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思想中对“人”的不同认识: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康德认为,人的活动是符合自然目的并有助于实现自然目的的活动,人的理性不断完善的过程就是历史发展的过程,历史是在自然目的中得以实现的历史。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就是精神的自我展开,人是绝对精神在世界历史中得以展开的中介。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世界历史的意义,比起康德和黑格尔把人当作一种中介力量,马克思认为人更是其自身的目的。康德和黑格尔对人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同于马克思,这也导致他们与马克思世界历史哲学的目标不同。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开启了新的现代化叙事,具有十分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在人的发展形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解放这三个层面上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了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格局,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独特的现代化文明观,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揭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必将推动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史诗话语与史学话语--文本学解读路径下历史叙事的发生逻辑

历史叙事话语方式随着历史思维的跃迁而变更,进而推动历史叙事的话语结构与叙事逻辑的发展与革新。在文本学解读路径下,史诗文本与史学文本在生成方式与存在形态上分享相似的语言风格、文本结构与话语逻辑,史诗叙事蕴含的诗性逻辑反映了历史意识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历史叙事的发生过程与发生结构,以及在历史叙事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形成了历史认知的内在矛盾。

黑格尔地理环境理论再认识——以《历史哲学》为中心的探讨

黑格尔在吸收前人地理环境理论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在《历史哲学》中首次辩证地阐述了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一哲学命题。黑格尔的地理环境理论系统阐述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开始认识到人在环境面前的能动性,为后来人地关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这一理论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地理环境理论发展史上的中间环节,既继承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合理内核,又将其发展为辩证的地理环境理论。以前的学者夸大局限性或者只看到这些局限性,将其与地理环境决定论画等号,使我们长时间内未能注意到黑格尔的贡献,从而未能对黑格尔地理环境理论做出客观而正确的评价。

探寻历史意义的中国进路

基督宗教的历史意识内蕴着一种基于时间与永恒保持恒久张力和间距的终末论结构,现代性意识将此结构转化为内在主义的历史过程。于是,单一线性机制的历史叙事构成西方历史理解的核心,其本质是将终末论的历史完成转换为历史过程中的终极完美,于是有了历史完成即历史终结的历史终结论,以及基于历史意义不能在历史内部得以解决的历史虚无主义病理。这种历史意识的自我转换在于将历史从开端与终结的限制中解放出来,面向由连续和断裂组构的无尽、开放的历史过程。中国思想正面这一开放历史过程,并不诉诸超越的绝对普遍性,而是探寻在历史内部理解历史中意义的可能性。具体而言,中国思想构建基于天经、地义、人情组构的具体的历史普遍性,以“天下归仁”转换西方的自由为本的历史进程叙事,以“和而不同”“多元一体”构建多元文明的共生秩序。同时,基于中国思想传统,可以发展出一种不同于希腊“人学真理”和以色列“救赎真理”的“中道真理”;中道的生存真理基于仁的横向原理和中的纵向原理,构建了中国的“精神性天下”的根基。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康德式疑难与维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解答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有着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判的历史哲学两大理论传统。这两大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康德的批判哲学在历史领域的重演:前者涉及历史作为形而上学是否可能的问题;后者涉及历史作为经验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它们各自所遭遇的问题甚至也是康德式的:思辨的历史哲学遭遇的是理性在超验领域面临的辩证幻象问题;批判的历史哲学遭遇的是知性在经验领域面临的自在之物问题。要化解现代西方历史哲学所遭遇的康德式疑难,就应当回到维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传统,重演历史哲学的批判议程,从而给出合理性的回应或解答。

历史哲学的生成--重解卢卡奇的费希特批评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费希特的先验哲学视为近代主体性哲学的代表,并重点批评了后者实际上导致了世界的“非理性化”。从费希特本人的视角来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裂隙已经通过先验知识的再生–生产二重化机制得到克服,因而卢卡奇的这一批评并不成立。卢卡奇的费希特批评实际上受到了同时代新康德主义思想家拉斯克与路德宗神学家希尔施的强烈影响,拉斯克与希尔施都指出世界的“非理性化”问题的实质在于个体性问题,而解决个体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建构一种全新的历史哲学。从这一角度看,卢卡奇的费希特批评中所错失的维度也许蕴含着一种全新历史哲学的可能性。

