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节庆机制探析——以楚雄火把节为例

民族节庆符号是一个文化复合体,以其多元的文化底蕴发挥着多重资源性功能而成为一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德育资源。火把节是楚雄的传统民族节日,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地方党委政府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其建设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节庆活动中强调参与者的多元性,文化的多样性和共享性,努力推动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成效。因此楚雄火把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经验和智慧具有较好的启发意义。

中华文明连续不断的历史逻辑与中国路径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5000年毫不断裂而长存至今的历史现象,以二十四史为脊梁的历史文献和层出不穷的考古遗存是不容置疑的铁证。中华文明毫不断裂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依靠勤劳而开天辟地,不畏强暴而驱逐豺狼,才使得中华民族日益繁荣昌盛。中华民族具有的勤劳勇敢基因源自遥远的石器时代,是经历近百万年艰苦磨炼形成的,因此能够驱动中华文明持续发展。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现代意义在于,不但为世界文明树立了和平与文治的榜样,而且增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前列的信心。因此,应该努力贯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方针,尽力守护和发扬中华文明的传统。

共同富裕视域下流动社会治理路径研究——以县级市义乌为例

新时代流动人口矛盾增大,呈现出新的社会治理诉求,面对流动社会治理规律难以把握到位,有效的治理机制尚未形成,智慧治理广度、深度不足等困难和矛盾,需要党建引领、加强调研、建立健全流动社会治理长效机制,搭建共同富裕视域下流动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模型,精心培育社会组织、重塑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的治理结构,利用数字赋能,快速建成流动社会智慧治理系统。

明万历前期开海之议下的海运与通商——以登、莱两府为中心

明中后期的开海是一个由下到上、因地而异的实施情形。在经济结构相对单一、陆路交通情况不便而海运相对发达的登、莱二府,应对开海与海禁的政策变动是当地官员施政的重要议题;如何妥善平衡中央政府的政策导向与地方实际利益诉求,以此改善地区经济环境成为地方亟待解决的问题。登、莱地区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地区差异性、外部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其在海运与通商问题上的关注点与南方地区表现出了显著的非一致性。

“创新”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为什么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创新精神的民族。几千年来,历代先辈始终注重创新,主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革弊创新”“创新改旧”和“革故鼎新”等。创新与古代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分不开的,无论是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发展和壮大,都是创新精神驱动的结果。正是因为不断创新和变革,古代中华文明才能始终保持生机活力,成为世界古文明中绵延五千年而不中断的文明。

性别·民族与革命:女红军长征时期在四川筹粮活动的历史考察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之后,因自然条件恶劣、国民党反动派恶意宣传等因素,使得生存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产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在此情势之下,长征时期主要担负后勤任务的女红军,在筹粮活动中展演出女性的细心、灵巧、坚韧等优良品质,为长征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进言之,女红军不遗余力的筹粮得益于深层革命力量助推,即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帮助女红军摆脱了童养媳的底层境遇,告别性别桎梏的她们在长征途中彰显出绝对服从、绝对执行的军人气质。另一方面,女红军全力筹粮,与底层少数民族人民解放休戚相关,通过设置基层筹粮委员会,少数民族地区阶级关系、政权建设渐次得以产生新的塑形。性别与民族交相辉映的革命浪潮,勾勒出1930年代中国乡村妇女革命动因的多重历史图景。

