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明现代化建构中的一个小插曲——朝鲜近世的崇儒排佛抑西

中日之间的交往,从文字史来看,朝鲜半岛是最重要节点。汉传佛教最开始的东传,朝鲜半岛举足轻重,几无任何一地可以替代。但是,近世日本对西方文明的感受比中国和朝鲜更敏感,或者说东亚文明的重建是从日本和中国开始的。本文从朝鲜近世的崇儒、排佛和抑西活动,观察曾由中华文化为核心建构的东亚文明在现代化建构中的一个插曲:守旧与革新,即守旧的衰退和革新的前行。

关于古典学

2024年11月7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了贺信。古典学是专门研究古希腊、罗马典籍和文明的学科,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14世纪—16世纪)的意大利,成熟于19世纪的德国。在西文语境中,古典学的范围仅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哲学、文学、史学和艺术。这一时代正是所谓的“轴心时代”(由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于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历史时期。

重写文明史: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座

中国自古便有完整的哲学体系、文论体系、史学体系、艺术体系、教育体系、医学体系、科学技术体系以及其他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然而,中国原有的自主知识体系在现当代基本上不被承认。这一问题的根源在文明观,文明观是基础,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座。近现代以来支撑各学科知识生产的标准、内涵、体系都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底座上。文明底座是西方的,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也就必然唯西是从,直接导致了对中国文明的贬低,对中国知识体系的全盘否定,形成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整体性的垮塌,走上了自毁长城之歧途。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重塑文明观”,重塑文明观则必须“重写文明史”,再从文明底座上建构哲学、史学、医学、科学技术等各个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重获各学科知识体系本来的“话语权”,向世界呈现“理论中的中国”“创新中的中国”“文明中的中国”,建构自立自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中美文化交流的独特符号:丁龙研究的解构与再建构

论文回顾和梳理了120多年来丁龙研究的成果与主体,丁龙研究的学术分期以及丁龙文化符号的再建构。研究显示,1901—2022年,中美有关丁龙研究的文献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有126篇(部),成果形式多样。丁龙研究的主体,包括新闻记者、专家学者、广播电视工作者和侨务工作者。丁龙研究的学术分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建构阶段(1901—2000年)和解构阶段(2000年至今)。丁龙的“视野和理想”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为再构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一是从美国排华视域研究丁龙;二是从美国早期“中国观”视域研究丁龙;三是从中美文化交流视域研究丁龙。“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设立,是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历史事件,开美国汉语教学、中国文化研究之先河。如今,“丁龙”已经成为美国汉学史、美国华侨史、中美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和标志性文化符号。

“世界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笔谈)

当前,中国世界史研究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为加强世界史学科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本刊特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世界史学科评议组韩东育教授、王立新教授、李剑鸣教授、邢广程教授、杨共乐教授、晏绍祥教授、哈全安教授、沐涛教授、赵学功教授等九位成员就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以及学术前沿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其中,王立新、杨共乐、李剑鸣、晏绍祥、哈全安、沐涛、韩东育七位教授在回顾和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世界史研究的新趋势和发展方向做了极具启示意义的思考与展望;邢广程、赵学功两位教授分别就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论断、科学家对美国政府冷战政策的影响做了专题研究,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者需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回答人类面对的迫切问题。

西欧赋税史新论(笔谈)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英国赋税通史”的阶段性成果,各子课题负责人基于方法、视野的考量,根据笔谈论文的特点进行了选题,力求将自己新近的思考呈现给读者。笔谈主要对英国1610年的“大协议”、西欧绝对君主制时代的税收变革、新财政史学从“领地国家”到“税收国家”的概念与理论、西欧现代税制的建立、西欧中古早期税制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有的问题国内学界还没有研究;有的问题国内外学界虽已有研究,但在作者看来,概念生成和理论建构还存在问题,于是介入讨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总体看来,笔谈的创新性是显而易见的,希望能对英国乃至欧洲的赋税经济史、政治制度史、文化史的认识和研究有所助益。

对同盟几个问题的释论——一种历史视角

缔结同盟不只是一个历史存在,也是一个现代现象。不同时期出现的同盟尽管类型殊异,但很多时候都是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秩序的破坏者以及麻烦制造者。缔结同盟的主要动因既有大国或强国追求霸权以及分担称霸成本的谋算,也有中小国家寻求安全庇护以及相关方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考量;缔结同盟的基础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联结、对外援助以及文明或文化认同;同盟的类型因结盟的条件或环境、动机或目的以及同盟的架构等不同而呈现多样形态;同盟的机制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可分为协商型和强加型两种,是同盟有效运作的保障要素之一。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结盟不仅不会带来和平与安全,反而会增加地缘政治对抗的风险。