本雅明历史观的结构性及其道德维度

现代历史观脱胎于古希腊和犹太—基督教历史观,它分别继承了古希腊历史观的人义论和犹太—基督教历史观的线性时间观念。然而这也导致了现代历史观对于历史的道义问题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康德将人类理性作为自身最基本的能力从神学教条中解放出来,使人类从命运的枷锁中挣脱。然而这种旨在为人类争取自由的启蒙运动却反过来钳制了人类的自由。尼采认为这种缺乏“真诚性”的道德观念恰恰是现代社会虚无主义的根源。他用“超人”来代替旧有的道德秩序的维护者——上帝,但是这不过是用权力意志代替了旧有的价值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历史哲学的道德困境。本雅明的历史观切断了以往线性时间的连续性,赋予历史道德维度。他认为,历史的道德性在于对“客观谎言”的辨识与矫正。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不可少的思想史资源。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三大体系”函待高质量构建的新时代背景下,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是尽快补齐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短板,不断强化、优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体系的重要课题。

雅努斯的两面:《乌托邦》中的历史哲学

作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发表了著名的《乌托邦》。这是一部推陈出新之作,它不仅承接了柏拉图的古典思想,更开启了新的历史意识。通过模糊事实与真实的区别,《乌托邦》统合了历史与哲学这两种不同学科,构建出一种不同于古典历史学的历史哲学,为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新的思想基础。然而,正如新大陆的发现始终伴随着美洲文明的衰落一样,《乌托邦》所启发的新历史意识也始终停留在欧洲大陆的历史规划之中,乌托邦本身仍是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形而上学,“新的未来”始终也只是老欧洲的未来。

“天下归仁”的历史哲学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读陈赟《文明论的历史哲学》

随着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在全球的扩张,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都被现代性所裹挟,现代性危机成为全球的危机。现代性的危机本质上是西方文明的危机,由于文明与历史不可避免地纠结在一起,在西方文明的危机背后,蕴含着西方历史哲学的危机。对于中国人来说,对这一危机的克服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陈赟教授《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一书通过对西方历史哲学叙述的反思,揭露出其病理性症候和导致现代性危机的内在根由,并在立足中国古典思想视域的基础上,阐发出基于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天下归仁”的既具有纵深性又有文明论厚度的新的历史哲学。

论何休《公羊解诂》的历史哲学

何休在其《公羊解诂》中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为“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世,并把它们作为历史的缩影,认为历史应该是由“衰乱”、经“升平”,最终达到“大平”目标的进步过程,三世在时间上是前后连续的,在空间上是内外扩展的,最终目标是天下一统、人类大同。“一统”论与“张三世”、“异内外”相结合,进一步论证了历史在空间中延展和时间上延续的统一。一统之能够实现,关键在于它是发乎本性的,即以仁爱之心,由内而外,自近至远,推己及人,将仁政在空间上从“本国”推广到“诸夏”并最终扩展到“天下”,在时间上从“衰乱”世推进到“升平”世,并最终推向“大平”世。何休的历史观是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历史哲学。

历史比较初论:比较研究的一般逻辑

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思想中有关“不可公度性”的讨论,为我们深入探究历史比较的理论根基提供了参照。历史比较必须遵循一般比较研究的逻辑:比较是不可公度性与可公度性的统一;比较研究中,不能由比较对象之间局部要素的可公度性推导出整体的可公度性;比较对象的可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随着比较者设定的比较范围或概念层次而变化;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事物的本质并非完全外在于比较者的客观存在,它同时也有赖于比较者的理论构想;比较研究意在形成新的认同,而在比较研究中保持差异是比较研究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源泉。

在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论科学史编史纲领的理论思维空间

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首先应当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而上学蓝图、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然后才能够在某种条件下演变成为学术思潮与社会思潮;科学观与历史观作为科学史联系它的形而上学蓝图及其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概念框架,同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科学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是科学史学理论和方法发展的内在源泉和动力,它们之间的张力和冲突越大,科学史编史纲领的理论思维空间也越大。

启蒙主义的历史进步论

启蒙主义的历史进步论李秋零，田薇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轨迹是进步还是倒退，抑或是在一个无限的怪圈中循环不已，这是在历史哲学的发展史上曾引起许多争议的中心课题之一。１８世纪的启蒙主义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进步的学说，并在相互的争论和继承中不断地使这一学说完...

