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与王朝国家的治理

受制于落后的交通和信息技术,传统国家治理的模式迥异于现代国家。广土众民的传统中国,长期以编户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但在边远且有着自身“君长传统”与“毋君长传统”的西南地区,中央王朝总体上是用一种接近领地国家的模式进行治理。即便在所谓“改土归流”之后的地区,常常也存在“土流并治”的情形,或者即便制度上已无土官,但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容忍过去土司政权中享有权力者继续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同时,在内地流官治理的地区,士绅、宗族、胥吏等也常常控制着地方社会并世袭权力,因此土司制度与内地以编户齐民为核心的流官制度虽有较大差异,但也不无共通之处。

“在在皆耕兵”:明后期广西东部耕兵体系的形成

土司制度在明代西南边疆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兵源主要来自土司地区的耕兵是明代广西创设的一种特殊军事力量。明正德、嘉靖之际,由于广西地区募兵政策的小范围运用,来自桂西土司的土兵逐渐进入到既有兵堡之中,并与自明初以来就已经在桂东地区颇为普遍的“招獞防猺”政策相结合,嘉靖九年(1530)最先在桂林形成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耕兵创设。随着隆庆六年(1572)古田善后模式的确立,耕兵制度进一步被广西当局所鼓励,广西耕兵体系在桂东地区得以大规模的推行开来。到了万历中期,已经形成了取代卫所旗军、地方民壮最为重要的维系桂东地方稳定的防卫力量,分布于桂东“猺獞”动乱最为突出的区域周边。随着时间推移,大量来自桂西的耕兵在桂东落地生根,渐次融入地方社会之中,并对后世广西民族分布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图书文献所见河东人民对水与水利的认知述论--以《河东水利石刻》为例

水是生命之先,在人类发展史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河东地区属水资源相对贫乏地区,常年干旱缺雨。在农业经济占主导的社会,水资源的分配与利用是社会秩序所决定的,即水利秩序。文章通过碑刻考证,从历史文化遗迹对水利秩序的认知来看水利,认为“修之通谷”是水之德;在水利纠纷中,要坚持“公”与“和”的理念与原则;另外,旱灾、水利不畅对历代人民的思想影响较大。

“想象”在历史书写中的实践

自史学产生起,“求真”“垂训”是其最重要的原则。19世纪末,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受到挑战,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世纪之交见证了美国学者哈梅罗提出的“史学革命”,而21世纪的后现代史学则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史学书写的客观性问题因为触及历史研究的本质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历史的可靠性不断受到质疑。基于此,本文拟从“想象”的视角分析历史书写的实践,提出想象是研究者创造性理解过去的方式,它在区别中形塑对象,又在联系中建构整体性社会,这是人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

考古学如何重建上古史

中国考古学的古史重建主要采取“二重证据法”,用考古材料印证文献记载。考古学文化是用来分辨古代族群和政体的关键概念。就当代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范式而言,这种将两类证据简单对应的做法已经难以胜任这项任务。考古学文化是整理材料的一种方法,而古史重建需要一套与之有别的方法。这是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多学科探索,以重建上古时期社会复杂化的过程。这种古史重建不再是编年史学的补充或延伸,而是像年鉴学派所倡导的那种整体史。秘鲁维鲁河谷聚落形态的国家探源,以及埃及统一的考古学探索两项经典案例,为我们提供可借鉴的他山之石。

张煦侯《泗口考》述评

张煦侯《泗口考》一文发表于1935年《江苏研究》杂志创刊号。该文确定了古泗口的地理位置,阐述了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采用了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并重的研究方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过,该论文今天却罕见被提及,而一篇抄自遗留手稿且抄错、抄漏严重的《泗口考》近来却被收入公开出版物中。基于此,强调正式发表《泗口考》的重要性,同时完善和纠正论文中的部分观点,显得尤为必要。

祀与戎:谁持彩练当空舞?——读王子今《中国女军史》

父权制社会中“战争让女人走开”即成定论,女人因此“未载史册”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王子今《中国女军史》从现代人的视角出发,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为依据,证明中国战争史上女性始终是在场的,为“女军”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及其历史性的缺席讨公道。王子今依托训练有素的史学涵养,在不可见的“女军”名下让我们依稀看到了沿袭有序的“史”的线索。在《中国女军史》的基础上对“女人与战争”的关系作宏观梳理,可在中华文明的地缘文化属性中对妇女参战及其相关的军事活动作性别分析。

章学诚思想研究典范之作——评陈其泰教授解读《文史通义》

陈其泰教授解读《文史通义》一书系统阐发了章学诚重构经史关系和发展史书编纂体例的贡献,阐释了章学诚对“道”的探索、重经世贯通的学风和独特的教育思想,对于建设史学理论领域自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重要意义,为章学诚思想研究的典范之作。