“人文共同体”新型文化交往理念的四重逻辑

“人文共同体”蕴含理论、历史、现实和价值四重逻辑的深厚支撑。在理论逻辑上,构建“人文共同体”遵循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体现了文化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统一。在历史逻辑上,构建“人文共同体”扎根于中华文化血脉之中,是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深刻总结和系统提升。在现实逻辑上,构建“人文共同体”缘自超越世界文化隔阂、文化冲突、文化优越意旨,是对文化交往和文化安全问题的当代解答。在价值逻辑上,构建“人文共同体”开启未来人类文化发展新进路,有利于新型文明观的塑造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人文共同体”蕴含平等自信、开放包容、和谐共生、面向人类的新型文化交往理念,体现了民族文化使命与人类文化关怀,展现出独具魅力的中国智慧和虚怀若谷的大国气度。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发展现状、变迁演进与前瞻展望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新时代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命题,蕴含丰富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通过应用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工具CiteSpace,以1979—2023年的6578篇中国式现代化文献为分析样本,构建本领域研究的知识图谱,直观系统地展现其特征、热点和演进历程等内容,从中发现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经历了萌芽探索、稳步拓展和繁荣增长等重要阶段,相关研究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历史演进、价值意义和推进路径等维度展开。展望未来,国内学界可继续在增强整体研究阐释,整合研究力量;树立问题研究导向,延长研究链条;树立创新研究意识,提供研究支撑等方面拓展深化,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从“名田”到“庄园”:民生视角下汉朝土地制度变迁研究

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土地制度决定地权分配格局甚至生产经营方式,其演化变迁折射地权结构调整与社会关系变动。汉初民生凋敝、荒地广布,为恢复国力和巩固新政,施行不抑兼并、自由买卖的“名田制”与“授田制”。但是,到了“文景之治”时期已现土地兼并问题,至汉武帝时已经非常严重,大土地所有制不断扩张。限田令虽被提出但未真正实行,农民被迫沦为佃农或附庸甚至流亡,民生状况恶化。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庄园制”经济不断滋长。尽管“赋民公田”等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生压力,但地权转移仍然较为频繁且不断集中于官僚地主手中,社会矛盾愈发尖锐。土地兼并引发的民生状况的恶化,也终致汉朝的灭亡。

东西方行政史的比较与启示

从国家行政的视角,回眸东西方历史的沿革,可比较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研究发现,东西方的比较,仅从文化层面进行思考远远不够,应该关注政治思想与国家体制的变革,关注行政与文化的相互形塑,关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应该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和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综合思考。在高科技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全球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新时代,中华民族需要直面新时代的挑战,超越历史,走向世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社会灾难与社会重构:论黑死病对欧洲社会演进的影响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任何一种大型的社会灾难几乎都会对文明演进的历程产生深远的影响。爆发于14世纪的黑死病,以极快的速度蔓延传播至整个欧洲,对当时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甚至对某些领域形成了毁灭性打击,疾病在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制约当时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封建桎梏,将笼罩在神权、皇权下的欧洲社会从中世纪的迷梦中逐步解放出来。疫病结束后,欧洲各国经济社会发生重构,逐步走上了近现代史的发展轨道,欧洲社会文明演进的速度加快了,这种变化对于当今时代同样具有启发性。

吐蕃时期“八大书法家”之说的文献依据及相关问题初探

藏文字产生后,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随着文字的厘定及改革,不断完善和规范其书写形式,最终形成了乌金和乌梅两大书法体系。通过对现存吐蕃王室的文告、碑文、摩崖石刻、钟铭以及佛经典籍文献等古藏文文献书写形式和字体的研究,吐蕃时期“八大书法家”(八大乌金体)之说缺乏实物证据和信史依据,是后人虚构所为。在此基础上,挖掘藏文史料及书法理论为主的文献,探究了这一说法产生的文献来源,提出该说法是13世纪之后随着藏文史书及书法理论规范化而慢慢产生的,是后期藏族学者及书法家为书法理论的完善和美化而杜撰的一种之说。

试论人类文明新形态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类文明新形态,要求学术界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审视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指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新形态。以此为基点,辅以对苏联社会主义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认识,更进一步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即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新形态主要是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形态而言的。由此来看,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新形态,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代表的,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来加以描述的。

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内涵和重大意义研究(笔谈)