论福柯非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由于连续的历史观假定主体具有先验奠基和构造事物的作用 ,所以 ,对坚持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这三个论题的历史主义进行批判 ,是福柯反对近代先验意识哲学的理论前提。虽然都批判了以黑格尔历史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西方总体化的理性过程 ,但福柯与韦伯、马克思、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等人之间还是存在着颇多歧异。福柯所谓的“真实的历史”实是一种否定事物的本质起源并强调历史过程的间断性和个体化的非历史主义的历史。

论历史认识的特殊性

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可以从认识客体的特殊性、认识主体的特殊性、真理检验的特殊性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客体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客体具有间接性、符号性、价值性。主体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历史认识理性的指导下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的,又内在地包含了人的动机、欲望、情感、意志这一类非理性因素。真理检验的特殊性表现在:检验历史认识的最终标准还是社会实践,但在具体的检验途径上则是分层次的。

理性的结构:比较中西思维的根本异同

关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特点,从黑格尔到德里达,西方学界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中国没有理性,没有哲学。前辈中国学者在物质、制度和思想层面上都发现了中西文化存在着若干异同,但他们忽略了理性在中西文明中起到的作用。理性有不同的内容和类别。不同的理性类别组成不同的理性结构。虽然理性的爆发是轴心时代中西文明的共同特点,但它们表现出来的理性结构却不尽相同。古代西方的理性结构包括逻辑理性、自然理性、实践理性/道德理性、审美理性,但缺少历史理性,其理性结构以纯粹理性为主导,逻辑理性居于统治地位。中国的理性结构包括历史理性、自然理性、道德理性,有逻辑思想,但却未发展出逻辑理性,其中历史理性占有支配地位。逻辑理性主宰了西方的思维,历史理性引领了中国的思维。这种理性结构的不同是中西思维不同的根本原因所在。中西文明之别,关键也就在于理性结构的不同。西方文明中逻辑理性占主导和中国文明中历史理性占主导,其根本在于二分法的不同。中西的二分法之不同,其部分原因则可溯源于各自语言之不同。语言特点不同,是中西文化不同之源头。

关于“以史为鉴”的对话

"以史为鉴",中国传统对此深信不疑。可是,它的存在与价值一方面面临西方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有力挑战;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隐喻",也非全无问题,有必要加以逻辑与事实的论证。关于第一方面。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对历史经验的存在和价值表达了明确的否定态度,从他的话里可以揭示出三个问题:其一,历史经验给了我们的教训是,从来没有人从中得到任何教训;其二,即使有历史经验教训,人们也有拒绝的自由;其三,在古今变易中究竟有无相同或相通的经验教训。关于问题一的回答是:黑氏所说乃是悖论(paradox)。关于问题二的回答是:诚如黑格尔所言,对于历史教训之取舍,人们有自己的选择自由,可是对这一自由的选择结果,就不再有选择的自由了。而且,选择的历史前提条件也是不可以自由选择的。从拒绝接受历史教训而失败的例证,人们可以证明历史教训是存在而且起作用的。选择自由只不过是不自由中的自由而已。关于问题三的回答是:没有。为什么?因为历史的经验教训既然是在历史中产生的,那么它就必然离不开它所由以产生的历史条件,也就必然具有历史性。人类既然生存于历史长河中,那就只能满足于具有历史性的历史经验教训。不过,历史的"变"之中也有其"常",历史流程中的相对稳定性或"常"在不同层次上并不相同,总之,只要在某个层次上有关的历史条件仍然存在,相应的经验教训就是有效的。关于第二方面。可以提出两个问题。其一,以镜为鉴(就是镜),看到的是自己,而以史为鉴(镜),看到的却是它者,历史如何能够为镜?其二,"鉴"字源于"监"字,监的本义是人从器皿的静水中照见自己,而历史则是长江大河,江河流水如何可以为镜?关于问题一的回答是:我们通过作为中介的镜子里所见到的自己只是自己的影象,它并非真实的自己,而是自己的它者、反映了自己相貌本质的它者。自我的认识实际上是必须经过作为它者的中介的反映(reflexion)才能实现的。关于问题二的回答是:人们认识自己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不同的需要或意向决定不同中介的选择,例如,欲知自己的形象可选用镜子,如须知道肺部健康情况可选用X射线照相,欲知自己的历史处境与前程则须选用历史书等。因此,对于"以史为鉴"这种隐喻的意义的深入理解,实际上也是需要逻辑分析的。

论网络史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

网络史学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是历史学在信息时代的一种新的存在形式。网络史学不能脱离传统史学的母体而存在,故传统纸质史学的研究对象仍是它的研究对象,同时它还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网络史学的史料来源极其广泛。所有的纸质的、电子的、图像的资料全部可以成为其资料来源。传统纸质史学中所用的史料考证之法,通过改造或借鉴可成为具体而有效的网络史料考证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