70年来海南地方史研究的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海南地方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海南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海南地方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几个阶段,即1950年前、1950到1966年、海南建省前、海南建省后到2000年、进入新世纪后的海南地方史研究等五个部分,主要是论说、总结70年来海南地方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文章对上述各个时期有关海南地方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以及这些成果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成果的学术价值给予全面的、客观的评价,进而概括性地分析70年来不同时期海南地方史研究的主要特点,对目前海南地方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问题提出看法。

明至清初黔楚两省交界地区的归属争议

明初创设卫所制度,在思州、思南二宣慰司领地内安插平溪、清浪、镇远、偏桥、铜鼓、五开六卫,隶属湖广都司;永乐朝平定田氏土司内战后,将其肢解为思州、石阡、新化、黎平、思南、乌罗、铜仁、镇远八府,隶属贵州布政司,由此形成黔府楚卫犬牙交错的局面。这种设计的初衷是为了使军事区与行政区互相牵制,以利于控制地方、加强统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格局带来了诸多弊端,引发了黔楚两省关于交界地区归属的长期争议。为了维护统治,犬牙相制的局面终明一代相沿不改,两省争议悬而未决。入清以后,随着经营西南的深入,朝廷大行改革,最终将卫所全部划入贵州、归并府县,从而结束了这场漫长的争议。

“依口代笔”与“依稿代笔”:清代清水江契约的代笔方式

传统契约文书的研究随新材料的大量刊布而不断发展,但契约研究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即这些契约是如何制作的,尚缺乏充分讨论。在多数契约均为“代笔”的情况下,上述问题的重点在于考察契约的代笔方式为何。就此,清水江契约中的“依口代笔”与“依稿代笔”可以成为分析的关键:相较于旧说,前者并非指“依口录词”,而应被理解为“依议写契”;后者亦非“照词抄誊”,而是指依契约议定而完成草稿誊正。据此,代笔写契的性质不应是“听写”或“誊写/抄写”,而是具备主体表达可能的“书写”,代笔人的角色因而也远非“打字员”而已。在此意义上,契约并非完全是“记录”,而有可能是被“书写”的,关于其性质的理解或应从事实记载转变为一种“说法”或“叙述”。

抗战时期“考据之学”的困境、自守与突破

抗战爆发后,大规模迁徙流亡的生命体验给学者们带来了强烈震撼,他们不再将目光放到诊视支离的小病之上,而是迫切想要探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及文化命运。在这种群体心理转变的背景下,对考据学风琐碎无用的批评也不断蔓延开来,形成抗战情境下带有普遍性的强势话语。面对考据学被“群起而攻之”的局面,亦有史家如岑仲勉公开为考据学的价值辩护,而五四时期为考据摇旗呐喊的史家如傅斯年、顾颉刚、陈垣等虽然在抗战时期不约而同地对从前专注考证进行了反省和调适,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考据的价值,甚至在学界极其强调学术为抗战服务时,还或隐或显地表达考据之于历史学的基础价值。此外一些学者即使顺应时代,在抗战时期刻意减少考据事业,但内心深处仍以考据为学问正途。为了弥合考据功力与价值诉求之间的鸿沟,一些考据大家开始有意识地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寓义理于坚实的考据之上,实现了考据学的自我突破。

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的西南实践:以容美土司为例

土司制度是传统时期王朝国家治理在西南地区展开的一个重要制度。通过考察容美土司种种所谓“非理越份”的僭越之举,本研究强调如下三点:其一,土司制度的推行并不意味着西南“自相君长”传统的消失,而是制度与传统的共舞,并呈现出“土王”相当大的主体性;其二,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传统的延续是当时为不同类型的人群所共享的一种观念,也是王朝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建立的弹性、多元与包容的疆土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不能被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所桎梏,想当然地视土司制度内“自相君长”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整合的阻力。事实上,他们先于中原王朝而在其治域内用一套挪用、模仿内地州县的制度与机制,整合土民,为后改土归流时代王朝国家实施州县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学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从研究目的与方法看,理想的“应然”状态下的历史学,与物理学等科学并无本质区别。但是从“实然”角度看,本应是科学的历史学自古以来即受到价值判断的严重干扰,因而是“非科学”“半科学”的。历史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是历史事件包括其主角历史人物,故而要求历史学家在进行事实判断工作的全过程中都完全排除价值判断,不现实也无必要——不是所有的价值判断都会干扰事实判断。如何让历史学家大胆进行所有的价值判断,又不因此损害历史科学研究?最好的办法是在进行价值判断时,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位普通人,而不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应将“求真”与“求善”两种活动、“历史学家”与“普通人”两种身份加以区别,有意识地分开,尽可能不让后两者干扰前两者。

