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秦简“县官田”与秦代地方公田经营

新出秦简所见“县官田”是秦代地方公田经营的一种重要方式。“县官田令”中“县官”指的是“县廷”,“县官田”应是属于县廷的公田。从里耶秦简所见迁陵县的情况分析,“县官田”的具体经营机构不是县属“田官”或“田”,而是直属于县廷的“左田”“右田”。秦统一后迅速在新占领地建立统治秩序,地方官营农业提供的物质支撑助力较大。

文明互鉴视域下汉唐百戏杂技的变异与融通

先秦时期的百戏杂技属于俗乐,主要承担娱乐功能,难以与雅正之声相抗衡。汉代通西域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为文明互鉴提供了直接动力,在开放、包容、创新的民族精神指引下,中原地区与丝绸之路沿线诸国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代,百戏杂技的文化外交功能被发掘出来,成了可以与雅乐相抗衡的民俗艺术。这种交流极大地改变了此前百戏的表演特征和内容,汉唐百戏杂技将异域文化元素与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相融合,形成了重“祥瑞”“典雅”“恢弘”的艺术特色,重谈汉唐百戏文化交融与当代杂技作为外交纽带的传承与呼应关系,也是中华优秀文化从古至今坚持走出去的精神内涵与“融通”体现。

回归史料本身——图像证史问题的档案学思考路径及其反思

图像证史问题既是传统艺术史领域的重要议题,也是图像研究进入历史学领域的重要前提。图像虽已作为新的史料依据和证据来源进入历史学实践,但图像资料在“可信度”与“清晰度”上的困境,以及其作为文字叙述补充的附属地位影响其入史的限度与可能性,引发历史学理论层面对于史料观念的思考。此番问题的讨论究其根源在于当前史学领域虽在应用领域关注图像史料,但是仍旧未能脱离文字史料研究的路径惯性,因此也就未能对图像自身特殊的记录方式及其所决定的多元内容信息予以理论视角的明晰。以档案学视角重新审视图像证史的问题本质与作用机制,借图像资料本身的档案属性与史料特质,图像得以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进而成为客观、原始的文本依据,继而完成图像入史的研究前提;而要真正实现图像证史的目的,则要全面的认识图像的内容构成及其所对应的历史联系,以更为详细、全面的文献记载还原更为复杂、多面的历史事实。所以图像证史问题的讨论要回归图像史料的记录特性本身,在史料的求真、求新之外更要求全,在实现完整、系统的史料观念认知与运用的同时,也为更多的相关问题提供思路与方法借鉴。

“补充性货币学”学术年谱

“补充性货币学”是当代数字经济背景下产生的一门新型学科。补充性货币历史悠久,但受到人们的关注则是近代的事;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把补充性货币的研究成果确立为一门学科,仅是近年的事。“补充性货币学”经历了“补充性货币概念提出期”(1891-2012年)“补充性货币确立概念期”(2013-2019年)“‘补充性货币学’学科初创期”(2020-2023年)“‘补充性货币学’学科发展期”(2023年至今)。本文归纳总结了国内外补充性货币的历年研究成果,试图展现“补充性货币学”这一崭新学科的历史脉络、形成过程、发展趋势和强大生命力。

近代日文档案史料回译的原则及方法

近代日文档案史料中包含大量涉华内容,其实质为彼时中方的公文、条约等资料,起点文本亦为中文。在翻译这类日文档案时,需将这些本是中文的日文文本再次翻译回中文,此为回译。基于档案的特性及档案翻译的原则,论述了档案的回译须遵循文本信息对等条件下的原史料再现原则和文本信息不对等条件下的信息显像原则,进而提出档案回译需使用的存本回译、佚本回译及创作回译三种翻译方法。

“大食物观”研究年谱

“大食物观”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观念,也是习近平“三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食物观”的提出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历经概念提出期(1990-2002)、概念充实期(2003-2014)、概念发展期(2015-2021)、概念成熟期(2022年至今),呈现出一条由观念到实践、由片论到体系、由局部到全体的学术史研究脉络。本文对“大食物观”相关研究进行历时性梳理,试图呈现出一部“大食物观”研究随时代而发展、应发展而前行之路。

