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形舞姿:从内蒙古阴山到广西左江的文化跋涉——兼谈藏彝走廊的舞蹈文化播布

蛙形舞姿,是一种“像人戴冠伸臂、曲胫而舞之形”的舞姿。这一舞姿篆文作“■”,隶变为“无”。从内蒙古阴山(狼山地区)岩画来看,这一舞姿与游牧劳动相关联,应该是“赶牧”方式促成的身体运动“动力定型”。而广西左江(宁明花山)岩画中大量的“蛙型舞姿”,被认为与从事稻作劳动的骆越先民相关联。从古代氐羌族群的文化跋涉,马家窑彩陶纹饰、“三江流域”盛行的藏族“卓舞”,以及云南文山富宁的彝族“铜鼓舞”及其相应的文化关联推测,广西左江岩画的“蛙型舞姿”亦应是游牧劳动及其稍后的农牧生产方式的产物。

从《丹顶鹤》到《10909》——近10年江苏无锡市歌舞剧院舞剧创作的文化触角

自2013年党的十八大召开迄今为止的十余年,是我国舞剧创作井喷式登场的十余年。作为一个地市级演艺团体,无锡市歌舞剧院曾以舞剧《阿炳》《红河谷》先后荣获第九届、第十二届“文华大奖”,在这十余年创演的大型舞剧居然达8部之多。这在我国演艺团体中是极为罕见的。这些舞剧创作的文化触角虽立足于区域,但追随区域“走出去”的步伐和胸襟,表现出高蹈的时代视点和滚烫的民族情怀。这是我国当代舞剧创作中值得关注的文化视角。

从“两汉析舞”到“甲骨寻舞”——彭松中国古代舞蹈史研究取向述评

彭松(1916—2016)是我国著名古代舞蹈史研究家。在新中国首部《中国古代舞蹈史》编著中,彭松执笔“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部。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舞蹈的通史研究中,“两汉舞蹈”是他的研究主场。为此,他在汉赋、乐府诗与汉画像的融通研究中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接着,他借“敦煌舞”之题拓展出“隋唐舞蹈”研究的新想象——不仅揭示出《西凉伎》与“敦煌舞”的文脉关联,而且从日本“唐舞图”和朝鲜“李朝宴乐”探寻唐、宋舞蹈在流变中的内质。再接着,他聚焦周代《大武》舞去探讨中国古代史诗性歌舞剧的叙事策略和诗、乐、舞结构。最后,他以“古稀”之龄倾力“甲骨寻舞”,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和有启迪的思路。

创作的意识与中国民间舞的作品形态(下)

20世纪90年代,舞蹈学界开展了“全国民族舞蹈创作研讨”,对于“民族舞蹈”的创作研讨,迄今为止,它是“空前绝后”的。在这次“研讨会”之后,作为“作品形态”的少数民族的民间舞“晚会”创作开始发力了。其中,门文元创作的土家族的《土里巴人》以“编织一种文化,推出一个民族”的理念,将“作品形态”的中国民间舞创作、特别是少数民族舞蹈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进入21世纪,杨丽萍再爆“华彩”,她创作的《云南映象》《藏谜》《云南的响声》“三部曲”,成为21世纪头十年中国民间舞“作品形态”高耸的丰碑。在《云南的响声》的创作过程中,杨丽萍“鼓励演员们在保持地方、民族特色的同时不必拘泥于固有的原生态”,这正是原生态民间舞得以自然传承、发展的精义所在,是对舞蹈学者傅兆先所谓“创又保”式民间舞发展理念的实践性呈现,也是中国民间舞作品形态之“创作的意识”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舞蹈演员转型为舞蹈教师:技艺传承与教育责任

舞蹈,作为一种具有重要文化和艺术价值的形式,其传承和发展至关重要。在舞蹈艺术界,舞蹈演员职业生涯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艺术生涯就此结束,舞蹈演员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仍然有巨大的价值,可以通过教学的方式传承下去。基于此,本文从舞蹈艺术的持久性和延续性的角度出发,探讨舞蹈演员如何在自身职业生涯的转变中实现艺术的持久传承,并提出了具体的教学策略,以供参考。

多媒体技术下的芭蕾教学模式探究

“多媒体技术下的芭蕾舞教学模式探究”是指将多媒体技术融入芭蕾舞蹈教学的过程中。这对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整合舞蹈教学资源,促进舞蹈学习能力的提高,提升舞蹈教学的整体效果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在多媒体技术日益兴盛的当下,芭蕾舞蹈教学仍然有以下问题:教学认知存在偏差、教学模式缺乏灵活性、教师专业素质良莠不齐。我们应从改变教师对舞蹈教学的认知、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提高教师舞蹈专业水平等三方面加以改进。

