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维特征分析的戏曲类方志文献命名实体识别研究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极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对其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实施知识挖掘,对传承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命名实体识别作为一种基础性技术与关键环节,对方志知识组织与发现具有重要影响。目前,虽然方志命名实体识别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仍缺乏适应方志文本特征与领域资源特征的系统化技术方案。基于此,本文提出融合多维特征与Bi-LSTM-CRF的戏曲类方志命名实体识别模型。首先,结合句法特征与符号、尾词、构词、上下文和负例等文本特征,对方志文献中的戏曲类实体特质进行解析;其次,利用在长文本结构中表现优异的Bi-LSTM-CRF模型,借助已解析的戏曲类实体特征,提升实体识别效率;最后,以《楚剧志》为具体对象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模型在命名实体识别效果上优于基准模型,F1值达到0.869。

文社长沙演剧考证

1913年,上海的新剧同志会赴长沙演剧,至1914年初返沪。此段经历史料匮乏,当事人之一的欧阳予倩又语焉不详,致使文社演剧鲜有学者问津。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后,上海的新剧市场因社会环境改变而大不如前。为求生存,各团体纷纷赴外埠谋发展,李君磐的开明社远走巴蜀之间,陆镜若的新剧同志会赴长沙以“文社”之名演剧。据残存坊间的演出说明书和报章旧闻,可知文社之组织架构,以及其于湘剧场、寿春茶园、同春园等地的演剧情形。

毛先舒的《南曲正韵》和曲韵论

《南曲正韵》是一部南曲专用韵谱。由于毛先舒认为四声韵系是语音之“正音”,而《洪武正韵》是四声韵系的韵谱,因此,他将《洪武正韵》作为设置韵部和收列韵字的主要依据,《南曲正韵》的二十二个韵部便是据《洪武正韵》设置的。他认为,曲韵的“正音”不能以地域来确定,应根据语音本身的自然规律来确定,若是以地域而定“正音”,那东、西、南、北,皆是土音,不是“正音”,只有融合了各地的土音,在此基础上制定的韵,才是“正音”。由于南曲采用了四声韵系为标准语音,故南曲不同于北曲,四声齐备,有入声字。南曲的入派三声,是南曲自身演唱作腔的需要,以与缠绵婉转的旋律相合。

清宫寿戏《福寿延年》内廷演出考略

《福寿延年》为清宫常演的多本寿戏,现今可见的早期剧本有嘉庆年间所用串关、题纲。在内廷搬演过程中,全剧经历个别处文字微调后总体保持稳定,每次仅据承应对象的变化对颂词做调整,以适应实际表演的需要。自嘉庆朝以后,其于同治、光绪两朝接连上演,尤以光绪一朝为盛,一直延续至光绪末期。演出场合主要为万寿承应,具体包括皇帝万寿承应和皇太后万寿承应,在慈禧四旬、五旬、七旬万寿时均有演出。此外,偶尔在一些节令如除夕或元旦承应演出中出现。具体演出形式有两种,绝大多数时为全本演出,个别情况下挑演部分出目。

西南剧展的远与近、旧与新——“本期特稿”主持人语

1944年,来自西南八省的戏剧人汇聚桂林,共同上演了一场世纪戏剧展演——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西南剧展长达90多天,影响全国,波及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硝烟散尽,西南剧展渐行渐远,距今已经80年。1984年,在西南剧展40周年的日子里,广西曾经举行过一次纪念西南剧展四十周年座谈会,许多当年西南剧展的亲历者从北京、上海、广州、南宁、昆明等地到桂林参加会议,他们寻访当年曾经居住、排练、演出的地方,回忆他们参加西南剧展的点点滴滴,有深情满怀,亦有万千感慨。

晚清京城王府与宫廷武戏演剧的交流互动

晚清京城王府演剧是特殊的戏曲现象,是宫廷演剧的外部延伸,作为民间与宫廷戏曲的纽带,代表了宫廷演剧的时尚。王府演剧与宫廷的武戏演剧有着密切的交流互动关系,表现在王府大臣频繁进入宫廷参与其演剧活动,追捧清宫内廷的武戏艺人和喜爱内廷演出的武戏剧目,并向宫廷反馈民间盛行的武戏剧目,进而完善宫廷的戏曲演出,也对民间武戏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1960年代的“戏剧中心”问题

