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象”:中华民族舞蹈原始发生蠡测续说(二)

“象”是中华民族舞蹈原始发生中的一种文化存在。《象舞》是周代一个比较重要的祭祀舞蹈。作为周公纪功乐舞的《象》又称《象箾》,《象》的“以箾为仪”指向《易》的“象也者像也”。汉代宫廷中有一种专职艺人称为“象人”,“象人”的“蒙假面”与“方相氏”的“相人”之意均与丧葬事宜相关。荀子《非相》的义理积淀于“偶人”的形制和“面具”的图式之中;张衡《西京赋》的“舞像”更指向整体的“舞者”——其中的汉之“戏象”一词,正是从“戏倡舞像”中点化而来,而“戏倡舞像”本自“尸礼废而像事兴”。由“象人”与偶、与俑、与傀儡的关联一直联系到“傀儡戏”,显然已远离周公的纪功乐舞《象》,也无关乎《荀子·儒教》所言,“戏象”之说显然是从“舞象”一词演变而来的。

说“扭”:中华民族舞蹈原始发生蠡测续说(一)

“扭”,作为秧歌舞蹈中最显著的动态特征及其律动根源,是中华民族舞蹈原始发生值得关注并应当探求的一种文化现象。从陕北秧歌的“扭摆走”到东北秧歌的“稳中浪”,从胶州秧歌的“翠花扭三步”到安徽花鼓灯的兰花“三掉腰”等,不同地域的秧歌、花鼓灯舞蹈,由于不同动态的参与,“扭”得异彩纷呈。然而各地秧歌中“扭”的成因却不尽相同:“兰花”舞蹈之“扭”的直接成因是“女子缠足”习俗,东北秧歌的“浪”是高跷舞蹈对“扭”的极大夸饰,冀东地秧歌“拉骨抻筋”呈现出“扭”的复杂形态,山东鼓子秧歌“花子”的舞式之“扭”强化了舞动之“扭”。在“视觉格式塔”视域中的秧歌舞蹈“绕菠花”“扭场子”,是“扭秧歌”的最高境界,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没有持举龙形道具的“龙舞”。目前的秧歌舞蹈主要存在于北方“旱作文化”之中,走出“水田”去探求“秧歌”与“稷神”的关系,会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胡汉乐舞文化交流对汉代舞蹈的影响

在汉代,胡汉文化交流频繁,民族之间相互融合,文化彼此渗透,“诸胡汉化”与“汉族胡化”已被双方接受和认可。胡乐舞作为当时汉代舞蹈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因素,为后世的舞蹈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胡汉乐舞两种舞蹈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既有区别又相互依存,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胡汉乐舞文化交流对汉代舞蹈的影响,可以增进文化认同,提高文化自信,培养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对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皖江区域的乐舞艺术探究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政权的频繁交替,使得其文化也体现出多元的特征。而包括皖江区域在内的江南,则进入政权相对稳定的六朝时期,在南迁北方士族的影响下,经济、文化均有一定发展,甚至形成了“六代豪华”的局面。原本在中原流传的百戏、清商乐舞等传入江南,与当地乐舞进行了融合,并产生出新的乐舞形式。通过文献调查法、思辨法、历史研究等方法,探索这一时期皖江区域的乐舞,有助于了解六朝时期江南乐舞文化,并对中国舞蹈史研究形成有益补充。

汉赋中的舞蹈及汉舞的审美意蕴

汉赋作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有关乐舞的赋文历来被视为研究美术史和艺术现象的重要资料。汉代乐舞赋以及其他诸多同时期的文论中所见对舞蹈场景丰富而细腻的描写,侧面展现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舞蹈艺术高峰期的盛况。汉代乐舞百戏的兴盛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生动的视听资源和丰富立体的审美视角,而文人们对舞蹈活动的参与也推动了舞蹈艺术在理论上的提升。汉代文人在赋体写作中巧妙地融入了身体动作的意象元素,以罗列、白描、夸饰、比喻等修辞手法诠释了舞蹈艺术形式的审美意蕴,抒发了舞蹈“气”与“体”的生命律动,这让处于汉代文学艺术高峰的汉赋扮演了汉代乐舞艺术传承媒介的角色。因而,我们可以从汉赋中挖掘出汉代舞蹈的审美意蕴,加深对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所表达的思想内涵的理解,进一步丰富中华传统文化遗产。

互文与涵化:汉代杂舞的动态变迁及其理论阐释

仪式性语境的存在,赋予杂舞的底层以祭祀乐舞痕迹,使其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早期杂舞有着上古军事用乐和仪式用舞的传统,因而具有多样化特征。杂舞从民间上升为宫廷宴飨的轨迹表明,文人的创作、拟作影响了杂舞的操演和互动,胡乐舞与杂舞的融合、共生也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这种涵化方式,既是杂舞历史互文传统的延续,又是政治在场语境下民间与宫廷互动的见证。

