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隐喻建构下的音声叙事——客家“埔寨火龙”仪式音声的隐喻性与文化认同

“埔寨火龙”是中原舞龙习俗与客家本土文化互动、交融下所形成的一种具有客家地域特色的舞龙文化,其仪式中的各类“非语言性”和“语言性”音声符号,背后隐喻了客家社会的族群历史、文化认知观念和社会结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埔寨火龙”仪式音声是客家人的一种“族性符号”,它隐喻了客家人的“中原文化情结”和“中原汉民身份”。但从音声符号的文本建构来看,“埔寨火龙”又是一种多重文化认同建构下的文化再造,其仪式音声的符号隐喻,折射了客家社会对族群、区域、国家的三重文化认同思想。

贸易空间的表述与实践:西藏山南“拉康加羌姆”研究

“拉康加羌姆”是俗人表演的法舞,是一部神圣与世俗共存的展演,也是汉藏文化交流的典型表现。整个仪式结构以独特的地理方位“枯廷拉康”为物质基础生产了一个具有象征性质的“空间实践”;以“卵(鸟)生宇宙”,“矮人”等情景完成了秩序的“空间表述”;最终以“猕猴与罗刹女”以及“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等情景展演,形成了以交易为主的“表述空间”。这些神话和历史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时空,但内在具有一定的联系,通过神话、仪式、历史事件的展演,形塑了一个由赞普直接表征的秩序空间,营造了边贸会和平互惠的贸易空间,这也是藏族社会突破村落和家族边界形成一个和平空间的根本机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婚礼表述了汉文化在吐蕃政治图景中的重要意义,这一空间的形成与文成公主镇压魔女的空间塑造策略是紧密相连的,而加羌姆则致力于将这一表述直接实践于地方社会的核心位置,从而实现空间的国家化。

莆仙地区“大神尪”傩舞的活态表征与文化演绎

莆仙地区“大神尪”傩舞活态遗存在时空流变下,其“驱逐”原形被遮蔽,逐步变型为将驱恶纳吉、禳灾祈福作为主要诉求,以傩舞等传统歌舞仪式为主轴的祭祀巡游活动。在莆仙“大神尪”傩舞祭祀活动中,鲜明体现莆仙先民对驱鬼逐疫的追求、对加强联防的公共管理诉求、对无病无灾的祈求,其中亦蕴含莆仙传统社会中个人、族群及仪式之间的素朴哲思构建。

邵武傩舞初探

傩舞是早期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邵武发现与傩舞有关的清代庙众薄、碑刻、面具,是十分珍贵的“傩舞三宝”,其中庙众薄、碑刻记载关于邵武傩舞相关的重要史料,弥足珍贵。本文就邵武傩舞的传承演变、分布状况、表现形式、实物遗存等方面进行梳理研究,抛砖引玉,以求更多的专家学者关注邵武傩舞,深入研究傩舞文化。

浏阳祭孔佾舞形态规制研究

自三千多年前周代“制礼作乐”开始,“礼乐治国”就成为各朝各代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祭孔佾舞为缅怀至圣先师——孔子,在文(孔)庙进行祭祀活动中所表演的舞蹈。中国古代“乐”有舞的含义,歌舞乐谓之乐舞,本质是对大型音乐舞蹈的一种泛称。

贵定县“长衫龙”保护现状、现实困境及对策

“长衫龙”是一种具有神秘古朴气息、内涵丰富的原生态的祭祀性舞蹈。由于年轻人对长衫龙的兴趣不浓,这项“不外传”的独特舞蹈濒临失传。因此,对长衫龙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文章对长衫龙的项目内容、代表性传承人、文物与器具、习练人群及活动的开展等状况进行研究,分析其现实困境,并提出破解对策。结果表明:长衫龙形成了国家、省、州、县四级传承人保护体系,建立了非遗文化馆等;仍存在着民间参与力量薄弱、村民非遗保护意识不强、习练群体受限、技艺传承受阻等现实困境;提出参与主体增强系统性和整体性的保护理念,完善传承人保障机制,加强政府的主导和监督作用,确保市场运行合理,融入校园体育课堂,拓宽习练群体等对策。