“四大文明”学说的形成与传播:跨越世纪的对话

“四大文明”是中日两国世界史的“常识”。近年,两国分别有学者指出,“四大文明”学说只在本国通用,在世界其他国家并不存在。通过查找史料得知,“四大文明”学说源于卡尔·李特尔、卡普、西莱和黑格尔等西方思想家、历史学家,之后东亚的知识分子将其进行了概念化。这一传播过程跨越了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文明学等学术领域的界限,是东西方知识分子对话的结果,同时也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对话。

口传、文字与数字时代

如果一个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又活到今天,他可以说是时代的幸运儿,因为他在有限的时间内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几个历史时代,如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常不为人觉察的另一角度,是他竟然也见证了口传时代的结束、文字时代的衰微和数字时代的横空出世。即使是仅仅五十年前,中国农村夜晚的天空是布满星星的,星河灿烂,老人们在星空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而由最有魔力的叙述者将其引入高潮。

近年来日本学界构筑“新世界史像”的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回应国内社会需要以及受西方史学理论潮流影响之下,日本学界在审视既有研究基础上出现了探索“新世界史像”热潮。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书写、世界史与全球史的关系以及区域史与世界史的关系等问题为理论探讨热点。在史观方面,提出应突破欧洲中心史观、近代化论、国民国家论、进步史观等的束缚。在研究广度上,主张吸纳全球史优长,拓展时空观念、重视联系性、强化薄弱区域和领域的研究。2016年开始出版的《密涅瓦世界史丛书》及2021—2023年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较集中反映了近年的新进展。尽管日本学界“新世界史像”探索成绩斐然,但尚未能构筑自身成熟的理论体系。

以作物打开农政研究——兼及新作物史的拓展

作物是农史研究和农政研究共同的核心主题。本文介绍农政研究中与作物相关的研究脉络和前沿议题。在宏观层面,农政研究通过全球尺度的作物流动来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在微观层面,农政研究关注作物生产所呈现出的生产关系,以此理解村庄、地方和国家的转型过程。在当前全球发展阶段,作物与国家治理、资本积累、农民生计和生态持续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将作物的主体性与传统农政研究视角相结合,正在成为人文生态和农政研究的前沿趋势之一。本文借由梳理农政研究的学术积淀,为构建具有时代感和国际化的新作物史扩展外延连接,促进农政研究与作物史的交流互鉴。

衡量古今中西文明形态效度的思想前提——从“李约瑟问题”出发的批判考察

1954年李约瑟提出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此提问关乎人类如何告别传统和再出发。我们需对问题本身作思想前提批判,在文明转型中把握它的内外矛盾,避免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成就上片面地作出规定。总的来说,衡量文明效度有如下因素:有些因素是一切有生存实践活动的民族所共有的,将它们相互区分开来的是它们的生存实践活动所掌握的知识体系、物的追问方式等;有些因素是某种类型的文明所特有的,但它能扩展到一切人类创造物中,并作为人类历史共同体的共同呼吸贯穿每一文明。科学或知识位于文明形态塑形的最可度量者之中。西方抽象的个人、异化的技术远离文明的肯定性本原。任何一种文明不能从一个现成已有的民族那里产生出来,有效文明不能自顾自地存在。文明只能作为人类共同体纽带的表现而存在。

探索印刷术背后的文明脉络——评《世界印刷文化史》

印刷技术的出现,是人类继语言沟通、文字书写后最伟大的一次传播革命,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对整个人类文明保留、传承、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而对印刷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其背后的文明脉络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也显得至关重要。了解印刷术的历史与影响,探索印刷术背后的文明脉络,能够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为推动当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贡献力量.

