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区域现代化进程省思录

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区域现代化进程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不仅深刻影响着各自内部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与文化面貌,也在全球版图上勾勒出多元而复杂的互动图景。董经胜教授的《外部因素与拉丁美洲的现代化》一文,以其独到的见解,深入剖析了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中外部因素的复杂作用。文章认为,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内源性的现代化不同,拉丁美洲的现代化是在外部力量的冲击和推动下启动的,并且一直受到外部因素制约,是一种典型的外源性现代化。

人工关节集采对DRG IC29组病例住院费用的影响分析

[目的]研究集中带量采购对人工关节置换术患者住院费用的影响,为深化高值耗材持续改革提供依据。[方法]收集某三级医院集采前后DRG分组IC29组病例的DRG结算数据和医保信息系统的相关信息,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采用描述性分析、非参数检验、结构变动度进行费用变化分析。[结果]集采政策实施后的各项费用中位数显示,IC29组病例次均费用下降了33445元,其中材料费下降了34835元;DRG统筹金额下降了13705元,个人自付金额下降了24550元。集采前后的结构变动度为60.52%,材料费呈负向变动,医疗服务费、检查化验费、药品费及其他费呈正向变动。结构变动贡献率前三位为材料费50.00%、医疗服务费26.04%、检查化验费16.36%。[结论]集采后IC29组病例的次均费用、材料费、医保支付和个人负担费用均明显降低,费用结构得到优化,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成效明显。建议持续进行高值耗材集采工作,并协同推进医疗服务价格和医院薪酬制度等其他医改配套政策。

重写文明史: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座

中国自古便有完整的哲学体系、文论体系、史学体系、艺术体系、教育体系、医学体系、科学技术体系以及其他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然而,中国原有的自主知识体系在现当代基本上不被承认。这一问题的根源在文明观,文明观是基础,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座。近现代以来支撑各学科知识生产的标准、内涵、体系都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底座上。文明底座是西方的,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也就必然唯西是从,直接导致了对中国文明的贬低,对中国知识体系的全盘否定,形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整体性的垮塌,走上了自毁长城之歧途。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重塑文明观”,重塑文明观则必须“重写文明史”,再从文明底座上建构哲学、史学、医学、科学技术等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重获各学科知识体系本来的“话语权”,向世界呈现“理论中的中国”“创新中的中国”“文明中的中国”,建构自立自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

当前,中国世界史研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为加强世界史学科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本刊特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世界史学科评议组韩东育教授、王立新教授、李剑鸣教授、邢广程教授、杨共乐教授、晏绍祥教授、哈全安教授、沐涛教授、赵学功教授等九位成员就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学术前沿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王立新、杨共乐、李剑鸣、晏绍祥、哈全安、沐涛、韩东育七位教授在回顾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势和发展方向做了极具启示意义的思考与展望;邢广程、赵学功两位教授分别就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断、科学家对美国政府冷战政策的影响做了专题研究,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者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回答人类面对的迫切问题。

美国马汉海权论在近代中国的本土化建构

美国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后,在近代重商主义思潮、传统海权观念、海洋局势及国际格局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经历了本土化建构的过程。清末,出现竞争利权和守土防御的海权思想,并扩展了海权的内涵,引申出领海主权和海域管辖权的含义。民国前期,海权论的本土化建构以“九一八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海权主要用于维护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后一阶段,海权主要用于探讨列强海上军事实力的博弈。民国后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人根据战争形势论述了海权与陆权、空权的关系,对马汉海权论进行了补充,从而形成了陆海空三者结合的海权理论。国人还根据新的海权理论,对本国海权建设建言献策,提出了以本土防御为中心,包括内外线互补、海陆空结合的海权建设战略,这为战后收回台湾岛和南海诸岛、恢复领海主权提供了思想基础。

西欧赋税史新论(笔谈)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英国赋税通史”的阶段性成果,各子课题负责人基于方法、视野的考量,根据笔谈论文的特点进行了选题,力求将自己新近的思考呈现给读者。笔谈主要对英国1610年的“大协议”、西欧绝对君主制时代的税收变革、新财政史学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的概念与理论、西欧现代税制的建立、西欧中古早期税制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有的问题国内学界还没有研究;有的问题国内外学界虽已有研究,但在作者看来,概念生成和理论建构还存在问题,于是介入讨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总体看来,笔谈的创新性是显而易见的,希望能对英国乃至欧洲的赋税经济史、政治制度史、文化史的认识和研究有所助益。

对同盟几个问题的释论——一种历史视角

缔结同盟不只是一个历史存在,也是一个现代现象。不同时期出现的同盟尽管类型殊异,但很多时候都是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秩序的破坏者以及麻烦制造者。缔结同盟的主要动因既有大国或强国追求霸权以及分担称霸成本的谋算,也有中小国家寻求安全庇护以及相关方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考量;缔结同盟的基础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联结、对外援助以及文明或文化认同;同盟的类型因结盟的条件或环境、动机或目的以及同盟的架构等不同而呈现多样形态;同盟的机制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可分为协商型和强加型两种,是同盟有效运作的保障要素之一。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结盟不仅不会带来和平与安全,反而会增加地缘政治对抗的风险。

