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利口”批评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张释之对“谍谍利口捷给”的虎圈啬夫的否定,表现出倾向于这种立场的态度。对于“利口辩辞”“利口巧辞”的轻视,继承了孔子儒学传统,也符合西汉社会文化的时代精神。司马迁对于某些虽“口吃”即在语言能力方面有所欠缺,然而文化贡献突出的人士予以充分肯定,尤其赞赏韩非、司马相如“口吃而善著书”,表现出就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比较而言,对后者的特别看重。这种人才观也是与当时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相适应的。否定“利口”的态度,或有秦文化重视实用的背景,与黄老之学推重“不言”“贵言”,否定“多言”“美言”的倾向也是一致的。司马迁有关战国区域文化的价值判断和历史书写,肯定东方文化的优越,然而对其“闳辩”“迂大”的文化风格有所保留。这一倾向也影响到他对于“利口”的态度。

论《石城山人文集》的移民家族书写

涂氏家族在清代乾隆年间迁徙至四川,其后逐渐在当地扎根发展。族人涂凤书编撰的《石城山人文集》中详细记载了这段迁徙历程。在全面梳理《文集》中相关记载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分析法以及历史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深入剖析。研究表明,涂氏家族的迁入对云阳地区的人口结构、政治格局、经济发展以及文化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涂氏家族成功融入云阳社会的历史案例,为当今社会治理模式、族群关系建设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考。

司马迁的“蒙太奇”——从“荆轲刺秦王”说起

《史记·刺客列传》描写“荆轲刺秦王”一段,具有丰富的动作细节,犹如电影的“分镜剧本”,给人极强的画面感,可以视为文言写作的“蒙太奇”。司马迁如果生在当代,当是善于营造镜头场面的电影大师。

《史记·循吏传》撰人考辨——兼驳崔适“妄人伪托说”

崔适《史记探源》断言《循吏传》为“妄人伪托”。考《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循吏传》篇目、编次皆出于司马迁,且与今本合。《循吏传》所记人物事迹源自先秦、汉初文献,经司马迁整合、综括、选择、处理,重新书写入传。而且《循吏传》在材料取舍、详略上与《滑稽列传》《郑世家》《十二诸侯年表》相互照应,又与《酷吏传》在编撰宗旨上相颉颃,处处显示出司马迁的纂修思想、撰史特点和风格,且与司马迁“人本”“刑名”“法治”思想相合。这些都是后世“妄人”无论如何都难以模仿假托的。崔适不细品《循吏传》思想内容,不根寻《循吏传》史源,仅仅根据“麟止”“先别传、后总传”等例,便断言《循吏传》为伪。把“个例”当凡例,自设史例规则衡量《史记》,合则真,不合则疑,疑则伪,据疑定罪,制造“《史记·循吏传》妄人伪托”之冤假错案,实属自我假设、自我定罪的套路。

毛晋汲古阁刊《史记索隐》志疑

明末毛晋刊汲古阁本《史记索隐》单行本刊行以来,在引起学界重视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本文将《史记》存世的二家注本、三家注本与汲古阁本《史记索隐》进行了全面的校勘,结果使得汲古阁本《史记索隐》暴露出了许多疑点。此本当不是毛晋所说的覆北宋大字刊本,不排除其为毛晋以不全之本加以缝合而形成的一个新本子的可能性。

《史记》对《论语》的接受与再诠释探究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表现出对《论语》的高度重视。由于西汉儒学复苏的影响以及司马迁本人对孔子尊崇,《史记》对《论语》的接受程度很高:《史记》不仅将《论语》作为可采信的史料,而且在政治主张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以《论语》作为依据。以对《论语》的接受为基础,《史记》还对《论语》进行了再诠释:在内容方面,司马迁化《论语》的议论为叙事;在思想方面,《史记》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哲学倾向。同时,《史记》对《论语》的再诠释,对于《论语》的经典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管窥司马迁的直书与曲笔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刘邦形象的刻画,秉承“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文章结合“元史学”关于历史意识与历史存在的转义理论,通过对《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这篇关注不多的合传的文本分析,既揭露刘邦薄情寡义、诛杀患难之交的一面,又通过与《汉书》《资治通鉴》等相关篇目的互相比照,重新探究刘邦杀樊哙之动机。同时,司马迁对“郦寄卖友”一事以叙为议、寓论断于叙事的笔法,也同样暗含了对刘邦的贬讽。