世界历史的“普遍文明形态”图景

如果把“文明形态”作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范式,世界历史进程就表现为各民族的“特殊文明形态”扬弃为“普遍文明形态”的过程。一方面,人类物种的生存方式不同于其他物种的“自然状态”,总是要摆脱自然状态而进入“文明状态”,亦即以“特殊文明形态”的方式存在;另一方面人类也只能借助于“普遍文明形态”才能保证该物种的永久生存。按照唯物史观,自阶级社会以来,人类文明形态是由社会形态加以定义的。但资本主义以往的文明形态都是“特殊文明形态”,而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普遍文明形态”。那些能够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的民族,该民族的文明形态便能够扬弃其特殊性,从而为创造人类“普遍文明形态”奠定基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性质继承了马克思的文明观,打开了“普遍文明形态”的图景,为创造“普遍文明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分治到分裂:史学视域中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国事件析论

罗马帝国在395年永久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常识。不过,这个常识与当时的认识根本不同。无论是当时帝国史家的记载,还是制度和观念层面,都不存在帝国的分裂问题,而只是行政管理上的分治,帝国仍然是一个整体。这种主动分治的观点在后来的史籍中得以延续。18世纪后期,在启蒙运动对罗马帝国命运普遍关注的热潮中,爱德华·吉本开始将分治解读为分裂。他开创的民族国家解读模式被乔治·芬利最终完成,罗马的历史也转换成希腊人反抗奴役、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分国事件也由主动分治变为两个民族乃至国家对立的被动分裂。19世纪后期,分裂说通过学术研究和教育等逐渐普及开来,作为常识被接受,成为历史研究和教科书的一般表述,至今未变。对史家而言,无论帝国是分治还是分裂,都受到他们所处时代及观念的影响,也都有其可取之处。

希罗多德、布巴斯提斯和埃及的“猫女神节”

希腊史家希罗多德曾远足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寻访历史名胜,采集民俗风物,留下生动有趣的“埃及故事”,其中对布巴斯提斯城及其猫女神崇拜的记载是古代遗留的最为生动翔实的书面文献,其史料价值一直是古典学和埃及学领域探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首先对希罗多德的记载展开文本分析,继而追溯布巴斯提斯城的考古史,在此基础上对史家记载的布巴斯提斯城、猫女神芭斯泰特的圣所及其节日进行分析梳理,探究其信息的可靠性和史料价值。本文认为,尽管希罗多德的“埃及故事”有很多人云亦云、荒诞不实的内容,但他对布巴斯提斯及其猫女神崇拜的记载却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史家身临其境采集的第一手资料,或是从可靠渠道获得的真实历史信息,其可靠性得到考古和科学考察的证实,也得到埃及古文献和图像的佐证。

主持人按语

丝绸之路的研究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布与实施之东风,近十年来发展迅速,其深度与广度前所未有,呈现出了诸多新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研究的思路和范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13年以前,丝路研究基本是在考古学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范围之内,近年来则呈现了新的情况。一方面由于学科分类的细化,参与的学科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比如从一般意义上的考古学延伸到了钱币学、碑铭学、古文字学、美术考古等多个领域,中外关系史也出现了边疆史、海交史、边地少数民族史等新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是其他相关学科的主动参与,比如中国古代史,尤其是秦汉到元明之际的中国各王朝断代史,世界史的古代中世纪史。

黑龙江省历史学会2023年年会综述

为进一步推动黑龙江省历史学研究走向深入,发扬黑龙江省史学会“学术立会”宗旨。时值东北振兴战略实施20周年的重要节点,2023年12月2日,在哈尔滨市举办主题为“推动龙江史学发展,助力龙江全面振兴”的黑龙江省历史学会2023年年会。本次年会由黑龙江省历史学会与哈尔滨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承办。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中国大运河与法国米迪运河

中国大运河始建于春秋,至隋代基本完成,元代将其裁弯取直连接大都和杭州,形成如今京杭大运河的基本格局。元明清三代,这条运河途经今北京、天津两直辖市,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横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水系,全长1700多公里,是世界上工程量最大、航运里程最长的古代运河,担负着漕粮北运王朝都城的重要任务,同时也带动了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繁荣。

汉代循吏治政生态考察——以《汉书·循吏传》为中心

汉代循吏多出自宣帝朝,循吏建树地方善政,与其所处“自然—社会—政治”三位一体的治政生态息息相关。汉宣帝时期天灾较少,偃武修文的政策促使环境优化,为地方善政奠定基础。循吏富民治平,化民以礼,移风易俗,使民众回归理性,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以为善政核心。汉宣帝选贤任能,给予地方官久任制、自治权,并严格监察,奖励务实,惩罚伪诈,成为实现地方善政的关键与保障。历史经验可以为当代如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借鉴,保护环境,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正确选人用人,理顺央地关系,循吏善政启示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