Popping视觉效果运用于表达角色心理活动刍议

Popping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属于街舞的一个分支。舞者们常常将其他一些舞蹈元素融合进来,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多元化的舞蹈形态。这些被融合进来的舞蹈元素在视觉效果上各有特点,不光能停留在炫技这个相对外在的层面,还可以运用得更深、更广。通过对融合Popping相关元素用于表达相对复杂、抽象、内在的角色心理活动的探讨,为丰富Popping的内涵和外延,拓展舞蹈表达的边界,为建立一种新的舞蹈分支提供一种思路。

敬畏艺术舞动“东方”——访舞蹈家邢德辉

来时路唐坤(以下简称“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个兴起的艺术团体都自带红色基因和历史使命,这其中就包括1950年新组建的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您恰巧是当年舞蹈团的首批入团学员,当时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本期名家|慕羽

慕羽,四川成都人,博士,北京舞蹈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艺术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首届国家公派留美访问学者,美国舞蹈节艺术新闻学院(杜克大学)舞蹈批评项目访问学者,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民族舞蹈文化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中国音乐剧协会理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3),北京市青年拔尖人才(2013).

A Dancer’s Dedication--Chinese dancer Feng Mi has devoted decades to promoting cultural exchange through Myanmar dancing art

In 1993 at age 45,Feng Mi arriv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ulture and Arts of Myanmar,which had been established a year earlier,as a dance studies scholar sent by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Culture.As a dancer from northern China,Feng was not surprised by the heat and humidity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y upon arrival.

文化的积淀与中国民间舞的模态构成(中)

本文主要从历史文化的积淀来考察中国民间舞的模态构成。与上篇相关联,本篇分析了“从古氐羌、凉山彝族到云南彝族繁多支系的舞蹈”“渝东南、鄂西、湘西土家族舞蹈的关联与流变”“安代舞、顶灯舞、萨吾尔登三位一体的蒙古族舞蹈”以及“‘丝绸古道的风韵’决定了西域舞蹈文化的底色”,为下篇的微观把握做好逻辑关联的梳理。

文化的积淀与中国民间舞的模态构成(下)

与上篇和中篇相关联,文章分析了铜鼓舞蹈文化区的广西壮族、云南傣族和贵州苗族;花鼓舞蹈文化区的本质特征是“稻作文明”;千姿百态的“扭”法形成了北方“秧歌”的丰富多彩;北方秧歌“街场子”“大场”和“小场”的模态构成。下篇除在有机关联中认知中国民间舞“模态构成”的中观“共情”外,还在微观的动态风格层面去把握其动态成型的根由。

文化的积淀与中国民间舞的模态构成(上)

中国民间舞“模态构成”的研究,指的是对既往“自然舞蹈”研究的宏观及中观把握;对一些决定“模态构成”的微观要素,也会加以分析和研究。本着由宏观、中观而微观的认知思路,本文的上篇由世界舞蹈格局与“舞蹈世界”模态、中国舞蹈格局中的舞蹈模态构成,延伸到民族民间舞蹈模态构成的“云南分类”与“西藏风范”,为中篇和下篇的中观及微观把握做好逻辑关联的梳理。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的高峰品相

中国民族风格舞剧,是指这类舞剧叙事的语言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包括民族舞蹈语言的古典风格、族群风格和地域风格。讨论这类舞剧的高峰品相,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面对那些经过人民认可、历史选择并体现国家意志的“经典性”作品。本文分析的“经典性”作品大约分布在四个时期:一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展的“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的评展;二是20世纪90年代开启并实施的每年一届的舞台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的评选;三是21世纪头十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选拔及逐步与“中国艺术节”同步的“文化大奖”的评选;四是近十年(2013—2022)来四届(第十届至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对“文华大奖”作品的确认。

创作的意识与中国民间舞的作品形态(中)

走向舞台作为表演艺术的民间舞被吴晓邦称为“新民间舞”,它从旧民间舞中脱胎而生,对旧形式加以改造,表现新的社会生活和新人新事,赋予民间舞以新的生命。它以一种新的形式和内容完成了对延安秧歌舞及其精神的继承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杨丽萍、张继钢的民间舞作品推动了“新民间舞”形态的发展和创作意识的升华。杨丽萍的《雀之灵》和《杨丽萍舞蹈晚会》呈现为当代意识与乡土风情的神遇、表现意识和浪漫意识的契合、心灵与技能的完美统一;张继钢的《黄河儿女情》和《献给俺爹娘》则不以追求某种舞蹈或个人风味为目的,而是以传统民间舞蹈与民间生活为根,多方汲取营养,从而提炼捕捉到自己独特的舞蹈风格与情味。

家国情怀:赵得贤革命战争题材舞蹈创作观

赵得贤是中国朝鲜族舞蹈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他所创作的舞蹈作品具有深深的“家国情怀”,在民族存亡时刻他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融为一体,用舞蹈艺术唤醒中华同胞的爱国精神和家国意识。赵得贤的革命战争题材舞蹈创作观念是他在战争年代与侵略者斗争的有力武器,是唤起人民保卫家国的精神表达,亦是他在和平年代传递民族情感的重要思想。

