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伯姬之死”谈起——《左传·襄公三十年》经义研究四题

《左传·襄公三十年》所述宋伯姬之死乃因火灾中等待“姆之至”时发生意外,孔子因其“有情有义”而褒之;经文总体而言讲了六件事,有褒有贬,体现了孔子以“礼义爱信忠”为判断是非善恶的衡量标准;“襄公三十年”是“微言大义”和“属辞比事”手法的范例;孔子于“澶渊会盟”一段详列十二国之名而讳言鲁,乃效法周史官讳言两周之际史事的权变之举,非出于惧上或私亲。

《春秋》经传对世卿阶层史事的历史书写与解释

有关世卿阶层的史事是《春秋》经传历史书写的主体,但经传对于史料的编纂与解释存在明显差异。《左传》预设了一种对世卿之“世”与“不世”原因的解释,并在历史书写中力图通过史事之间的联系来揭示这种因果关系;《公羊传》则是在构建历史解释时就抛弃了《左传》所提供的史料,转而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读来构建一组信息因果链,进而提出“世卿,非礼”的历史认识。西汉以后的史家多继承了《公羊传》的历史观,在历史书写的证据选择上,则是通过从《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例证来验证《公羊传》“世卿,非礼”的合理性,《左传》、《公羊传》皆以各自预设的历史解释来完成对世卿的书写。这些书写方式上的不同,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历史解释方面的差异性,而且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认识论形成路径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视角。

《左传》释义新解三则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有“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参诸《史记·鲁世家》所载,“女公子”的“女”应属上读,全句当断读为“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讲”或通假为“觏”,意为公子偶遇梁氏之女,遂注目欣赏她。文公十四年“王叛王孙苏”的“叛”似不应为“背叛”之义;或可假借为“反”,表返回之义,意为王使王孙苏返回成周。襄公三十年“视躁而足高”的“躁”或可通假作“傲”,意为儋括眼神傲慢、抬脚过高,此为人有异志之状。

真德秀《文章正宗》与《左传》评点学史

在《左传》评点学史上,受《四库全书总目》等代表观点的影响,真德秀《文章正宗》作为第一部《左传》评点著作的价值一直被遮蔽。通过系统梳理真德秀《文章正宗》与南宋、明代、清代《左传》评点学史的关系,厘清真德秀与朱熹、吕祖谦、汤汉、唐顺之、归有光、刘祜、李廷机、方苞、林云铭、林纾、吴曾祺等在《左传》评点上的渊源,比较《文章正宗》与《文章指南》《文章正论》《古文渊鉴》等关于《左传》评点之异同,以及展现闽学派在《左传》评点学史上的重要贡献,可以进一步认识真德秀《文章正宗》在《左传》评点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基于标目数据的《春秋》三传人物信息组织与处理流程

手工时代编纂的《春秋经传引得》具有较高的质量,将其中标目数据应用于典籍人物组织有助于继续发挥其在数字化时代的价值。文章利用数字化《春秋经传引得》中标目数据对《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人名称谓进行消歧,按照说明语对相关标目进行聚合,赋予人物唯一标识符以实现人物信息的规范控制;对多标目人物进行校验,建构起一套可追溯、可复用、动态维护的典籍人物信息组织方案。文章共完成3本典籍中3,270条人物信息的组织,提出的“典籍-标目-人物”信息组织架构有助于实现典籍知识的组织与挖掘。

《左传》所见春秋时代谥迹不一考析

谥号本是对人一生行迹定评式的总结,但《左传》中许多人物的事迹与其谥号的倾向产生了极大的偏差,即谥迹不一。谥迹不一绝不是偶然而成的巧合和误差:若同一谥号,个别人物谥迹不一,则是《左传》作者有意“以恶书反美谥”,其中蕴含了作者独特的叙事手法和礼乐观念;若同一谥号,所有人物都谥迹不一,则是春秋时期的谥解与现行《谥法解》出现了偏差,主要体现在“懿”“昭”“声”三者之上。其中“懿”字在西周早期时的书写形态与张口饮酒相关联,进而证明“懿”在谥法尚未规范时,或有直情任性、纵欲享乐的引申含义,春秋时则通过谥字的特殊形式部分保存了下来。