《史记》秦史征兆叙事所体现的兴亡趋向

在《史记·秦本纪》及《史记》中与秦相关的文献中,征兆被广泛运用,并在秦的兴亡这一历史问题记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史记·秦本纪》及相关文献中的征兆贯穿了秦兴亡的全过程,司马迁有意通过征兆与客观因素一同全面深刻地展现秦的兴亡及其对秦兴亡问题的看法。

史学批评与“望溪学问”王国的形成

方苞治史心得有三:一是“融会经传”,多引五经及《左传》内容,采用“以经传证解史”“以史证解经传”,以及“经传与史互证互解”三途,阐释《史记》《汉书》,开“义法”由经至史一路,并为“义法建构”提供重要材料。二是对“义法”进行建构,完成“义法”思想由经到史的转换,又通过编《古文约选》《钦定四书文》,使“义法”思想由史转化到古文、时文,铺就“经传义法”“史之义法”“文之义法”三层次。又以“法随义变”的灵活处理方法,将义法“生命化”,并上继前朝,以“雅洁”丰富“义法”,在评史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义法”思想体系。三是秉承太史公“互见”立言之奥秘,倾其一贯之思,而坚守正统,其立场在宋学,但其精神维系桐城文脉,可资汉学。方苞的史学批评,是“望溪学问”之中“经—史—文”治学实践的关键环节。

《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出版

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Jr.)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主持翻译《史记》,至今已出版九卷,是目前体量最大的《史记》英译本。倪豪士将三十载翻译研究《史记》的学术成果汇集在《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Into the River of History-William Nienhauser’s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Shiji)一书,中文版于2023年9月出版。在《历史的长河--倪豪士〈史记〉研究论集》一书中,倪豪士对《史记》的学术史研究做了梳理,对比研究了《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关系,考察了《史记》的编纂思想,并从目标读者的角度,阐述了其翻译《史记》所做的各种考量和研究。

汉廷政事与经典书写--论《史记·三王世家》的撰写及影响

武帝分封三王是为了应对现实政治局面而施行的措施,其分封仪式乃汉廷礼制史上的大事件。今存之《史记·三王世家》为司马迁之原著,他秉着记录史实书写经典的心态,采用独特的方式记录下一朝宪政大典及文书运作。通过自己的独特行文,司马迁让人感受到汉廷分封三王的严肃与隆重,彰显出此事在当日的巨大影响,这是历史书写对真实场景的有效还原。三王分封策书和记载此事的《三王世家》都成为经典文本流传后世,体现出政事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也是朝堂礼制与经典书写相互影响的代表。

《史记·伯夷列传》笔法及夷齐事迹质疑考释

伯夷、叔齐两人因司马迁所著《伯夷列传》而为世人所熟知,但《伯夷列传》中的夷齐事迹较之前已有很大演变,文章的叙述笔法及夷齐事迹的阐释引起后世学者对夷齐两人让国后行为的质疑。通过分析《伯夷列传》中夷齐形象的叙述笔法,探讨后世学者对夷齐事迹的质疑及原因,使人们对夷齐有更充分的认识,能理性地看待夷齐故事的价值意义。

《史记》所载周霸事迹考

关于周霸其人其事,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其中《孝武本纪》《封禅书》《卫将军骠骑列传》《儒林列传》等篇章均简略记载了周霸这一人物和其相关事迹。此后,史书对周霸的记载均沿用《史记》中的相关记载,并无增补,以至于周霸其人其事在后世多有未明之处。现遍考《史记》等文献,钩稽分析现存史料,从周霸的仕宦经历、交游情况和学术成就三方面加以论述,以期摸索出周霸相对完整和真实的生平事迹。