追寻初心 肩负使命——访西藏舞蹈理论家丹增次仁先生

丹增次仁先生是最早对西藏浩如烟海的各类传统民族民间舞蹈进行全面、系统挖掘的领头人,也是西藏传统舞蹈理论研究领域的主要奠基人。他曾对西藏传统艺术进行了全面的田野调查和采风活动,并参与相关的收集、分类、解析等研究工作,被业内称之为“西藏舞蹈活词典”。他的成果主要有《西藏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西藏卷》《西藏民间歌舞概说》《西藏宗教舞蹈艺术》(合著)等,近期拟出版《西藏舞蹈品种》;他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70篇。其研究成果业内影响甚大,被广为引用,已成为西藏舞蹈、音乐等研究中最重要的典籍蓝本,为西藏传统舞蹈艺术的抢救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了系统而翔实可靠的研究资料,对拓宽和深化藏学研究领域,促进西藏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章围绕丹增次仁先生的艺术生涯、学术成果及观点,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访谈。相信老一代艺术家倾其一生的思考和认知,能够为西藏传统舞蹈文化的建设带来一定的启发。

创作的意识与中国民间舞的作品形态(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舞蹈界因苏联乌克兰维尔斯基民间舞蹈团来京演出,引发了关于“民间舞生命力何在”的专题讨论;其中对中国20世纪50年代著名舞蹈家和优秀舞蹈作品的讨论,焦点所在正是作为舞台艺术的“中国民间舞”。这一时期,开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中国民间舞”的新纪元,将自然传衍的民间舞蹈升华为具有社会主义时代属性的舞台作品是一种质的飞跃。深入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去创作民间舞作品新形态,强调“时代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从作品的主题内容、典型形象出发来改造自然状态的民间舞,体现出真实、自然的生活所决定的创作意识和创编取向。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创作与发展,需要对“作品形态”的中国民间舞树立相关的“创作意识”。

舞剧演出舞台监督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对于文化消费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给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随着人们文化程度的提高,大家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舞剧,所以舞剧演出的价值也就日益突显出来。为了保障舞剧的整体演出质量以及加强对舞剧演出的协调管理工作,舞剧舞台监督这一职业就尤为重要。但是随着当前舞剧表演的不断增多,在舞剧演出舞台监督当中存在的问题也开始凸显。为了能够更好地提升舞剧演出质量,我们需要不断加强舞剧舞台监督的协调管理能力,提升舞剧舞台监督工作质量,进而带动我国舞剧演出的发展。

愿唐乐舞重建成为中国乐舞创新的活水泉源——著名舞蹈家刘凤学博士访谈录

在今年8月举行的第29届世界音乐教育大会(ISME)上,西安音乐学院与台湾新古典舞团联合演出了一台名为《来自唐朝的声影》的大型乐舞晚会,同时举办了一场"唐乐舞重建与文化中国的视野"研讨会。《来自唐朝的声影》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系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西安鼓乐",它目前尚存活于西安周边民间乐社的活动中,使用的是中国古代的俗字谱,在律、调、谱、器以及表演形式上保留着唐人的文化胎记,是历史的活化石。第二部分为唐乐舞,系台湾著名舞蹈学家刘凤学博士在中国传统文献和唐传日本文献的基础上,经过严格而科学的考证重建的唐乐舞之选粹,其一招一式,一音一节,都力求有根据、有来历。这台晚会不仅仅是为了观赏性审美(虽然它也追求舞台美感),而是要以这样的表现方式传达出大唐文化的气息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韵致。在西安鼓乐笛韵和鼓节悠长的天籁声中,在唐乐舞不疾不徐、不躁不火的优雅动作和演员沉静深远的眸神里,许多人被深深地感动了!在研讨会上,中国舞蹈界、音乐界许多资深专家都发表了感言,他们高度赞赏本次演出的成功。中国舞协主席白淑湘、著名舞蹈史家董锡玖、王克芬和舞蹈理论家罗斌、江东、王伟等,参加了研讨会并作重要发言。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赵塔里木、著名唐乐古谱专家陈应时、民族音乐学家乔建中以及音乐学家修海林,李玫、项阳、孙晓辉、张伯瑜、杨民康、赵为民、田耀农、谢嘉辛等,在研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高度肯定了唐乐舞重建的文化意义和艺术价值。台湾著名舞蹈学家、音乐学家刘凤学博士作了长篇发言,陕西省教育厅主管副厅长方光华以及西安音乐学院领导及专家学者和参演人员与会,听取了意见和建议,方厅长和安宁书记做了重要讲话。本期发表了部分演出照片和采访文章,一则表达对倾毕生精力研究和重建唐乐舞的刘凤学先生的敬意!二则真实记录和保存两岸艺术家的精诚合作。愿大唐文化气质和中华文化脉动,能够跨越时间隧道,为"和谐与世界的未来"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