1960年代当代文学的“戏剧中心”问题,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走向“文革文学”》(1)这一章中曾经提出过。不过限于文学史体裁特点和篇幅的限制,我并没有展开论述。现在重提这个当代文学的“古典”问题,主要是经由关注当代社会政治情况、思想潮流、生活风尚与文学形态变动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以加深对当代文学的认识。

明代南曲戏文“分出”体制的形成与戏曲史意义

“分出”是明传奇剧本体制形成的重要标志,而早期的南曲戏文存在“隐性分出”和“显性分出”两种形态。晚明时期艺人演出本和坊刻阅读本优化了宋元及明前期南戏按人物上下场分出的方式,摸索出人物上下场、场景整一性和情节整一性相结合的分出标准。明代南曲戏文分出体制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就艺人演出本而言,分出是便于舞台表演;就坊刻阅读本而言,分出是便于读者阅读;就文人编创本而言,分出更多是剧作家对剧坛通常做法的认可和固定。折子戏流行和公共话语交流所产生的“散出身份确立”与“群体共同交流”的需要,也是分出体制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分出体制的形成包含着艺人、书客和剧作家对戏剧内外结构的理解,反映出演本与读本、作者(编者)与读者之间微妙的离合关系。

闲话清宫觔斗人

觔斗人(又写作筋斗人、斤斗人)是清代内务府三旗下的特殊群体,包括掌仪司觔斗人和高丽觔斗人,每逢筵宴,觔斗人必须承应差使到场表演。总体来说,虽然觔斗人的数目并不多,但是颇具代表性。清代官方文献中对觔斗人的记载非常简略,可喜的是近年陆续公布的内务府档案内记载较为集中,让我们可以从中管窥这一群体的概况。

童子行傩的剥离与嬗变——南通童子戏的渊源及其产生刍议

南通童子行傩有两种仪式:上童子和童子会。童子行傩程序烦琐,受众群体极为有限,而在仪式中承担重要执事的童子说唱侧重于娱乐性表演。在长期的童子行傩中,童子说唱被剥离出行傩仪式并独立表演,被称为童子串。童子串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具备戏曲的诸多元素,是逐渐向“戏剧”靠近演变的一个阶段,并最终嬗变为童子戏。童子行傩和童子戏表演与南通人民的生产、生活、生命紧密相关。童子(艺人)将古老的行傩仪式传承至今,南通的民间生态涵养了童子行傩的剥离与嬗变,并最终形成童子戏。

清末民初喀什上演的内地戏剧及与当地文化的交流

正统的伊斯兰教教义是反对扮演偶像的各种戏剧的,但在伊斯兰世界边缘地区,比如中亚地区包括历史上的新疆,说突厥语的群众有时会上演一种带突厥文化色彩的民间戏剧或说唱剧,一般在有钱人家里演出。比如花拉子模、布哈拉、阿富汗和新疆部分地区有这样的戏剧表演。晚清和民国初期,喀什地区出现了来自中国内地各种戏剧上演的文化现象以及一些维吾尔群众观看有浓郁汉文化影响的戏剧的情况。喀什维吾尔社会中为何有内地汉族戏剧文化的影响,其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是什么?汉族戏剧文化对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群众有何影响和冲击?喀什维吾尔社会中的伊斯兰教职人员又有什么反应呢?本文根据外文资料包括瑞典文资料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便总结出文化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规律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文化交互作用的一些特点。

清宫浴佛节承应戏刍论

浴佛节,或称为佛诞节,有着二月初八、四月初八、十二月初八等多种日期的说法,明清固定为四月初八。清代宫廷传承明代旧例,吸收汉民族文化传统,结合自己的萨满信仰、边疆政策,开创了盛大的浴佛盛会,包括司祝的浴佛之礼、喇嘛的祈愿舞蹈、寺院和内廷献戏。一系列的“礼乐”仪式之中,承应戏是浴佛盛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观与演的倾斜:中国古典演出空间的演变逻辑

