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与涵化:汉代杂舞的动态变迁及其理论阐释

仪式性语境的存在,赋予杂舞的底层以祭祀乐舞痕迹,使其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早期杂舞有着上古军事用乐和仪式用舞的传统,因而具有多样化特征。杂舞从民间上升为宫廷宴飨的轨迹表明,文人的创作、拟作影响了杂舞的操演和互动,胡乐舞与杂舞的融合、共生也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这种涵化方式,既是杂舞历史互文传统的延续,又是政治在场语境下民间与宫廷互动的见证。

莫高窟112窟琵琶舞画面的审美特征与文化意蕴

通过分析莫高窟112窟壁画中琵琶舞画面的审美特征与文化意蕴,从构图、色彩运用、线条表现以及舞姿动态等方面深入探究该壁画的视觉魅力与艺术特征。结合历史背景阐述其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和佛教艺术传播中的丰富文化内涵与跨文化意义及影响。

汉赋中的舞蹈及汉舞的审美意蕴

汉赋作为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中有关乐舞的赋文历来被视为研究美术史和艺术现象的重要资料。汉代乐舞赋以及其他诸多同时期的文论中所见对舞蹈场景丰富而细腻的描写,侧面展现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舞蹈艺术高峰期的盛况。汉代乐舞百戏的兴盛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生动的视听资源和丰富立体的审美视角,而文人们对舞蹈活动的参与也推动了舞蹈艺术在理论上的提升。汉代文人在赋体写作中巧妙地融入了身体动作的意象元素,以罗列、白描、夸饰、比喻等修辞手法诠释了舞蹈艺术形式的审美意蕴,抒发了舞蹈“气”与“体”的生命律动,这让处于汉代文学艺术高峰的汉赋扮演了汉代乐舞艺术传承媒介的角色。因而,我们可以从汉赋中挖掘出汉代舞蹈的审美意蕴,加深对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所表达的思想内涵的理解,进一步丰富中华传统文化遗产。

新疆优秀乐舞作品的历史经验梳理

新疆乐舞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生活和精神的集中体现。本文对新疆优秀乐舞作品的历史经验进行梳理,旨在重视新疆乐舞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同时通过对新疆优秀乐舞的全面调研整理及进一步考证,为传承、发展、传播新疆优秀乐舞文化夯实基础。

前蜀宫廷队舞《折红莲》考论

前蜀宫廷队舞《折红莲》在继承前代采莲舞的同时亦有新变,道具装饰华丽精巧、舞台构思新颖独妙、场面气势盛大恢弘、技术设备先进高超、致词长歌等程式设计,为宋代队舞《采莲舞》的定型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前蜀后主王衍喜舟戏、崇道教,尤好宏大奢华的聚会及演出,故创制了带有道教情韵的大型队舞《折红莲》,此舞或代表了前蜀乐舞的最高成就。《折红莲》在后蜀宫廷曾多次演出,经雅化后,与《回鹘》队舞等一起,随入宋的官员及乐工传至北宋宫廷,推动了宋代宫廷乐舞的发展。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文本结构及其乐舞体制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是由篇题、序言以及含有乐诗演奏符号在内的十首歌辞组成的诗文本,是周代乐官掌教的典礼乐舞演奏脚本。篇题中的“琴舞”表明这部乐舞以琴为伴奏乐器的同时又以琴为舞具,序言两次出现的“九絉”表明这部乐舞使用的是在上古九体乐舞基础上根据典礼需要改编而成的“1+9”结构的新式乐舞结构,与歌辞融为一体的“启”“乱”等演奏符号在标识乐舞开幕的同时,也表明每一幕乐舞的伴奏乐歌皆由演唱形式不同的两部分构成。简文这种在结构内容上体现出的重视礼乐实践指导而不同于传世本《诗经》的文本样态,是周代乐官对仪式乐歌用于教习、演奏时相关信息的文字记载,是乐家传《诗》的一种。