“四大文明”学说的形成与传播:跨越世纪的对话

“四大文明”是中日两国世界史的“常识”。近年,两国分别有学者指出,“四大文明”学说只在本国通用,在世界其他国家并不存在。通过查找史料得知,“四大文明”学说源于卡尔·李特尔、卡普、西莱和黑格尔等西方思想家、历史学家,之后东亚的知识分子将其进行了概念化。这一传播过程跨越了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文明学等学术领域的界限,是东西方知识分子对话的结果,同时也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对话。

口传、文字与数字时代

如果一个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又活到今天,他可以说是时代的幸运儿,因为他在有限的时间内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几个历史时代,如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常不为人觉察的另一角度,是他竟然也见证了口传时代的结束、文字时代的衰微和数字时代的横空出世。即使是仅仅五十年前,中国农村夜晚的天空是布满星星的,星河灿烂,老人们在星空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而由最有魔力的叙述者将其引入高潮。

论拜占庭莫里斯时代的军队结构改革

莫里斯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面临着“查士丁尼瘟疫”与连年战争所带来的人口短缺和财政空虚等问题,同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对巴尔干半岛构成的威胁持续增强。严峻的形势促使莫里斯锐意改革以应对危机,并探索转型之路。莫里斯军事改革的核心为变革军队结构,将传统的罗马军团结构调整为“营—团—师”结构,以“营”作为基础战术单位。这一举措缓解了人口与财政危机,使军队战斗力得以提升,在拜占庭帝国东部和巴尔干战线均取得明显的效果。改革同时也为此后帝国新的军事战略和战术的实施做了铺垫,为拜占庭帝国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日本学界构筑“新世界史像”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回应国内社会需要以及受西方史学理论潮流影响之下,日本学界在审视既有研究基础上出现了探索“新世界史像”热潮。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书写、世界史与全球史的关系以及区域史与世界史的关系等问题为理论探讨热点。在史观方面,提出应突破欧洲中心史观、近代化论、国民国家论、进步史观等的束缚。在研究广度上,主张吸纳全球史优长,拓展时空观念、重视联系性、强化薄弱区域和领域的研究。2016年开始出版的《密涅瓦世界史丛书》及2021—2023年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较集中反映了近年的新进展。尽管日本学界“新世界史像”探索成绩斐然,但尚未能构筑自身成熟的理论体系。

从考古发掘到数字人文:百年西亚印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启示

古代西亚的印章分为平印和滚印,平印产生较早,滚印是两河流域特有的印章形式,贯穿于两河文明发展始终,直到公元1世纪被平印所取代。自19世纪近东考古兴起,西亚印学研究已经历了百余年历史,从最初的印章图录出版,到对印章类型、材质、图像和铭文的专题研究,学者们逐渐探索出西亚印章学研究的独特范式。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人文的发展,西亚印学研究迎来了新的变革,数据库建设、文字与图像的数字分析、三维虚拟仿真技术以及跨学科研究方式的运用,极大地更新了印学研究的思路与视野,尤其是我国学者“大印学”概念的提出,在国际人文社会学界发出“中国印学声音”,为世界印学的发展做出了原创性贡献。

衡量古今中西文明形态效度的思想前提——从“李约瑟问题”出发的批判考察

1954年李约瑟提出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此提问关乎人类如何告别传统和再出发。我们需对问题本身作思想前提批判,在文明转型中把握它的内外矛盾,避免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成就上片面地作出规定。总的来说,衡量文明效度有如下因素:有些因素是一切有生存实践活动的民族所共有的,将它们相互区分开来的是它们的生存实践活动所掌握的知识体系、物的追问方式等;有些因素是某种类型的文明所特有的,但它能扩展到一切人类创造物中,并作为人类历史共同体的共同呼吸贯穿每一文明。科学或知识位于文明形态塑形的最可度量者之中。西方抽象的个人、异化的技术远离文明的肯定性本原。任何一种文明不能从一个现成已有的民族那里产生出来,有效文明不能自顾自地存在。文明只能作为人类共同体纽带的表现而存在。

中国概念的知识再造与全球旅行:国际传播视角下的概念地理

作为话语基础性要素的概念,由于带有高度凝练性、抽象性等特点,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锚,也是文化交流的元话语,构成了当下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从本质来看,国际传播的过程就是产生自不同地理空间之概念的交流与竞争的过程。中国学界的百年历程,经历了吸纳西方概念、依赖西方概念的过程,但今日逐渐“文化觉醒”,并且重视自身的概念供给。在“概念地理”的视野看来,经历知识再造的中国概念如何出海,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核心话语,助力于当下的国际传播实践,将是本文关注的议题所在。