《春秋》三传所见上古时期盱眙地域史探析

盱眙在《左传》和《公羊传》《穀梁传》中有“善道”和“善稻”两种名称记载。“善道”可释为交通便捷,“善稻”可释为农业兴盛。季札出使及秦汉之际用兵证明盱眙是春秋时期“东诸侯之道”的南部端点,是淮水流域南北向大道的枢纽,其战略重要性在魏晋南北朝表现尤甚,符合“善道”之名。盱眙在上古时期为最早发展稻作农业的地区之一,具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符合“善稻”之称。“善道”和“善稻”的区别体现了《春秋》三传因编写思想不同从而在地名上保留下了不同的历史记忆,为丰富上古时期盱眙地域史提供了线索。

孔融傳《春秋公羊》嚴氏學考

由漢碑可知,東漢魯國孔氏世傳《公羊》嚴氏學。孔融生逢漢末,文章用典兼采三傳,但經學上却堅守家傳《公羊》學。在其文中,《春秋》《春秋傳》皆指《公羊》,未有以此指稱《左傳》者。孔融在政治上維護東漢王朝,與經學上主《左傳》的曹氏格格不入,爲其被害埋下了禍因。作爲聖人後裔,孔融之死也標誌著兩漢今文經特别是《公羊傳》的没落。

《左傳·驪姬亂晉》之叙事義法與《春秋》書法

“驪姬之亂”,導致骨肉相殘,申生縊死、重耳奔亡,晉室紛擾二十年。叙事之原始要終,尚簡用晦,《左傳》最勝;圖寫驪姬之狐媚讒邪,傳神寫照,《國語》爲優。《左傳》提叙“驪姬嬖,欲立其子”,作爲一篇之綱領,陽譽而陰譖,機深而用微,婦人之姦邪無狀躍然紙上。本文以《左傳》爲主要討論文本,以《國語》及秦漢相關典籍爲輔,參考歷代《春秋》《左傳》學之文獻,持以詮釋驪姬之哲婦傾城,利口覆邦;辯證申生之廢立、死孝、奔逃。其次,論説《左傳》之屬辭約文,叙事之尚簡用晦;強調驪姬亂晉,《左傳》多以記言爲叙事;可見叙事之義法,自是因事定辭,由辭以見事。獻公未手殺太子,《春秋》何以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春秋》書法之微辭隱義,可以屬辭比事之教破譯之:或排比史事,或屬辭約文,或原始要終。要之,多不出或筆或削之歷史編纂學範疇。

探究《郑伯克段于鄢》矛盾因缘

《郑伯克段于鄢》中郑庄公和共叔段兄弟阋于墙,这背后既有兄长庄公的放纵姑息,母亲姜氏偏心袒护,共叔段的贪得无厌。探究《春秋》首篇《郑伯克段于鄢》背后矛盾的深层因缘,可见其背后礼崩乐坏的时代特色。

作新與修舊--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中的“經承史策”説

“經承史策”,是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中關於《春秋經》之形成與性質的學説,與《左氏》先儒立場有别。在經承史策的認識下,杜預將《春秋經》區分爲性質不同的兩層,分别係屬於魯史策書書寫與孔子筆削示義的環節,又在《左傳》中提出凡例、變例與之相應,從而在以傳解經之時,形成從《左傳》到魯史策書,再到《春秋經》的理解進路,這是《春秋經傳集解》尤其是其中經注部分展開的基本框架與依據。由“經承史策”之説所導致的對於《春秋經》中“修舊”因素的凸顯,以及對孔子“作新”之義的淡化,在《左氏》學發展歷程中具有重要意義。

從“經承舊史”到“史所不書,即以爲義”--杜預《春秋》學義理管窺

無論在經學領域,還是在史學領域,杜預的《春秋》左氏學在歷史上影響頗爲深遠。但值得注意的是,近現代以來,由於它在史學領域的影響,其經學義旨似乎受到了遮蔽。在當下這個經學復興的時代,我們有必要重申杜預《春秋》左氏學的經學義旨,倡明《春秋經傳集解》這部重要著作不只是後人瞭解先秦歷史的案頭必備,不只是文學界所謂先秦散文中歷史散文的代表性文本,還是中國思想史、哲學史領域内涵豐富的經典文獻。

《公羊傳》“非有即爾”小劄

《公羊傳》桓公二年有“器之與人,非有即爾”一説,通行諸本皆然。清代學者對於“非有即爾”看法有二。其所爭者,不過傳文“有”“即”倒置與否耳。王引之以爲傳文有訛,應當改作“非即有爾”。其立論本於何休,何氏注“非有即爾”曰:“即,就也,若曰取彼器與此人異國物。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爲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又注“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曰:“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王引之攷此二者,篤定傳文有誤。