近代地租形态优化配置研究--以新见福建屏南后章村章氏收租账簿为中心

近代以来,对于地租形态研究数不胜数,福建屏南县收租账簿为此提供了一个新的典型性案例。以屏南县收租账簿为中心,探讨传统地租形态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表现作用。账簿中多样的地租形态满足了农户多样化的选择;多种交租方式满足了农户的多种需求;“让与还”满足了农户的济危解困渡过时艰的需求。账簿中这些丰富的表现形式提高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使用效率,从而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率,带来了章氏近80年的租佃经营史。

社会教育与民众抗战:战时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在鄂湘桂黔活动述论

1938年4月至1941年12月期间,在鄂湘桂黔四省工作区域,先后以董渭川、许公鉴、刘绍桢为团长的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是为救济战区退出的社会教育工作人员并开展抗战宣传和社会教育活动的一个战时社教工作组织。该工作团初期120余人,后期人员不断减少,不足70人,先后在四省的30多个县市,举办电化教育、话剧公演、壁报与画报张贴、民众补习教育、伤兵教育与难民教育、地方教育辅导、民众书报阅览服务等社教活动。其施教活动,受教民众数量巨大,成绩十分突出。它不仅为普通民众提供了难得的受教、享受现代娱乐的机会,而且在培养民众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树立民众抗敌意识与抗战必胜信念、促进地方教育发展与提高民众教育文化水准等方面,均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营养强国:儿童营养促进会与近代国人营养的改善

在民国后期生活条件艰苦和国人普遍营养不足的情况下,以营养强国为己任的儿童营养促进会,凭借自身的营养权威、专业知识和营养实务,为改善国人营养和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与健康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通过对儿童营养促进会改善国人营养工作的实证分析,认为向民众提供营养补助品、灌输科学的营养知识、制定合理的饮食营养标准以及指导民众日常膳食,是该项工作开展的主要途径与方式;而这些途径和方式不但使近代国人逐渐获得现代科学营养知识,而且促进了近代中国科学营养观念的形成,还为当今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清代土司安插类型、特点及其影响研究

“土司安插”是清廷为了加强土司区统治,提升土司区各民族对王朝国家认同实施的重要措施,类型有自请改土归流土司安插,罪革土司安插,土目、土司后裔安插和新置土司安插等。朝廷除通过对安插异地的土司赐官、予地、安置住处等保障其生存权外,同时还积极对其宗族实施安抚,对其家庙、宗墓进行保护。措施的推行不仅巩固了朝廷在土司区的统治,提升了朝廷在土司区的威望,也维持了土司区民族关系的稳定。深化其研究,对于理解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内涵,以及清代西南诸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有着积极意义。

李根源历史文献学实践活动的学术特点

李根源一生开展了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历史文献学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学术特点。文章从文献的搜集和选材、叙录和注释、考证和校勘、写作和行文四方面,论述李根源历史文献学实践活动的学术特点,并揭示出其“爱国爱乡、经世致用、文献兴边”的历史文献学思想主旨。通过以上探讨,不仅深化了对李根源个人及民国文献学史的研究,而且对推动当代历史文献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精神有重要现实意义。

云南武庙:边疆内地化的侧影

全面梳理云南武庙历代建修情况,重点考察建修主体、目的、选址及依托于武庙的社会活动,发现云南武庙与内地差异并不太大。云南武庙有社区组织性质,是官方与民间社会生活紧密衔接的公共空间,是内地社会组织与文化习俗向边疆移植的产物。它由武到文,从军事到社会生活的各层面深刻地影响着云南地区各族人民,是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交融的公共空间,是不同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妥协共生的空间,它展示的中央权力与文化统领程度成正比,也是边疆内地化的一个侧影,云南各地民族群众在集体参与的事件和经历中形成共同的家园感。

十色交织:“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考释——论刘勰经学与文学双重视域下的理论构建

前贤对《文心雕龙·情采》篇“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的注释有误,或可译为:光耀由情理生发的雅义于外,蔽藏描绘物貌的丽辞于内。“朱蓝”不应取颜色义,当是赤、青两种“正色”的原料,以喻情志之本;“红紫”既有状貌描写的喻指,也与“屏,蔽也”的本义相呼应。这既体现了今、古文经学思想的交织影响,也呈现出刘勰“执正驭奇”的艺术控制论思想。由此,则“正采”与“间色”之间不是二元对立,而是本末并存、以本为主的关系。该句之所以与儒家传统的伦理色彩观有异,是因为刘勰受到经学思想内部玄学化阐释的影响,并出于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及“诗骚传统”的考虑。它不仅与全书的理论体系息息相关,还呈现出刘勰对真、善、美关系的新认识,以及刘勰在理论结构的宏观层面,始终坚守礼制思想的原则。

