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氏族之人”到“编户齐民”——试论先秦时期社会成员身份的变迁

夏商西周时期,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生活于“族”之中。这些族,夏商时期称为“氏族”,西周时期则多称为“宗族”。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人”“民”多混用无别,但两者的使用却出现了有所侧重的情况。“民”能够以地域为称,但并不以族为称,它所表现的是社会成员的地域特征,而“人”则可以表现其作为某族的血缘关系特征。社会成员间血缘关系的影响在削弱,而国家地域关系的影响在增强。社会成员身份的巨大变化是由氏族(宗族)之人,变成了国家控制下的编户齐民。“编户齐民”肇端于战国时期诸国授田制度的实施,到秦代则成为国家控制天下民众的最主要的制度。这种居民身份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

“文明起源”史观之意味:“中西马”视角的考察

“文明起源”作为国内学界使用频率极高的舶来语,主要用以说明距今五千多年至“三代”时期历史文化的发展。但是否合适的问题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似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就没有问题。其实马恩晚年虽借用了“文明”等术语,但对其核心内容如剥削、阶级性、虚伪、贪欲、国家镇压机器等都是持具体批判与整体否认态度的,尽管认为如此发展有其必然性,与其他学人用“文明”“野蛮”区分历史进步、停滞与落后,即无意中把知性专断与西方普遍性的观念传播开去明显不同,因为马克思是从人的全面发展和多数人得到解放出发看问题的。从历史研究追求平实公正应该使用更中性一些术语看,用褒义明显的“文明”来说某一时段历史的特质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说甲文明意味着乙不文明或野蛮,必然分出等级差别。回到传统中国,被视为“文明起源”这一段历史,中国古人认为是“大同”向“小康”、“公天下”向“私天下”之过渡,是以物役使人性的开始,是战争杀伐愈益激烈和彼此互助走向你争我夺、淳朴自然走向尔虞我诈的时期,此与马恩的认知明显具有相通之处。古史研究使用“文明起源”作为关键词展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重物质、轻人道的历史观,体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不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精神相背离,也与史学自身追求相矛盾,说明目前的古史考量还深陷于西方中心观念之中,反省不够。在此认知基础上文章提出用相对平实的“文化源”代替不甚中性的“文明起源”,以作为中国文化精神开启之初一段历史的研究之用。

论西周宗法制度中的限度与调适

宗法制度是西周时期重要的制度,它在很多方面形塑着西周社会,既有积极的影响,同时也有消极的影响。宗法制虽然在西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核心嫡长子继承制却有着与生俱来的限度,即该制度排斥后天人力、个人情感、选贤任能,完全按照先天自然来决定继承者。正因为宗法制的限度,西周现实生活中对宗法制调适的现象屡见不鲜。具体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有意或无奈地主动调适;二是蓄意地违背制度和武力破坏;三是遵守宗法制前提下小宗对大宗的超越。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说,西周宗法制度的阻碍力远远大于促进力,但当时人的调适行为也为社会流动留下了空间。

任乃强先生《诗》学评议--以《周诗新诠》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任乃强先生撰著出一部重要的《诗》学著作《周诗新诠》。任先生更加重视作为古代历史的活化石的民族学材料,重视各民族诗乐的综合比较,在比较综合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关于《诗》学的一系列新见。务求创新是贯穿《周诗新诠》全书的重要学术思想。《周诗新诠》一改前人说诗“换药不换汤”和“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先破后立,证据更为充分,结论更为扎实。《周诗新诠》的另一独特之处,还在于其娴熟地运用西南边区的民族学材料,对《诗经》诸篇的创作背景和诗义作出新的解释,开拓了《诗》学新的境界,为中国《诗》学增添了新的气象。任先生的《周诗新诠》给“中国无奴隶社会说”者,迎头一击,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任乃强诗学也暴露出若干的局限与不足。《周诗新诠》对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孙作云等结合《诗经》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信息注意不够。《周诗新诠》在运用近代西南地区民族学材料和《诗经》中若干文字进行比较时,往往容易作先入为主的判断,从而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周诗新诠》一书中对《周南》诸篇诗义的解释,就呈现出很明显的泛奴隶论的倾向。

中华历史典籍中的大禹文化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

大禹文化代表了“内圣外王”的中华“治道”精神,塑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内容。大禹文化所涵盖的核心文化要素,通过三类历史典籍的译介而传播海外:上古书经《尚书》中大禹的“化民之德”,官史之首《史记》中大禹的“治世之功”,地方史志《越绝书》《吴越春秋》中大禹的“华夷一体”身份传说。文化专有项误译是中华文化译介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通过文化对比、历史还原、体系构建,有助于提高文化专有项翻译的准确性,实现中华文化传播的中外融通,古今传承,让中华“治道”走向全球。探究中华历史典籍中的大禹文化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实践,可以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提供经验和启示。