莫高窟112窟琵琶舞画面的审美特征与文化意蕴

通过分析莫高窟112窟壁画中琵琶舞画面的审美特征与文化意蕴,从构图、色彩运用、线条表现以及舞姿动态等方面深入探究该壁画的视觉魅力与艺术特征。结合历史背景阐述其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和佛教艺术传播中的丰富文化内涵与跨文化意义及影响。

新疆优秀乐舞作品的历史经验梳理

新疆乐舞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生活和精神的集中体现。本文对新疆优秀乐舞作品的历史经验进行梳理,旨在重视新疆乐舞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通过对新疆优秀乐舞的全面调研整理及进一步考证,为传承、发展、传播新疆优秀乐舞文化夯实基础。

以中国两周时期为中心的“舞势”考论

“舞势”系舞人运动过程中所呈现的“最富于孕育性的”身体态势,它是身体内部的力与能量积蓄、爆发的具体体现,也是舞蹈气韵生动与特定风格形成的关键因素,其间蕴含着艺理、人伦与哲思。中国两周时期的舞人已开始运用“俯仰”“拧转”“奔走”这三大“舞势”来建构舞蹈身体语言,不仅对门、桌、轮平面的三维空间构成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于身体运动中融入“礼”文化的观照,更将“舞势”的探索引向“神居何所”存在哲学的思考——在“俯仰”中通过仰观俯察的流观方式观照空间的高远,在“拧转”中通过周而复始的道法运动观照空间的宽博,在“奔走”中通过流动不居的万象之态观照空间的纵深。以中国两周时期为中心的“舞势”,既注重找寻身体运动开发与舞蹈技术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注重探求礼制规约与自由浪漫的双重人文关怀,还注重维系客观物质世界与主观精神世界的辩证统一。

德州严务落子秧歌表演形态与文化特征研究

德州严务落子秧歌主要流传于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严务乡地区,是以“落子”为特色的地秧歌类民间舞蹈。严务地区与河北毗邻,当地文化受到齐鲁与燕赵文化的双重影响,因而严务落子秧歌从外在样式到动作本体呈现出“尚武重俗”的文化特征。

“阿细跳月”的名称溯源及其认可

“跳月”一词至迟是明万历以来汉族文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跳舞以求偶的风俗之专称,并非梁伦、闻一多所起。1940年前后,一批知识分子深入到阿细人聚居区,他们用“跳月”一词来称呼阿细人跳舞求偶的三弦舞。1945年梁伦深入路南圭山采风,看到了久闻其名的“跳月”,1946年他在当地挑选阿细人演员,创编了一个名为“阿细跳月”的三弦舞节目。后来“阿细跳月”这个节目名称知名度扩大,最终含义泛化为对阿细人三弦乐舞的专称,并被社会各界和阿细人所认可。

西方现代舞变革再审视

现代舞的编创离不开工业革命下新思想与新技术的推动。电影技术具有捕捉和录制动作功能,为进一步理解和分析人体舞蹈提供了条件。本文首先对现代舞的创作概念和西方现代舞的特点进行论述,然后从思想层面探索工业革命如何推动现代舞的发生,包括西方工业革命新思潮对现代舞的影响、艺术家的哲学思想对现代舞的影响,以及女性自立思想对现代舞的影响;从机械发展方面分析推动舞蹈变革的方式方法,概述舞蹈创作形式的现代化包装,如何通过影像技术表现现代舞,以及运用摄影机进行舞蹈的表达,解读工业革命对现代舞发展的推动效果。

土家族八宝铜铃舞的仪式乐舞变迁研究

文化热使民俗文化重获当地民众与外来游客的追捧,民俗舞蹈成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向外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土家族八宝铜铃舞也不例外。它从神圣的仪式中走出,转身进入展演的舞台,舞蹈形态与功能也随之变迁,然而变迁给予八宝铜铃舞巨大传播力的同时也消解了其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如何面对变迁中岌岌可危的仪式乐舞文化与保持民间舞蹈创作中的民族性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德治”之基的古代乐舞教育发展研究

目的:文章系统梳理中国古代乐舞教育的发展历程,深入挖掘其与“德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乐舞教育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通过阐述乐舞教育在道德教化、和谐社会构建等方面的作用,为现代社会道德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方法:文章对乐舞教育的四个阶段进行论述。第一阶段讨论远古时期乐舞的起源和功能,指出其为乐舞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分析西周“制礼作乐”的思想内涵和乐舞教育制度的发展,强调“以舞颂德”的政治理念。第三阶段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美育普及和儒家思想形成对乐舞教育的影响,强调“尽善尽美”的理念。第四阶段分析唐朝乐舞背景和德美相统一的乐舞教育,以及乐舞教育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结果:研究发现,中国古代乐舞教育的发展经历了萌芽初生、西周制礼作乐、春秋战国美育普及和唐朝“德美共存”四个阶段。乐舞教育在每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统治者的政治理念传播和道德教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结论:中国古代乐舞教育的发展在国家治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倡导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乐舞教育不仅提高了人们的道德修养,还促进了和谐社会构建。在不同历史阶段,乐舞教育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和完善,为统治者宣扬治国理念提供了有力支持。