图像学视域下汉代西南丝路上羽舞与中原羽人舞比较研究

本文依据图像学视角,针对汉代中原与西南地区出土器物上的羽人舞蹈纹饰进行比较,从而发现二者对舞者形象的塑造有迥异的表现与表达。西南羽舞主要以持羽、饰羽为舞者造型特征;中原羽人舞则以生羽、化翼的身形异化来强化羽人的神仙身份,并由此引发羽舞动作设计上的差异性。与此同时,随着乐舞百戏在汉代的日益盛行,二者均有从舞蹈到戏剧的模式化演变倾向,且都蕴含模仿鸟类形体表达的朴素审美理念。据此,本文将此类舞蹈表演形式与西南丝绸之路相关器物纹样进行比对,发现在舞蹈富有戏剧性转化形式的过程中,西南羽舞很有可能逐渐融入中原百戏的表演体系之中,即由此丰富了汉代多民族艺术交融于一体的特色,以此揭示中华民族古老艺术浑然一体的民族特性。

殷墟卜辞中的商代“北里之舞”考论

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作新淫声”的“北里之舞”,就是我们今天对殷墟卜辞释文译义的“从”。“从”的字形来源,是中国远古先民的生殖崇拜舞蹈。“从”的引申义在商代的运用,并非“从”的本义或初义。“北里之舞”是殷商时期王室贵族权力享乐的标志之一,在殷墟卜辞中,除了祭祀求雨外,有关“北里之舞”卜辞的存在,传递出了商代权力表达的一个重要特征。占卜祭祀是商王室贵族权力宣示的方式,也是商代权力“合法化”的途径之一。“北里之舞”这种专供商王室贵族权力享乐的工具,其活动仍然需要进行占卜贞(鼎)问的允许,从而使得这种“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的“靡靡之乐”舞蹈表演,也具有了“神授王权”的合法性,同时充满了商代特征的神秘性。商代“北里之舞”的兴起,虽然迎合了商王室奴隶主贵族的奢侈享乐之需,却在客观上同时促使了中国古代舞蹈从单纯的祭祀实用,向非祭祀性的表演观赏的转变。因此,“北里之舞”成为中华舞蹈历史变衍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敦煌壁画中的乐舞文化及其传播——评《敦煌乐舞研究文集》

敦煌壁画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文化精髓。其中,乐舞题材的壁画更是展现了古代中华文明中音乐舞蹈的独特魅力。《敦煌乐舞研究文集》一书聚焦于敦煌壁画中乐舞的文化内涵与传播,通过揭示其背后蕴含的丰富信息,以期更全面地理解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敦煌壁画作为文化传承载体之一,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民国时期舞蹈艺术传承与创新发展探析

民国时期,舞蹈艺术经历了承前启后与革旧立新的巨大变化发展过程,呈现出碰撞中交织融合和传承中创新发展的总体态势。民国时期的舞蹈艺术以观念意识之“新”、内容形式之“新”以及功能价值之“新”的全新姿态,引领了新中国舞蹈事业民族化、本土化、多样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文物中的云南舞蹈探赜

文物既是历史发展的实体物证,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云南出土的舞蹈文物最早可追溯到石器时代,最晚则至清代末年。出土舞蹈文物记录了各历史时期云南民族舞蹈的发展状况,也见证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渊源。文章通过对崖画石刻中的原始舞蹈、青铜器中的古滇乐舞、风俗画中的民族乐舞等云南古代舞蹈文物的梳理、分析,揭示出了云南古代舞蹈发展过程中鲜明的地域性、文化交融性特点。

规训理论视域下中国古代女乐舞蹈的身体隐喻

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在以父系社会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中,女乐舞蹈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倾向。但舞蹈本质不是简单去迎合规训权力的审美喜好,而是需要通过自身的意识觉醒,去创造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艺术作品。本文主要探讨“规训”对中国女乐舞蹈发展的影响,试图通过对中国女乐舞蹈发展状况的初步探究,探寻舞蹈身体意识和审美的主体性“言说”。