“思想战争武器”:二战时期美国图书运动的兴起

战争不但是军事经济力量的较量,而且是思想文化力量的较量。二战初期,面对纳粹德国从国内蔓延至欧洲的焚书运动及其宣传活动给美国制造的战争恐慌与思想攻击,美国通过强化国家认同与性别身份构建进行反击。在这场意识形态之争中,图书成为最理想的武器与装备。在这种理念指引下,美国政府和出版行业共同推动了战时图书运动。这些被送往战场和海外市场的图书不仅成为鼓舞士气、治愈创伤的精神良药,而且无形中传播了美国的价值观,提升了美国文化的影响力,对于推动世界的“美国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罗马帝国应对低生育率的政策探析

由于共和时期的对外征伐和内战仇杀,罗马公民人口呈减少趋势。帝国时期,精英阶层盛行不婚不育之风,人口生育率下降,公民家庭少子化现象严重。为解决人口危机,奥古斯都相继出台《反通奸法》《婚姻法》,倡导传统家庭观念,鼓励结婚多育并惩罚不婚不育。后世诸帝大都奉行这类婚育法令,并加以补充和优化,特别是颁行了保障母子(女)权益、禁止弃婴及设立贫儿补助计划等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妇女儿童的基本权益。为推行这些法令,帝王们通过发表演说、公开树立婚育典范、建造纪念碑和铸造钱币图案等形式宣传生育的重要性。这些生育政策旨在确保罗马公民的人口优势,维持帝国稳定与繁荣,具有政治性的功利动机,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出生率低的严峻形势,也带有一定的人道主义色彩。

中美文化交流的独特符号:丁龙研究的解构与再建构

论文回顾和梳理了120多年来丁龙研究的成果与主体,丁龙研究的学术分期以及丁龙文化符号的再建构。研究显示,1901—2022年,中美有关丁龙研究的文献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有126篇(部),成果形式多样。丁龙研究的主体,包括新闻记者、专家学者、广播电视工作者和侨务工作者。丁龙研究的学术分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建构阶段(1901—2000年)和解构阶段(2000年至今)。丁龙的“视野和理想”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为再构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一是从美国排华视域研究丁龙;二是从美国早期“中国观”视域研究丁龙;三是从中美文化交流视域研究丁龙。“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设立,是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历史事件,开美国汉语教学、中国文化研究之先河。如今,“丁龙”已经成为美国汉学史、美国华侨史、中美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和标志性文化符号。

世界历史的“普遍文明形态”图景

如果把“文明形态”作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范式,世界历史进程就表现为各民族的“特殊文明形态”扬弃为“普遍文明形态”的过程。一方面,人类物种的生存方式不同于其他物种的“自然状态”,总是要摆脱自然状态而进入“文明状态”,亦即以“特殊文明形态”的方式存在;另一方面人类也只能借助于“普遍文明形态”才能保证该物种的永久生存。按照唯物史观,自阶级社会以来,人类文明形态是由社会形态加以定义的。但资本主义以往的文明形态都是“特殊文明形态”,而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普遍文明形态”。那些能够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的民族,该民族的文明形态便能够扬弃其特殊性,从而为创造人类“普遍文明形态”奠定基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性质继承了马克思的文明观,打开了“普遍文明形态”的图景,为创造“普遍文明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分治到分裂:史学视域中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国事件析论

罗马帝国在395年永久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常识。不过,这个常识与当时的认识根本不同。无论是当时帝国史家的记载,还是制度和观念层面,都不存在帝国的分裂问题,而只是行政管理上的分治,帝国仍然是一个整体。这种主动分治的观点在后来的史籍中得以延续。18世纪后期,在启蒙运动对罗马帝国命运普遍关注的热潮中,爱德华·吉本开始将分治解读为分裂。他开创的民族国家解读模式被乔治·芬利最终完成,罗马的历史也转换成希腊人反抗奴役、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分国事件也由主动分治变为两个民族乃至国家对立的被动分裂。19世纪后期,分裂说通过学术研究和教育等逐渐普及开来,作为常识被接受,成为历史研究和教科书的一般表述,至今未变。对史家而言,无论帝国是分治还是分裂,都受到他们所处时代及观念的影响,也都有其可取之处。

正常还是失控:罗马共和国后期执政官选举暴力问题探析

政治暴力是罗马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常见现象,被认为泛滥于各个政治领域,严重破坏了各项政治制度的正常运作,使政治秩序陷入全面混乱,加速了共和国的衰亡。然而,对共和国后期执政官选举的深入考察显示,暴力发生频率实际并不高,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选举秩序也未全然失控。这一现象的出现源于政治斗争舞台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与分散了执政官选举领域的暴力冲突;执政官选举机构——百人团大会寡头色彩浓厚,军事性质突出,并在选举竞争中较少涉及施政纲领的争执,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暴力的发生。因此,尽管暴力现象常见于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之中,但是在具体领域呈现出的图景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