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雕刻:“一战”华工战壕艺术的传统意蕴

“一战”赴欧华工在做工之余,曾制作了相当数量的战壕艺术品(Trench Art),因其特有的东方风格而受到欧洲人的喜爱,它们以馈赠礼品或艺术商品方式流入欧洲家庭和当地社会。区别于欧洲战壕艺术多为纪念战争标志性事件而制作的特点,华工战壕艺术作品更多采用中国古典符号和民间元素,如吉祥纹、古诗词、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形象以及龙图腾等,在跨文化语境中,体现了东方文明对战争之物独特的雕刻与重塑,凝结了和合、贵生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蕴。

赫伯特·胡佛反危机政策及其实践困境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府在处理经济危机时,其政策明显表现出旧传统和新趋势的融合。面对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爆发,赫伯特·胡佛总统初期的反危机政策及其理念和前几任政府大致保持着延续性。但随着危机的不断加剧、政策的失效以及胡佛对大萧条认知的变化,其领导的联邦政府开始朝着更加积极的角色转变,进一步扩大了“有限政府”的权能,为罗斯福“新政”开了先河。但是,胡佛低估了这次危机的严重性和持久性,并在进一步扩大政府责任方面犹豫不决,再加上救济理念的时代局限,导致了他在解决经济大萧条方面的实践困境。

论苏德《拉巴洛条约》的缘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在英法等强国的安排下建立起凡尔赛体系。苏维埃俄国与魏玛德国作为欧洲国际关系中的弱势国家,两国所面临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局势高度相似。正是基于这种相似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局势,才使得两国逐渐接近并走向合作,进而签署了标志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拉巴洛条约》。该条约不仅奠定了苏联“五年计划”的基础,而且改变了德国在赔款问题中的不利局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民族主义色彩浓厚 ;二是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的不完全一致 ;三是具有强烈的文化优位意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最早源头虽可追溯到清末民初 ,但其兴盛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 ,其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兴起的“东方文化救世论”思潮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国族建构语境下国人对边疆地区多元文化及教育方略的认识——侧重20世纪30-40年代的西南地区

民国时期边疆危机突出,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亟须各族团结,国族构建成为当时急务。但因国内文化多元,族群众多,边疆教育成为构建国族的重要途径。西南地区在抗战时期成为民族复兴基地,此区域的边疆教育倍受国人关注。因此,梳理国族构建语境下国人对西南民族多元文化与边疆教育方略的论述,可以了解当时国人为构建国族与发展边疆教育所作的学术努力。

俄国农民与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前,俄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忠于沙皇政府,是沙皇政府的重要社会基础之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与帮助。农民改变态度,从支持沙皇政府和支持二月革命后建立的临时政府,转而支持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其原因有三:第一,沙皇的战争政策,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农民对沙皇政府失去了信心;第二,临时政府坚持战争的政策,把农民推向布尔什维克;第三,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根据变化的情况,不断调整对农民的政策,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使他们从观望、困惑、彷徨和反对中,转变为支持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府。

社会转型语境下的乡村复兴之路

社会精英自晚清始便对乡村社会的建设与改良做出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但由于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陷最后均以失败告终。今日的农村建设与民国新乡村运动有着内在的历史渊源。在现代社会转型的大环境下,重提新乡村建设运动,溯本清源,让精英回归,通过逆城市化来承继传统、弘扬文化,重新追溯根植于乡土社会的道德、文化,形成新时代背景下对传统的传承,是新时期农村建设运动的最终出路。

历史与权力——《规训与惩罚》讲述的三个故事

《规训与惩罚》是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代表作。在这一著作中 ,福柯以监狱的诞生为表现对象 ,有效地呈现了其思想的结构特征以及他在学术实践上的追求。《规训与惩罚》所进行的历史表现蕴涵了多层含义 ,监狱诞生的过程事实上也是福柯所描述的现代性展开的过程 ,对规训与惩罚之间关系的描述同时也包含了对现代性的批判与抑制 ,这是福柯研究的旨趣所在。此外 ,当福柯将《规训与惩罚》作为谱系学方法的一次实践时 ,其即开启了历史学的新篇章 。

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协定》再评析

1933年的《中关棉麦借款协定》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达成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和罗斯福的战略考虑与政治远见,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其政治意义和外交意义远远大于其经济意义。