仪式还是戏剧:广西师公戏仪式化展演的历史成因与现实选择

广西师公戏虽然形成时间较晚,但其孕育的过程很漫长。师公戏的仪式化展演样态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师公班子为了存续而做出的现实选择。师公戏既是仪式,也是戏剧,它是二者融合的小戏,不同于一般戏剧。在师公戏的保护方面,不应倡导“去仪式化”,不应将师公戏转化为一般戏剧,应该尽量保留其原生面貌。在当代社会语境下,应该保护好师公戏的生存语境,这样师公戏才能持续发展,才能彰显其在民族节庆和人生仪礼中的重要价值。

客家“锣花舞”仪式音声的互文性与文化认同

“互文性”是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思潮下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主要指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的引用、套用、影射、重写等相互关系。从“互文性”理论出发,结合民族音乐学“局内与局外”“共时与历时”等研究视角来看,客家“锣花舞”仪式音声文本是汉畲文化语境下构成的一种复合型音声文本,并且在文本的互文性建构中呈现出“现象文本”与“生产文本”,“可读文本”与“可写文本”的二重变奏特征。在“互文性”理论中的“源文本”与“承文本”关系中,客家“锣花舞”仪式的文化内核始终是中原汉族文化,其仪式音声文本的“互文性”建构,最终目的是实现客家族群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网络时代“非遗”舞蹈的当代传播策略探究——以乐安傩舞为例

目的:在网络时代,仅需一部手机就可以与世界互联互通,人们足不出户便能借助互联网获取信息。而“非遗”舞蹈在网络的影响下,其传播与共享也变得更加方便与快捷,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章主要探析“非遗”舞蹈在互联网上的传播现状,阐述网络时代独有的传播特色,并提出利用网络传播“非遗”舞蹈的优势与局限,为有效传播和发展弘扬“非遗”舞蹈提供参考。方法:文章简要分析网络时代“非遗”舞蹈的传播现状,总结出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交互性和参与感、数字化和智能化、全球化和开放性、社群化和共享性、速度化与碎片化等六大传播特点,并以乐安傩舞为个案展开个例分析,以求以实例为“非遗”舞蹈在网络中的传播提供有效的策略。结果:通过对网络传播特点与乐安傩舞的个例分析,总结出一系列传播策略,包括借助媒体平台进行推广,利用数字化实现智能保存,结合网络直播进行普及,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增强体验等。结论:网络时代为“非遗”舞蹈传播带来了机遇与挑战。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也要对其可能带来的问题保持警惕,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传播和发展“非遗”舞蹈。

新媒体时代武舞融创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武舞发端于史前干戚之舞,脱胎于巫、武、舞杂糅互渗的原始巫舞。武舞雅俗之别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于唐代繁荣时期之后武舞发展逐渐式微,雅乐武舞凋敝不兴、俗乐武舞转向与戏剧融合发展道路,成为传承中华武术文化的重要媒介。新媒体时代,再现武舞“击”与“艺”的融合创作,通过数字技术和网络媒介的塑造,构建符合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型文化生态模式。

堡子坪白马人麻昼仪式的文化阐释

麻昼仪式具有雒舞和苯教的某些文化元素,但不完全是学界一般认为的舞和苯教神舞的民间遗留,而是以仪式主体相信万物有灵和鬼神等超自然力量为基点,通过一系列媒介并加以符号化和象征化,在特定时空维度中,以众神之名驱逐侵害人们的鬼邪,旨在落实来年村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等现实性诉求的一种程式化叙事。这种程式化叙事不仅是白马人精神世界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化投射,也是村落语境中白马人对自身文化的追溯性表述。显然,这种追溯性表述与族群的过去、现在及未来休戚相关。

舞蹈生态学视域下陕北秧歌形态研究

陕北秧歌是流传于我国陕北地区的特色民间舞蹈,多年来始终保持着古朴的形态特征,并被列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陕北民间舞蹈文化的重要产物。本文从舞蹈生态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陕北秧歌舞蹈形态、历史发展变迁的分析,阐述了生态环境对于陕北秧歌形态的影响,并总结了陕北秧歌的文化内涵及当代价值,以期为陕北秧歌的传承及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从“权”到“人”——湘西铜铃舞民族审美心理初探

湘西铜铃舞,是湖南土家族民族文化意义的集合体,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本研究以湘西铜铃舞作为对象,结合民族审美心理学的新视角,通过分析湘西土家族的审美心理形成条件、内在隐喻、存在特征三方面,多维度解析铜铃舞区别于他者的审美心理个性。在此过程中,关注湘西铜铃舞从外在第三世界到自我第一世界的回归,聚集湘西铜铃舞在从“权”到“人”问题的人性思考。