民俗学视野下张家口非遗音乐舞蹈类项目传承发展研究

张家口非遗音乐舞蹈类项目历史悠久,文化深邃,具有浓郁的地方韵味,如竹林寺寺庙音乐、王河湾挎鼓等艺术形式,其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在全国绝无仅有。随着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加速,在乡村城镇化进程中,人们节日观念日益淡化,许多传承已久、蕴含着丰富中华民族精神的非遗文化难以为继,对张家口非遗音乐舞蹈类项目进行深入细致的挖掘整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将张家口非遗音乐舞蹈融入当地乡村振兴实践中,通过搭建文旅平台、培养专门人才,实现区域经济转型,打造艺术乡建产业,从而逐步生成区域特色文化经济链,打造区域文化经济新业态,塑造人类乡土文明新形态。

敦煌壁画中的乐舞文化及其传播——评《敦煌乐舞研究文集》

敦煌壁画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文化精髓。其中,乐舞题材的壁画更是展现了古代中华文明中音乐舞蹈的独特魅力。《敦煌乐舞研究文集》一书聚焦于敦煌壁画中乐舞的文化内涵与传播,通过揭示其背后蕴含的丰富信息,以期更全面地理解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敦煌壁画作为文化传承载体之一,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新时代十年中国舞蹈史研究展望

2011—2021年新时代十年间,中国舞蹈史学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语境下不断发展,无论是史学资料的挖掘,还是人才队伍的建设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区域舞蹈史、舞蹈图像史、乐舞史研究成果尤为突显。综合十年间的相关文献来看,中国舞蹈史的研究呈现出三点变化:第一,通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在史料方面不断丰富;第二,专题史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第三,舞史的研究方法既继承传统文献考据法,也引入了口述史等新方法。以《中国舞蹈通史》“马工程”为代表的中国舞蹈史成果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艺术史观在舞蹈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黑龙江舞蹈的历史传承与融合探究——以唐渤海国时期、金代早期、清朝初期为例

文章以唐代渤海国、金代早期、清朝初期三个历史时期为研究节点,探讨黑龙江区域舞蹈在跨代传播中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研究聚焦于这三个历史时期黑龙江舞蹈的延续性与创新性,分析了在统治者更迭、历史疆域变动等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舞蹈艺术在黑龙江地区的传承与发展。鉴于黑龙江舞蹈历史资料及研究成果的相对匮乏,研究采用舞蹈生态学方法,通过对黑龙江地域民族史的研究,逆向追溯舞蹈艺术的发展轨迹及其规律,旨在填补黑龙江地域舞蹈史的研究空白,并为丰富中国舞蹈史料库作出贡献。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文本结构及其乐舞体制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是由篇题、序言以及含有乐诗演奏符号在内的十首歌辞组成的诗文本,是周代乐官掌教的典礼乐舞演奏脚本。篇题中的“琴舞”表明这部乐舞以琴为伴奏乐器的同时又以琴为舞具,序言两次出现的“九絉”表明这部乐舞使用的是在上古九体乐舞基础上根据典礼需要改编而成的“1+9”结构的新式乐舞结构,与歌辞融为一体的“启”“乱”等演奏符号在标识乐舞开幕的同时,也表明每一幕乐舞的伴奏乐歌皆由演唱形式不同的两部分构成。简文这种在结构内容上体现出的重视礼乐实践指导而不同于传世本《诗经》的文本样态,是周代乐官对仪式乐歌用于教习、演奏时相关信息的文字记载,是乐家传《诗》的一种。

图像学视域下汉代西南丝路上羽舞与中原羽人舞比较研究

本文依据图像学视角,针对汉代中原与西南地区出土器物上的羽人舞蹈纹饰进行比较,从而发现二者对舞者形象的塑造有迥异的表现与表达。西南羽舞主要以持羽、饰羽为舞者造型特征;中原羽人舞则以生羽、化翼的身形异化来强化羽人的神仙身份,并由此引发羽舞动作设计上的差异性。与此同时,随着乐舞百戏在汉代的日益盛行,二者均有从舞蹈到戏剧的模式化演变倾向,且都蕴含模仿鸟类形体表达的朴素审美理念。据此,本文将此类舞蹈表演形式与西南丝绸之路相关器物纹样进行比对,发现在舞蹈富有戏剧性转化形式的过程中,西南羽舞很有可能逐渐融入中原百戏的表演体系之中,即由此丰富了汉代多民族艺术交融于一体的特色,以此揭示中华民族古老艺术浑然一体的民族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