产生重要影响,为革命宣传和战争胜利作出突出贡献。通过对李鹰航在解放战争时期所从事音乐活动的研究,不仅可以看到东北解放区革命音乐的蓬勃发展面貌与东北地方新旧文化的更替转换,同时对新时代音乐发展也具一定启示意义。

巴蜀乐派研究

生长于巴蜀,或具有长期在巴蜀生活学习的经历,与巴蜀地区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一批作曲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且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这些作曲家都具有某些使人感受到一种属于"巴蜀"的一些鲜明的特点,使我们提出了"巴蜀乐派"这个概念,通过对一些优秀的巴蜀作曲家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进行较详细的介绍和较系统、深入的分析与总结,去探索找寻巴蜀地域文化赋予他们的创作特质,领会其音乐创作和学术追求的精神内涵。

大平调、梆子腔与古代军乐

大平调是公认的典型的梆子腔剧种,具有梆子腔系的五个共性特征,然而,其历史却比学界目前所公认的梆子腔要早。据河南滑县弘治十一年《滑台重修明福寺碑记》副碑文"以上布施除修葺佛塔外,敬献大梆戏、大弦戏各一台",可知梆子腔剧种早于明代中期就已作为酬神戏流传在中原大地上。梆子既是乐器,又是官衙、军中的响器,其实用功能早于娱乐功能而存在,元代《辍耕录》记载有宋金院本杂剧中"冲撞引首"节目之《串梆子》名称,说明梆子宋金时期已开始用于戏剧表演,梆子腔很可能在那时就已形成。现已知的最早梆子腔剧种是大梆戏,也即大平调。大平调特别地使用了军中响器长尖,长尖这一乐器的特殊性在于,明嘉靖以前并不是所有场合、所有人都能使用,只有在皇帝巡幸、将帅行军等仪仗里才能吹奏和表演,使用者必须是帝王或军官。从大平调对长尖的使用,及其唱腔、剧本等方面,可以推知其为古代军乐在后世的遗存。

罗勒:“第二实践”的先驱

17世纪初的“两种实践”之争反映了意大利牧歌及声乐曲写作中艺术观念和作曲实践的演变。“第二实践”的代表人物蒙太威尔第将罗勒看作这一艺术倾向的先驱。本文在阐述有关“两种实践”论争内涵的基础上 ,重点分析了罗勒的三首牧歌 ,探讨罗勒的音乐话语及其“音乐释义”的特征 ,并就罗勒对“第二实践”的影响予以审思。

无间行者:施尼特凯复风格溯源

自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作曲家施尼特凯创作了大量复风格音乐作品,成为这一创作手法的代表人物。对于坚持表现世界和自我的施尼特凯,追溯其复风格创作思维的渊源是理解其作品内涵的必经之途。本文旨在通过论述在不同文化要素之间的施尼特凯,是如何在他的无间道上形成复风格创作思维的。

随风而逝的芬芳——勋伯格《月迷皮埃罗》诗歌文本评译

《月迷皮埃罗》体现了一种跨文化、跨艺术品种的文化现象,它联系了文学、音乐、戏剧、美术等艺术形式,为艺术学的综合研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梳理了该作法语文本、德语文本和音乐文本的产生过程,通过分析其艺术及技术手法的使用,总结该作品的表现特征和风格历史并指出:这部作品反映了真实的现实世界和时代精神,正是在直面和否定这种荒诞、丑陋的真实时,永恒的价值和艺术的美才会在精神层面展示出其醇厚、完满和不可或缺,才会实现其拯救作用。表现主义音乐的历史渊源,即德奥浪漫主义音乐思想的基本原则——"两重世界模式"——在这里显现出它深藏不露的真颜。在最后,笔者根据音乐作品翻译了该作的诗歌文本。

刘天华二胡曲乐音形态分析与探讨(上)

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民族器乐作曲家,二胡、琵琶演奏家和教育家刘天华先生,以其毕生的精力从事民族器乐的创作、演奏、教学和研究,通过他成功的创作实践对20世纪中国民族器乐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珍视、继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借鉴西洋音乐,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来融化西洋音乐因素、技法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他的作品乐音形态上体现了哪些中国传统音乐的具体特点,借鉴运用了哪些西洋音乐的因素和技法,他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融化西乐因素、技法在具体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都需要深入分析和研究。文章主要通过对刘天华二胡曲的乐音形态、技法特点、内涵气质的分析探讨,以获得对刘天华二胡艺术更深层的认识。

论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艺术歌曲的本质属性与音乐特征

要了解艺术歌曲,就要先从浪漫主义音乐及舒伯特谈起。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衍进看似变化多端,有诸多美学观念的革新在发挥作用,但其风格转变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则是文学与音乐关系的转变。在这种背景下,艺术歌曲作为浪漫主义音乐的产物,自然和诗乐相容便成为其最本质的核心属性,而这也必然会直接反映在其具象的音乐特征之中。

江南丝竹乐社“苏南三社”调查

本文通过苏州吴中藏书镇"顾家音乐班"、太仓双凤镇湖川乔社区"夕阳红艺术队"、太仓文化馆"恒通丝竹乐团"(简称"苏南三社")三个性质和生存状态不尽相同丝竹乐社的访谈式及参与式田野考察,观察到同一种丝竹乐种类型,演绎着大体相同的核心曲目和代表曲目,又在相同的地理文化范围内传承,但因其操纵群体成员所具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所处不同层次的文化境遇,此"苏南三社"所涉相关乐社的组织结构和音乐表现方式,即相互间表现出明显的区别和各自不同的文化属性特征。"苏南三社"调查材料的初步梳理与整合归纳,对江南丝竹的深入研究,当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十九世纪音乐:古典传统与浪漫主义

以"十九世纪音乐"的指称来取代"浪漫(主义)音乐"实际上给予音乐史学者对这个时代音乐现象、语境、特征、潮流等问题言说的更宽阔的论域和学术空间。"浪漫主义"作为一种音乐风格而存在,它的艺术独特性和在西方音乐史上的"时代意义"都是不可忽视的音乐史实。强调"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在音乐史上的密切关系和特殊意义,正是为了从深层上理解从"古典"到"浪漫"的连续性。从十八世纪晚期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音乐进程表明:"古典"与"浪漫"这两个对当代音乐生活影响最大的"音乐时代"形成了极为紧密而特殊的艺术关联,以"经典"认知为导向的"传统"建构及其艺术演变的张力成为贯通"古典"与"浪漫"之音乐命脉的基准与核心能量。

刘天华二胡曲乐音形态分析与探讨(下)

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民族器乐作曲家,二胡、琵琶演奏家和教育家刘天华先生,以其毕生的精力从事民族器乐的创作、演奏、教学和研究,通过他成功的创作实践对20世纪中国民族器乐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珍视、继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基础上,借鉴西洋音乐,以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来融化西洋音乐因素、技法的具体实践,尤其是他的作品乐音形态上体现了哪些中国传统音乐的具体特点,借鉴运用了哪些西洋音乐的因素和技法,他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融化西乐因素、技法在具体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都需要深入分析和研究。文章主要通过对刘天华二胡曲的乐音形态、技法特点、内涵气质的分析探讨,以获得对刘天华二胡艺术更深层的认识。

埃尔加与“英国音乐复兴”

“英国音乐复兴”是英国音乐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它的发展动力并非“政治意识”,而是“艺术觉醒”。埃尔加以其具有国际影响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英国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发展 ,展示出“英国音乐复兴”的重要意义——英国艺术音乐重新融入了当代西方音乐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