“君子人格”:《论语》的灵魂

以《论语》为先秦儒学形成的标志,“君子人格”就是《论语》的人文核心思想,是它的灵魂。君子人格产生有其独特社会背景和文化基础,君子人格丰富的内涵对中国及世界的的影响将是长久和深远的。

《春秋宗朱辨义》与直书示义之书法

持比事属辞为研究视角,参考《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之论说,以《春秋宗朱辨义》为研究文本,考察张自超《春秋》学之原委,究竟如何宗朱。同时阐述即事可以显义,比事属辞可以观义以及以《经》治《经》,可以“无传而著”诸理念。上述观点,分两节阐说论证:一是“直书示义,予夺俱见”与朱子《春秋》学。拟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之视角,凸显朱子《春秋》学之主轴,为后半幅论说提供学理依据。二是“据事之实,仍史之文”与《春秋》宗朱。朱子《春秋》学,或语焉不详,未臻完善;或疑似之际,有待辨析。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既述且作,兼顾“宗朱”与“辨义”,往往于前修未密处,后出转精,以建构自成一家之《春秋》诠释学。由此观之,张自超著《春秋宗朱辨义》,堪称朱子《春秋》学之功臣。

《晏子春秋》的说理技巧及其理论基础

《晏子春秋》是一部记载晏婴思想和佐政事迹的重要典籍,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文献价值。该书不仅表达了晏子忠君爱民、以社稷为重的政治理想,也体现出他高超的进谏艺术技巧与方式,如直谏、曲谏、顺谏、歌谏等。晏子劝谏技巧之高妙源于他深刻、高明的哲学思想与智慧,特别是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生命之完足与他者的接纳--从《礼记》看古代婚礼的意义

不同文明对两性结合的形式与意义有着不同的认识。通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一系列礼仪程序,华夏文化赋予男女结合诸多意义。昏礼成为人伦之始,恭敬、谨慎、尊重并以正当的方式行礼成为婚礼的内在要求,在"合二姓之好"以"事宗庙"与"继后世"中所体现出的男女之别,内在蕴涵着两性间的相互补充与完善。汉文化中有关婚礼意义的阐释,有助于人们深思两性结合之真义。

春秋“礼治”与“经国之文”的生成——以政论、谏辞、问对三体为核心

春秋时期仍尊礼尚文,诸侯国多重视礼治,古礼犹在。贵族社会以"太上有立功,其次有立德,其次有立言"为"三不朽",导致"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的倾向。礼治制度催生出政论、问对、讽谏三种"经世之文",从《左传》《国语》等典籍中所见的大量文本生成"事件"来看,它们的撰制与发布者都是有文有德之"君子",文体形式上通常采用"述典析理"的引证法,或博引三代旧制,或采《诗》撷《书》,或引述圣贤名言,并结合当下时势予以分析说明,以增强威权性和说服力,形成典雅渊懿的语体风格。这类"经世之文"既是在"礼治"语境下以言辞撰制和发布为核心的政治实践活动,同时也指代相应的文体。其动因是具体的政治事件,在撰作方式上具有因事而发、即兴即时的特点。这种"礼治文言"的文体生成过程,体现了先秦文体生成及分类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变迁的一般规律。

“通三统”与秩序的政教之旨

通三统是公羊学中重要理论,具有多重理论意义。通三统要求存二王后,要求以天下万民为本,不私一姓,是对特定政权之合法性的限制。三统之说源于三正,这是其天道依据;其实质则为忠、敬、文三教,蕴涵着德教文质互变的规律。"通"三统的真正思想力量不在于要把三种不同的"统"并包进来,而在于以一贯之道去"通"这三统。仁政施于上,德教行于下,是三统所要通的一贯之道。此道百代所同,是一切政制之宪,是最为根本的政治合法性,也因此而构成儒家政治最深刻的宪章。

论《左传》“以礼解经”

礼是春秋社会的核心观念。六经通于礼,《春秋》自身即为"礼义之大宗"。《左传》与周礼关系密切,其通过"礼物"、礼制、礼义三个层面系统深入论述春秋时期的礼,有"唯礼是从"的"唯礼主义"倾向;《左传》与《春秋》之间,《左传》"以礼解经",以礼释《春秋》之事、以礼释《春秋》之制,以礼释《春秋》之义,其解经可谓"以礼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