中国古典演出空间没有因为演剧形态的演变而显现出清晰的发展节律,却依赖于古代社会文俗与建筑传统相对演剧而独立发展着。戏曲作为中国成熟的戏剧形态对演出空间的选择十分宽泛,演出空间更重要的功能反而是提供观演的便利,当观演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表演的需求才得以在演出空间中得到回应。在此宏观逻辑下,古典演出空间在建筑上的“抬高”表征了在观演关系演进中人的胜利;而建筑上的“围合”演变逻辑下则是市场规律的作用。

清末太原府的人文生态与中路梆子的发生发展

借助于文化生态学等理论,对清末太原府的人文生态进行考察后发现,清末太原府的经济、民风、风俗等环境,作为外部因素为中路梆子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而生存于其中的人的活动是这一剧种产生与发展的内在要素,这主要体现为自乐班和商业戏班的活动。二者的活动方式虽然有别,但承班者大多热爱戏曲,他们分别构成了中路梆子发展的自发力量和自觉动力。只有当这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时,中路梆子才能获得长远发展。中路梆子的发生发展史见证了艺术生态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展示出了艺术发展的动力及一般性规律。

唐长安地区百戏图像研究

百戏是中国戏曲艺术的文脉遗存,对戏曲的创作、发展和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唐代是百戏艺术的鼎盛时期,此时的百戏表现形式多样,演出技巧高超,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唐代长安地区墓葬出土的百戏图、杂技俑和俳优俑,为研究唐代百戏艺术提供了重要佐证。本文以唐代长安地区百戏图像为考察对象,通过综合相关文献和考古图像的研究方法分析乐舞壁画、杂技俑、俳优俑的图像特征,探析唐代百戏艺术的时代风貌。

新国族形象的想象与建构——20世纪中国红色戏剧知识分子形象的时代特征分析

纵观20世纪的中国红色戏剧,知识分子形象的呈现在不断流变。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政策和文艺政策的影响,红色戏剧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历史现实中的知识分子地位形成了一种命运上的互文。从革命先锋、民族战士到被改造者,再到启蒙者,知识分子形象完成了在新国族形象中的自我形象的想象与建构。

戏曲文物的定义与不同发展时期的特性分析——评《中国戏曲文物通论》

戏曲文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艺术价值。戏曲文物作为物质载体和文化符号,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与演变轨迹。从传统戏曲形式到当代多元发展,戏曲文物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着重要的文化使命,通过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历史意蕴,展现着中华民族深厚的艺术积淀和文化底蕴。笔者在开展2022年度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河北邯郸古戏台文物文献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22Y472)的过程中。

寻求“图像证史”之正解——评《清代外销画中的戏曲史料研究》

图像史料是近年学界的研究热点,以图像为史料研究中国戏剧史,也已成为一种具有明显优势的方法。而外销画中的戏曲史料,此前得到的关注并不多。陈雅新所著的《清代外销画中的戏曲史料研究》一书,就戏曲史研究领域而言,丰富了清代戏画的类型,对戏曲史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重新探讨和推测。

民国时期北京城的坤书馆

坤书馆产生于民国时期,是当时北京城内一类具有代表性的休闲娱乐场所。因馆中的表演者全为女性,表演内容以大鼓书等形式的曲艺为主,故称坤书馆。坤书馆出现的时代,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节目依然流行,演出场所为戏园;渡洋而来的电影及其放映场所电影院,也在北京城内方兴未艾。在更高雅的戏园与更新奇的电影院之间,坤书馆能在当时北京城文娱生活中保有活力十数年,显然有其独特之处。通过观察民国时期北京城内坤书馆的兴衰,可以看出新旧时代转型之际人们的精神追求与审美意趣的变迁。

文明戏与中国早期电影的碰撞与融汇

中国电影的诞生与成型,离不开与戏曲戏剧的互构。文明戏在20世纪前二十余年中,丰富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内容与艺术表现形式,文明戏创作群体也将类型化、市场化等意识充分带到电影创作中。最终,文明戏因种种原因为历史所裁汰,而电影则完成了对文明戏在物质与精神上有选择的继承,寻找到了独立定位并不断在时代的要求下被激发出革新动力,最终承担起代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视野,展现现代民族价值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