古代中亚的胡旋舞考释

隋唐时期舞蹈继承南北朝舞乐,亦汲取中亚诸民族舞蹈精华,胡旋舞更为其中翘楚。本文通过壁画等文物并结合古代文献,对胡旋舞进行全面的考释和印证。

商调曲视域下《霓裳羽衣》舞的审美特征

《霓裳羽衣》作为唐代最为著名的舞蹈,不仅代表了当时舞蹈艺术的最高水平,更在商调曲的框架下展现了独特的审美特征。从音乐风格来看,商调曲以其深沉、幽远的特性,为《霓裳羽衣》赋予了深远的意境。曲中除散序部分带有佛教音乐的特征外,曲终的长引部分音调清丽,与现存道教音乐的特征相呼应,为舞蹈增添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和神秘感。在商调曲的视域下,《霓裳羽衣》的审美特征显得尤为独特和鲜明。《霓裳羽衣》作为唐代著名的宫廷乐舞,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不仅在我国舞蹈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探讨商调曲视域下《霓裳羽衣》的审美特征,以期更深入地理解这一舞蹈作品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

狮舞流沙万里来

广泛流行于中国民间的狮舞 ,非出于中原本土文化 ,而是来自西域 ,约在曹魏时出现于中原文化舞台。

抗战时期新疆舞蹈的发展

在抗日救亡的烽火中,新疆的各文化团体、大中院校利用舞蹈这一艺术形式,积极宣传抗战,其中有汉族的舞蹈活动,更有众多少数民族利用舞蹈艺术进行的抗战宣传,这些活动,激发了新疆各族民众的抗战热情,培养造就了一批舞蹈人才,也使得舞蹈从民间走向舞台。本文就抗战时期的舞蹈活动及其作用进行了研究。

唐代的胡旋舞略谈

位于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粟特民族，即汉文史籍所称的“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等昭五九姓”，以善于商业活动而著称，同时他们还“好歌舞于道”。在与中原进行商业贸易的时候，

隋唐时代的乐舞机构

隋唐时代的乐舞机构的建立有其历史必然性。隋唐乐舞机构包括太常寺、教坊和梨园 ,其机构设置及传习。

迂回宛转 分流而出——宋代舞蹈传承变异与元明清舞蹈流脉

宋代舞蹈承前启后,传承变异。虽然传统乐舞孕育着新的发展势头,但杂剧和民间舞队作为新生力量,最终成为强势,使宋代舞蹈虽“参韵曲折”,但终以三脉而出,确定了元明清舞蹈发展格局。本文旨在探索中国古代舞蹈史新的研究途径和方法:改变从文字到文字的文献叙述方法,简约文字意象,切入结构把握,使舞蹈形象从文字遗迹中得以升华;融合断代的微观具体与通史的会通疏放,呈现舞蹈史发展的内在性、规律性,并使其结构化。

两汉时期舞蹈形态与舞蹈服饰分析——兼论我国传统服饰表现在舞剧《水月洛神》中的运用

汉代是我国舞蹈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吸收了商、周时期由"祭祀和礼化"构成舞蹈表演性质的成分,主要是在歌舞百戏中出现;也形成了独具时代特征的袖舞和盘(鼓)舞的舞蹈风格。两汉时期的袖舞是借助舞蹈服饰中的不同袖型如宽袖、宽大袖、窄袖、窄长袖以及宽袖套窄袖等作为表现载体的舞蹈形式,盘(建鼓)舞则是通过道具盘或建鼓进行舞蹈表现,其服饰本身也在为便于舞者的舞蹈动作而做出的特定处理。由此可知,决定汉代舞蹈风格的要素除特定的舞蹈动作风格之外,也包含舞蹈服饰或道具对其所起到的作用。本文以目前现存的两汉时期汉画像砖石上的舞蹈形态为对象,考察我国汉代舞蹈中的舞蹈形态和舞蹈服饰,以及二者是如何有机的形成一体进行舞蹈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