《史记》之《礼》《乐》二书来源问题论衡

学界关于《史记》中《礼书》与《乐书》的来源有三种主流观点:一是认为两书有录无书;二是认为两书皆书亡序存,今文是后人补作;三是认为两书皆为司马迁草创未就之文。在梳理相关研究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礼书》与《乐书》在司马迁草创之时皆已成书,两书的序文皆是司马迁原笔;结合褚少孙的学术背景及补书风格,可知两书绝非褚少孙所补;今存的《礼》《乐》两书之正文应为同一人所补,且内容或许是根据司马迁整理的文献资料残稿摘抄而来,而这位补书之人有可能是后世任职于国家秘藏图籍场所的人员。

事关传主的形象:论《史记》的“繁复”书写

自司马迁创造纪传体的史书编撰体例之后,历代学者指摘其繁琐、重复之弊屡不绝书,至四库馆臣而有“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之论。此类议论或过于轻率。经细察,《史记》因编撰体例为纪传体,确有可能存在繁琐、重复之书写,但往往书写角度多元化,详略亦大不相同,非但没有真正的繁琐与重复,反而更有利于对史事的全方位理解,有利于对传主形象的塑造。《史记》对传主的这种书写,体现了典型的偏传主倾向。

《史记·屈原列传》的史料来源与文本问题的文章学考察

《史记·屈原列传》史料来源复杂,不同部分性质迥异且文本功能有别。本传中长期困扰楚辞学者的文本问题,之所以从纯文献学角度得不到有效解决,是因为混同了不同史料的性质与功能所致。明清学者将此传与《伯夷列传》、《老子韩非列传》称之为“传之变体”,正是着眼于此类传记极强的议论抒情性,实际上它们相当于人物的“精神传”;若从文章学角度来分析“变体”,体现的是司马迁独特的“插叙”、“遥接”艺术。《屈原列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史,文中投射进去了司马迁自己的影子,评估此传在屈原研究中的文献价值,不能忽视它在《史记》中体例、寓意、文法诸方面的特殊性。从本传“太史公曰”乃至《史记》其他篇目传赞的顿挫规律中,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启示。

《李广研究》评介

《李广研究》是河北工程大学王福栋教授和彭宏业老师的新作,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学术界李广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此书以《史记》典型人物李广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李广是如何由一个实在的历史人物经司马迁的塑造成为一个史书人物形象,并进一步探讨,在文学范围内李广如何由一个史书人物形象演进为一个文学人物形象,在文化范围内李广形象如何扩散。

《史记》“太史公曰”的文篇模式及变体阐释

文章从“叙述”“评议”“说明”三种基本文篇类型出发,对《史记》“太史公”和《汉书》“赞曰”进行归纳比较,得出两书“论赞”最大的差别是主观和客观的差别,前者以某些方式加强“自我”评议,而后者则努力保持评议的客观性。《史记》发展出了“亲身涉历”“自我感受”“想象假设”三类特殊评议模式,有别于其他史书的评议方式,是在主观化因素催动下产生的特殊语体形式,可视为司马迁为强化“自我”而采用的篇章语用手段。

《五帝本纪》及《夏本纪》的可靠性问题

《史记》之《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得益于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读,应基本可靠。但其他历史文献却多有不能与考古材料相对应者;或者考古材料明显不是,或对其解读亦有偏差。这便造成历史文献的可信性或可信度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可否采用考古学材料前置的做法?

“今年祖龙死”考辨

始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今年祖龙死”谶言,在唐代部分文献中引作“明年祖龙死”,并由此引发了对《史记》原文的争议。通过对谶言故事的版本及流传的分析,可以发现《史记》作“今年”本不误。“明年”异文的出现,是唐人出于对《史记》系年及叙事逻辑的不理解,而改动谶言原文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