“礼”“巫”文化视阈下土族纳顿仪式中的“庄稼其”乐舞研究

“庄稼其”乐舞是土族纳顿仪式中“面具舞”(傩戏)环节中的第一场,通过歌舞演的表演形式揭示青海民和三川地区土族仪式乐舞中“礼”“巫”文化的互融现象。以土族“庄稼其”乐舞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仪式乐舞中“礼”“巫”文化的“异源同流”并交织产生出“礼”“巫”文化的多层叙事,不仅可以探索乐舞中“象”与“意”的美学观照,而且揭示了青海区域多民族共融共生的和合文化思想。特别是“庄稼其”乐舞中表现的“序”与“和”,“同与合”的文化叙事,体现了长幼尊卑的秩序观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传统再造与文化错位——寿阳“爱社”傩舞祭祀习俗考

寿阳“爱社”傩舞俗称“耍鬼”“闹鬼”,流传于山西寿阳平头镇一带。2008年寿阳“爱社”傩舞入列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民间舞蹈类,这本应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提供莫大契机,然而,经过十余年的挖掘抢救与保护,“爱社”傩舞与其原始祭祀文化、宗教傩仪形制发生本质分离,故借助碑刻资料、方志记载、口述访谈等途径,重构“爱社”傩舞的祭祀仪式过程,挖掘其文化核心要素,为群体性非遗保护作探讨性思考。

舞动大年的面具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春节,顾名思义就是春天的节日。春天来临,万象更新,新一轮播种和收获又要开始,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载歌载舞来迎接这个节日。“跳曹盖”,就是四川白马藏族人迎接春天的“舞蹈”,已经流传了很久很久.

傩舞的原生态艺术特色——以江西南丰为例

江西南丰傩舞历史悠久,形式多样。本文对传统南丰傩舞舞蹈动作的特点、服饰的艺术特色、音乐的风格、形式、种类及南丰傩舞面具形成的渊源和规律进行整理和分析,阐述南丰傩舞鲜明地方风格和独特神韵特色的同时所表现出的艺术特征。

藏羌铠甲舞的战争丧葬祭祀仪式考

依据仪式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岷江上游黑水河流域的藏族、羌族铠甲舞开展田野调查,研究认为羌族战士在出征仪式和战后丧葬祭祀时会跳名为"哈日"和"克西格拉"的铠甲舞,"哈日"的曲调激昂有力,内容多是鼓励武士英勇杀敌、胜利归来;而"克西格拉"音调低沉,反映对战死沙场壮士的怀念和颂赞。而黑水县的嘉绒藏族也会在壮士出征前身着牛皮甲,跳藏语称作"卡斯达温"的铠甲舞。铠甲舞在阿坝州藏羌聚居区流行,说明其英勇好战、信仰虔诚的长期民族战争传统。铠甲舞除具有歌舞的基本功能外,其社会功能还体现在祭祀仪式与神圣符号、尚武精神和社会整合、借助武舞仪式和形式宣泄情感。在现代化发展浪潮的冲击下,藏羌铠甲舞传承面临着严峻挑战,依据参与式发展方法对其保护已迫在眉睫,民族特色的保存对于多元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闽台大神尪傩舞艺术的传统技艺与审美意蕴研究

闽台大神尪傩舞艺术是我国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木雕尪首和高大立体尪身、外披刺绣服饰等构成傩像形态。立足田野调查,借鉴民俗学、工艺美术学、艺术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对闽台大神尪傩像涵盖的雕刻、彩绘、竹藤编、刺绣、尪帽制作等闽台传统技艺展开剖析,从造型、色彩、图案、寓意等民间工艺美术的审美视角,阐释闽台大神尪傩像的工艺特色,进而揭示其蕴含的中国传统哲理和审美意涵。

仪式、身体与话语:海南黎族跳娘舞的话语分析及文化内涵研究

海南黎族跳娘舞是流传于黎族民间的传统祭祀活动,跳娘舞者以舞通神,达到祛病逐疫、祈安赐福的目的,舞仪承载了黎族的原始宗教意蕴与母系文化的特征。以舞蹈身体语言学的多模态话语媒介系统为理论视角,阐释黎族跳娘舞的媒介与形式、能指与所指象征符号之间的语用完整性考辩。根据其舞蹈身体语言分析背后所蕴含的深层结构意识形态的文化成因与文化特征,以促进黎族跳娘舞文化研究和再符号化的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