清中期虚衔土司改授土官的过程及实质

从行政成本、文化隔膜及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稳定等因素考量,明王朝在推进改土归流进程中,曾将原土司辖区改设流官州县并编设里甲,同时原土司职衔由武职改授为文职,令其在原地继续世袭。这些仍能世袭但失去了旧有土地、人民的土司,即为虚衔土司。清中期虚衔土司袭职改革是清政府持续推进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内容之一,其改革内容并不是职衔改授,而是裁汰职衔、按品秩改授土官、追销印信及换给号纸,从制度规范上进一步对虚衔土司加以限制,以抽离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虚衔土司改授土官后,仍在边疆民族地区扮演着重要角色,呈现了王朝国家边疆治理的复杂情形。

绿营与土司:清中期普洱的绿营兵制和边疆治理

在清朝调整西南边疆布防格局的过程中,兵缺募补和兵米供支因受限于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赋役征收政策而成为沿边土司地区推行绿营兵制的制约因素之一。为保障普洱绿营兵制的运作,清朝一方面从内地各营抽调部分兵丁至普洱,以补兵缺;另一方面,将其兵米供支方式由折银给发改为支给本色,所需粮米由地方官于附近地区“分发采买”或拨运,雇用“夷民”背运。在清朝的经营策略下,当地出现了绿营官兵愈加强势、土司和土目逐渐衰微的趋势。这一转变对边疆秩序的影响是多面、复杂的,除为当地“土流并治”的治理方式提供军事支持外,绿营官兵在缺乏有效管理和监督后,也会对当时渐趋稳固的边疆秩序造成一定的冲击,从而引起地方动乱。

青铜时代古希腊印章的演变与发展

在青铜时代的古希腊,印章是最为原始的一种管理工具,在标识社会身份与个人身份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前宫殿时期克里特印章的质地主要为象牙与软石料,印章形状以宽滚筒形与棱柱形为主,印章纹饰主要有动物、几何、人物。旧宫殿时期克里特印章大部分出土于宫殿建筑中,其质地主要为滑石、蛇纹石、水晶,红玉髓与碧玉是新出现的材料,透镜形与杏仁形印章较为普遍。因从东方引入卧式弓形车床,此时克里特印章中的几何纹增多,动物纹成为印章图像的核心。新宫殿时期克里特印章的材料以硬石料为主,软石料逐渐式微,金属印章尤其是金戒指印章逐渐增多。该时期最为常见的印章形状是透镜形与杏仁形,动物与人物形象是印章表现的核心图像。青铜时代希腊本土的印章基本由克里特和地中海东部进口而来,其质地与形制并无创新性可言,但印章图像在细节更加具有类型化特征。由此可见,青铜时代克里特与希腊本土印章的使用是持续且广泛的;印章的形制已经体系化,并且具有明显的东方文化特征。

多维并进:如何开展史学论文的写作

史学论文是针对特定的研究对象或问题,使用规范的术语、范式、体系撰写的学术文章。史学论文写作能否成功通常取决于选题、史料、文字表达、逻辑结构、问题意识等诸多方面,还与作者的学术素养、知识储备有关,同时也受科研条件、学术环境、写作训练的影响。目前,史学论文写作中主要存在选题失当、主题不明、学术史评述失焦、问题意识淡薄、文字功底薄弱、史料简单堆砌、逻辑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这多与研究者缺乏写作训练与规范意识有关。为此,开展科学的写作训练,坚持严谨规范的写作态度,把握论文写作中的多维要点,才能提高写作能力与论文质量。

浅谈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

顾颉刚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史学家,在历史学领域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思想主要受到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胡适的影响、前人辨伪的影响而逐渐形成,该观点对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了解和评价顾颉刚“古史层累说”思想的来源不仅有助于了解20世纪的史学思想,对今天史学工作者研究古史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话语分析法在历史学中的应用研究

加强对于话语分析方法的研究有利于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融合,拓宽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有利于强化对词语和概念的研究;有利于结合历史书写和历史本身的研究,拓宽研究角度,更有效地避免对于权威的盲从。本文先对话语分析法进行定义,然后探讨了它的应用原因和应用领域。话语分析法作为一种能够应用于多学科的以语言为应用对象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了概念史、思想文化史和观念史的研究当中,丰富了历史学研究的手段,促进了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史学家们通过分析话语的方法,重新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产生了一部部成果颇丰的著作,对于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有了更新和更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