《尚书》“尚和合”的文化理念

《尚书》作为中国“五经”之一,蕴含着丰富的“和合”思想,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尚和合”的文化理念。《尚书》从天人关系、政治社会、个体修养三个维度构建了“尚和合”的思想结构。天人关系方面,《尚书》分别以“和生”与“合德”描述人与“自然性”之天以及“超越性”之天的关系,构建了天人之间“和生合德”的理论系统;政治社会方面,《尚书》通过阐明“惟和惟一”的君臣观、“式和民则”的教化观、“燮和天下”的天下观从而构建起“庶政惟和”的政治文化观念;个体修养方面,《尚书》指出心性涵养与道德践履内在统一,和合不二,道德自觉必然涵摄身心、包举知行,从而构建了“身心合一”的修养理论。《尚书》“尚和合”的文化理念,为当代文化发展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

治国大法的古老传承——《尚书·洪范》的早期书写研究

《尚书·洪范》号称中国古代的“治国大法”,据说最初是由上天赐给大禹的,夏商两代世世传承,在周初由箕子口述记载下来。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是战国以后所作,由此解构了它的经典价值。但是通过考古发现,近年来学界已经重新认识到传统说法的可靠,无论是《洪范》本身的内容,还是“五行”“五纪”“稽疑”“庶征”等观念的产生,都证明它与夏商两代文化思想紧密相关。从《洪范》一文简洁的表述、明晰的文本形态来看,它经过了商周史官的精炼加工,具有中华文明早期书写的鲜明特点。这说明以“尊天”“敬人”“道德垂范”为核心思想的“洪范九畴”,的确是自夏商两代以来先民们总结出来的治国要义,也是后世君王必须遵守的治国准则。而古人之所以将其说成是天赐大禹,它体现了中华先民对王权国家得以成立的文化思考,代表了国家得到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美满幸福的殷切期望,因此具有至高无上地位,也是其成为“治国大法”的根本所在。

出土文献与考古视野下“中华”观念的形成

日渐丰富的出土文献与考古实物中,蕴含着在先秦时期“中华”观念形成的历史信息。“中”的起源与先秦时期的“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等地理概念息息相关。西周春秋时期“华夏”族群的融合与发展,为战国晚期“中华”观念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产生之时,“中华”观念的基本内涵即包括以“华夏”文化为共同文化标准,以“禹迹”“九州”为共同活动地域,以黄帝子孙为共同世系认同。

牧野之战历史叙事的形成与当代牧野文化建设

牧野之战是周人灭商的关键一战。在周人的历史记忆中,牧野之战是辉煌和伟大的。后世随着儒学的兴起,人们为牧野之战的历史叙事注入了道义的内涵。经过数千年的沉淀,牧野之战的历史叙事以及其中所蕴含的道义观念,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充分发掘牧野之战的文化价值,寻找传统道义观念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契合点,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早期夏文化与早期国家问题初探

考古学文化所对应的夏文化,即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先夏)—王湾三期文化(先夏与早夏)—新砦期(后羿代夏)—二里头文化(夏中晚期)。中原龙山时代文明化进程加速发展,各种文化逐鹿中原,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趋势,由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终至夏王朝诞生在中原腹地——嵩山地区。其时,大禹治水体现的行政组织与管理机构的存在,禹画九州对固定地域实施的统治与贡赋制度的出现,夏桀囚商汤于夏台即监狱的出现,武力征服导致频繁的战争,考古所见社会分层与分化的材料,血缘关系逐渐被地缘关系取代——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出现,体现王权的宫殿、宗庙等高等级建筑滥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成熟于二里头文化时期,以上表现大体对应了早期国家的若干特征,反映出国家的初级形态即早期国家——夏王朝的样貌。王湾三期文化晚期和新砦期,以王城岗、瓦店、古城寨、新砦、花地嘴和东赵等遗址为代表的早期夏文化,已进入早期国家。

《尚书·秦誓》与早期秦国礼乐政治

《秦誓》与“穆公之霸”有关,是穆公“遂霸西戎”之后用于秦宗庙的仪式文本。此篇短短二百多字,既有批判和自省,亦流露出造就强盛秦国的成就感,又见文化担当的责任感。其言说指向是省思国君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和任用人才,以达成国家治理的完善。《秦誓》标志着穆公时期秦国学习周礼的巨大成就,可视为早期秦国政治文化发展的总结性文本。早期秦国诗书礼乐建设的成功,证明西周礼乐政治对“非我族类”的强大吸引力及其所赋有的文化改造功能。《尚书·秦誓》和《诗·秦风》共同体现了早期秦国在诗书礼乐法度方面的成果,意味着秦国在未来本有可能继续礼乐政治的道路。