从道德教化到政治参与:国际宣教会与1920年代的国际禁毒运动

20世纪20年代,国际宣教会从创立伊始即将“帮助人类摆脱毒瘾”视为长期奋斗目标。一方面,它接续前辈传教士的传统,在传教地区自觉担负起道德教化的责任,通过舆论宣传唤醒公众的反鸦片意识。另一方面,在基督教国际主义思想的感染下,国际宣教会不仅成为初创时期的国际联盟的拥护者,而且试图影响国际联盟建构下的世界新秩序。在反鸦片领域,国际宣教会积极参与国联鸦片咨询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以及1924-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的各个环节,成为这一时期国际禁毒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正是以国际禁毒为载体,国际宣教会在道德教化与政治参与之间找到了耦合点。

华盛顿会议关于山东问题的会议“边缘”谈判始末

'山东问题',是指日本于1914年借对德宣战之机强占山东胶州湾及胶济铁路的归还问题.巴黎和会不但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反而作出了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决议,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拒签对德和约,此问题遂成为悬案.

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探析

布哈林是继列宁之后,维护新经济政策的代表人物。在与反对派的论战中,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布哈林捍卫并发展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并逐渐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对于如何把经济落后的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强国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

斯大林经济模式在苏联确立之必然性分析

列宁逝世后苏联放弃了新经济政策而选择了斯大林经济模式。这一选择绝非偶然侥幸,而是众多历史因素交互作用而致的一种必然结果。这些因素体现为经典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理论的影响、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功过、国际资本主义对苏俄的危胁、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传统的影响以及列宁逝世后苏共高层领导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和态度等六个方面。

重新认识二战前夕苏德关系的发展

:1 990年 ,苏联出版《危机的年代 ,1 938～ 1 939,文件与资料汇编》 ,首次公开了二战前夕苏联对德国交往中的一些重要文件。美国学者罗伯茨据此重新研究了二战前夕的苏德关系 ,指出在导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结局的苏德关系的发展中 ,德国是主动的一方 ;苏联对英法苏莫斯科谈判并非一开始就脚踏两只船 ;《苏德条约》中的秘密议定书并非是苏德瓜分波兰。这些观点 ,与西方传统的观点存在明显差异 。

试论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原因

关于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原因,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探讨。但往往陷入某种误区,即把大清洗的原因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仅仅将30年代的大清洗归结为斯大林个人品质所致是不客观的。30年代大清洗不但与苏联20年代的党内斗争、30年代新反对派的挑战密不可分,而且还必须将其与30年代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联系起来综合考察。造成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原因是深层次的、多侧面、多视角的。

债务问题与大国关系(1917—1940)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美债务问题是英美世界权力转移当中的重要一环。债务问题使美国与欧洲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美国在战债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也使美英关系蒙上阴影。苏俄选择废除一切债务,表面上得利,实际上损害了俄罗斯多年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建立起来的信用,损害了与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关系。

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几个问题

国民军是中国1920年代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苏联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前提下援助中国革命,国民军是其继南方国民政府之后的又一个援助对象。苏联对国民军的援助覆盖第一、二、三军,援助的形式分派遣军事顾问组和经费物资支援。苏联的援助使国民军的军事实力得到了加强,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但因为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实用主义态度,使得援助效果受到影响。给人们的启示是:中国革命必须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

简论1918—1922年日本与苏俄的关系

１９１８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东部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夺取远东霸权的继续。苏俄通过成 立“远东共和国”迂回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取得一定胜利。历史与现实说明对日本 军国主义势力不能掉以轻心。

禁锢与监控：李顿调查团与西方记者密访马占山风波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诉诸国联调停,国联在做出撤兵决议但被日本拒绝后,派出李顿调查团前往日本和中国调查。当调查团进入东北后,受到日伪军、警、宪、特的层层设阻监控,禁锢调查团与东北各界人士接触,甚至强硬阻拦调查团与马占山会面。在此背景下,两名西方记者在中国人帮助下秘密访问马占山,获取了部分反映东北民众抗日反满意志的珍贵资料。但当二人返回哈尔滨后,随即遭到日伪当局的无理拘捕和搜查,甚至粗暴地没收二人采访记录及私人物品,引发一场小有影响的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