古代地方医政制度在江苏地域流派形成中的作用

江苏地区古代地方医政制度兴起自宋代,元明发展鼎盛,至清代逐渐废止。较之全国来看,江苏地区尤为重视地方医政制度的执行和维护,世医家族、名医数量众多,苏南地区尤为突出,形成了高密度的世医、名医群体。古代医政制度的存续对地域流派形成主要有三个层面的作用:其一,稳定了人才队伍,提高了群体素质;其二,促进了地方世医的发展,催生了本地的世医网络;其三,为地域范围内医学学术交流融通创造了条件。

清始祖发祥地考

清始祖发祥地是不同历史地理时期同一地域的三重叠加,最初是辽代的布科里城,次之是清代江东六十四屯的大泡子屯,最后是今阿穆尔州康斯坦丁诺夫区的谢米多姆卡,即今天的谢米多姆卡是清始祖发祥地,证明当代历史学家戴逸在《简明清史》中的论断:“满族出自建州女真,他的直系祖先原居住在黑龙江北岸。”

梅启照《明史约》史学价值献疑

梅启照承顾锡畴著、陈弘谋增订《纲鉴正史约》之绪余,以《御撰资治通鉴三编》为笔削底本,辑成《明史约》一书。该书将《三编》内容大量删削,或有合并条目、点窜文字、补充史事之处,但无一定之例,记时、叙事颇为随意,大政要事多所遗失,所补又多不当,整体呈现前详后略之畸态。总之,梅启照所辑之书,采撰、考证无精核之功,叙事、议论无自得之见,只可称为粗劣荒疏之史抄,难语为独断专家之著作,可谓为“简而寡要”。至于梅氏自诩“读是书者,先由约以及博,更由博而返约,则于明代十六朝治乱盛衰之故,洞见垣一方人矣”,则殊难相符。

近代“国学”概念出处考

当前学界关于近代"国学"概念的出处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黄遵宪于1887年提出;其二,梁启超于1902年秋提出;其三,吴汝纶于1902年8月最早接受日本人士意见,采用国学概念。这三种观点中,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只是在中文文本中引进了日本流行的"国学"这个名词,并没有提出相应的近代"国学"的概念。吴汝纶在1902年8月的日记中记下了日本学者主张在中国提倡国学的建议,但未见他自己的相关论述中倡言国学。梁启超于1902年论及具有近代意义的"国学"概念,但是,从时间上讲已谈不上"最早"。屠仁守于1897年刊发了《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一文,他试图学习日本,提倡近代意义之国学,为中国近代意义"国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

公园属性的反思——基于中国近现代公园建设的意识形态变迁考察

通过梳理中国近现代公园建设的意识形态变迁过程,结合对西方公园原初功能的分析,认为中国近现代公园掺杂了过多的意识形态内容,偏离了公园的本质属性,存在基本职能错位、使用主体被忽略、民主决策缺失、设计与自然脱离等四个方面的问题。研究表明公园属性的偏差与中国近现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有关,离开了特定历史语境的中国当代公园无须再承担宏大叙事的职能。最后,结合当前社会现实提出了中国公园属性的回归路径。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收藏与研究现状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今天可以见到的历史上各个少数民族文献分别有藏文、蒙古文、满文、维吾尔文、彝文、纳西文、西夏文、女真文、契丹文、亻去卢文、焉耆—龟兹文、粟特文等。对这些古籍在国内外的收藏与研究情况进行整理和系统论述,有助于少数民族古籍研究国际合作的拓展,对于更为深入地研究民族古籍、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初期治淮实践中党的领导力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就领导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根治淮河运动,初步改变了淮河流域落后的水利面貌,为后续治淮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财、物、技均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在其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重要作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把淮河治理的经验总结好”的重要指示精神,本文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科学方针指引、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党领导治淮的组织方式、组织能力、组织成效,为大江大河治理提供借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