2021年10月2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立项名单,江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南昌师范学院校长张艳国教授申报的“习近平关于历史科学重要论述理论内涵和重大意义研究”获准立项。依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2022年5月14日,课题组举行了项目开题工作报告暨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光明日报社、武汉大学、云南大学、河南大学等国内10多家重要单位的同行专家进行项目研究指导。与会专家就项目的立项意义、研究内容、计划安排、预期成果及社会作用等展开了充分研讨,并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为项目的高质量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进一步宣传项目的研究意义,扩大项目的学术影响,做好项目的研究工作,本刊精选了9位专家在开题报告暨研讨会中的精彩论述,以供学者讨论。

中国的“三实”与西方的“三理”:一个总结性的回顾、反思与前瞻

中国传统和改革时期的基本思维方式可以用“三实”——实践、实用、实质来总结,与西方的“三理”——理性、理推、理想(类型)十分不同。“三实”是基于二元(或多元)互动与合一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主流二元对立、非此即彼思维十分不同。当然,两者在历史中都显示过其偏颇的一面。当代中国曾经显示趋向平衡之外的极端,譬如,脱离实际和过度管控的“大跃进”,或与其相反的过度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西方现代则在自由主义的同时,长期显示帝国主义侵略、资本主义无穷逐利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中国未来的正确发展道路在稳定、平衡地推进由上而下的领导与由下而上的民众参与,也在继续吸纳必须的“三理”思维和其连带的机械化发展,以及自由主义和西方法律的个人权利观,借此追求超越中西二元对立,迈向综合中西优点的长远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发展与创新突破——基于概念史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演进历经了建设时期的早期探索、改革时期的开创发展、新时代的创新突破的历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进步所积淀的“独特的文化传统”根脉相连,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从沉沦到复兴进行浴血斗争的“独特的历史命运”密不可分,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独特的基本国情”息息相关。从概念史视角看,改革时期经历了从“中国式现代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共领导人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界定,既采取了排除法,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是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贫穷社会主义;又从正面立论,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清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新时代则经历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建构和创新过程,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新’”“道路”四个关键词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涵进行分析,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内涵的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老路”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艰巨性与必然性。中国式现代化正从以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赶超型现代化迈向引领世界发展潮流的引领型现代化。

理论·价值·实践:中国式现代化赋能人的现代化的三重逻辑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西方现代化的基本逻辑是资本驾驭一切,充斥着对人的本质和价值的漠视,进而造成人的现代化困境。这种受物的现代化制约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给予中国现代化以警示,促使社会主义中国在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困境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一条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使命为目标指引,以传统民本思想为文化基础,超越西方个人主义倾向、排他式扩张和以资本为中心的人的现代化的价值困境,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生态建设层面和对外关系层面为人的现代化提供所需条件,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华文明的特质形态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孕育了1万年来南北两大农牧生产区;在此基础上,5000年前又形成了8个文明区。这两大农牧区与8个文明区是中华文明特质形态的基础,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厚历史文化依据。中华文明研究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以百年考古所取得的成果为依据,结合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就中华文明史上一些重大历史课题展开深入探讨,从而为当今的国家文化战略、时代命题提供强有力的学理支撑。在研究过程中,要坚持“两个结合”,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建构中华文明“三大体系”,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与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向”

近代以来,西方在文化领域凸显个人主义、凸显工具理性,致使人的私欲和物欲膨胀、人对自然控制无限制地膨胀,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界环境的严重破坏,致使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西方文化也随之陷入了危机不能自拔。20世纪,西方文化随着现代性的病症加重,开始了西方思想文化运动的“东方转向”。追溯西方思想文化运动“东方转向”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内在机制,故而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西方文化的危机是无法摆脱的,于是西方文化界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寻求摆脱西方文化危机的途径。西方文化“东方转向”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相遇,在这种相遇中既有相互碰撞、相斥,也有契合,会进一步整合世界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的整合中,按照美国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世界文化未来走向的预言:中华文化会引导世界走向更好的文明。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三重维度

美好生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主要包括物质生活需要、政治生活需要、文化生活需要、社会生活需要和生态生活需要;主要蕴含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观、系统全面的辩证思维、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劳动观以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等。当前,只有继续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治理以及营造良好生态环境,才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