从古本《竹书纪年》看西周王年

古本《竹书纪年》虽然早已亡佚,但是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仍然搜集到了一定数量的佚文,其中不乏一些关于西周王年的,价值非常高。笔者以古本《竹书纪年》佚文为主,并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记载以及考古学和现代天文学的成果,推定出了古本《竹书纪年》关于西周王年的一些重要信息,以求能为将来西周年代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帮助。

礼器、礼与中国早期社会治理

中国早期社会的礼器属于一种威望物品,不仅具有表征等级贵贱、参与社会层级划分、社会秩序建构的功能,而且可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地位和特权,成为一种权力符号。在史前社会中,权贵阶层主导这些权力物化象征符号的生产与再生产,控制了礼器制作的资料和技术,利用礼器来建构礼仪形态与意识形态,从而实现政治社会秩序的生产与再生产。青铜时代的礼器是礼的载体,其社会功能是用以“明贵贱,辨等列”,使各等级的人各守其位、不得越轨,从而维系等级秩序。青铜饮食礼器,体现出三代社会对饮食礼仪的高度重视。饮食礼在协调社会关系、敦睦人伦、促进社会成员团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治理作用。

激荡美妆3000年(待续)

6夏商周:素妆时代6.1审美以夏商周为主的先秦时代,结束了早期野性的原始社会,建立了一套颇为完善礼乐制奴隶制社会。在社会趋于稳定的体系化下,夏商周时期的人们渐渐开始了解礼仪,懂得礼仪,由此开辟了中国化妆史的新纪元。礼乐制的建立不仅在当时成为约束社会行为的一种方式,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在此影响下人们对于美的认知初见雏形,就此探究从礼乐建立到礼崩乐坏,先秦时代的审美标准。

柄形器功能演变研究

柄形器,文献未记载,其功能自考古发现以来备受关注,多位学者对其功能进行了分析,但多是对其某个阶段功能的解读,或是对其某种功能的解读。近年来的考古资料显示,其功能在不同的时期内应当有所不同,因此作者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典籍,以时间为线,对其不同时期的功能做进一步的梳理和分析。

“广域”国家:早期中国疆域形态与观念再讨论

有学者否定夏、商、周三代国家广大疆域的存在,认为早期中国只是邑的聚合体,其疆域是不连贯的,尚未形成“面”的疆域观念。这种看法缺乏坚实的证据。夏王国应已大体确立了广域国家的疆域形态,商周时期又拓展而充实之。商王不只关注具体的邑,也关注邑间成片的领土。周王将土地和民众赐予贵族并根据需要对侯伯进行册封或徙封,均显示了周代疆域之广大。早期国家疆域的边界虽具有模糊性,但并非不存在。商代“内服”“外服”均是王廷设官以治理的区域,而周人对何处属其领域、何处非其领域亦有相对清晰的认知。夏商周三代与秦汉在疆域形态与观念方面并无本质不同,只是统治方式与强度有别。相较不连贯性,早期中国“疆”“略”有别的特征更具代表性。“疆”是王国设官征赋、实施稳定统治之区;“略”则是王国影响所及之区,其地通常不置常设机构,暂不属王国疆域,不过却属于其势力范围,也是其疆域的盈缩区。

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重要地位

我国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在河洛地区发现了众多聚落和都邑遗址,为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从文献考据可知,唐虞、夏、商、周四代之居大都在河洛地区。河洛地区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的重要聚落和都邑遗址,这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它充分表明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阶段所具有的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地位。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核心区域,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早在西周时期,洛邑就被认为是最早的“中国”所在地,并形成了“择中建都”的传统观念。其影响所及,使作为“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从春秋、战国到宋代长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史记》“本纪”“世家”中的华夏族形成发展史——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角

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要有历史维度,要从历史文献中寻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支持,寻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初的起源。华夏族的形成发展历史,在《史记》的“本纪”和“世家”中有相关记载,故研究华夏族的形成发展史,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来说都是基础性的,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广西历代《书》类著作辑考

历代广西学者对《尚书》的研究不多,留下的著作较少,且它们主要集中在清代。这些《书》类研究著作大多存于目录书和广西方志之中,间以附录作者小传。笔者披检相关资料,就此二者略作考述,以推进学界对广西乃至整个《书》学的研究。

论洪良品对阎若璩古文《尚书》辨伪的批判

晚清古文《尚书》辨真悍将洪良品对阎若璩的辨伪进行了批判:批判阎若璩“根柢”的舛讹,揭示了阎氏辨伪逻辑基点的谬误;批判阎若璩“枝节”的错讹,反映了阎氏在内容考证上的疏漏。洪良品的批判反映了他与阎若璩在“经典之真”观念上的差异:洪良品重经典“价值”之真,阎若璩重经典“历史”之真。这一批判也体现出阎氏的辨伪仍有商榷余地,对古籍真伪考订方法的运用必须限制在严格的条件之内才具有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