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班固撰《高祖沛泗水亭碑铭》再认识

中古以降,所谓班固撰《高祖沛泗水亭碑铭》流传甚广,见于多种史注、地志、类书、政书等。宋人编《古文苑》收录了包括《十八侯铭》在内的完整铭文。从结构与内容看,这是一篇由“序文”和“正文”构成且旨在“叙将十八,赞述股肱”的东汉作品。表面上对应高祖功臣“十八侯”,真正的话语模板却是东汉“中兴二十八将”,是明帝永平年间确立这一新制后的产物。这一作品对应一尊立于沛县泗水亭高祖庙前的巨大石碑,并非东汉前期班固奉章帝之命撰作,或与丰县的“高祖感应碑”一样,同为桓帝延熹十年丰令刘亹所立。碑文传为班固作品乃至收入文集,与南朝后期“汉书学”的发达有关。

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郑玄全集》简介

郑玄,字康成,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秋七月初五生于北海高密(今潍坊市峡山区郑公街道)一个农民家庭,献帝建安五年(200)六月卒于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东),享年七十四岁,是我国著名的经学家、文献学家、教育家和语言学家。他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繁荣和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1800多年来一直受到后世的景仰和纪念。

巡狩礼与东汉政治合法性建构——以经典诠释、空间营建和文人劝政为中心

东汉儒生对西汉一朝未能按儒典实施巡狩颇感介怀,他们希望落成经典巡狩礼。在他们看来巡狩不仅是圣王之礼,更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仪式。汉儒对经典巡狩礼有“祭五岳”和“伐罪正民”两种诠释理路,推演出巡狩的祠神、行政两种职能。东汉当朝揉合两种思路并加以创造,一方面以巡狩展现天子“发政施仁”、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以巡狩“祠四方之神”,构建各不相同的南巡、西巡、东巡祠祀仪式,以巡狩宣叙法统来源,寄寓有关东汉源自“南阳”“前汉”“圣师”诸种法统的论证。文人儒士以巡狩为主题创作颂赋,将不同方位巡狩与各地典故融汇,展现宗周、尚贤、资鉴诸义理,劝勉和告诫君主,构筑了儒家式天子的特征。以经典诠释、空间营建和文人劝政为形态的巡狩政治文化展现了东汉对权力合法性的全新塑造。这一过程可见皇帝、经学家、辞臣对巡狩职能及其义理的不断阐释和再创造,由此奠定了中古时代天子巡狩礼的基本内容。

信仰、魔术与纹饰:四川东汉的莲花与瓜图像研究

本文将四川东汉墓葬中的莲花与瓜图像共同作为一对与佛教相关联的图像进行解读,溯源莲花与瓜所在的特定场景和时代背景。这一时代背景包括了月氏人向四川的移民,佛教在东汉时期在四川的初传,以幻术(魔术)为代表的各种汉代表演的兴盛,以及月氏人以魔术表演为媒介对佛教的传教。莲花与瓜是月氏人表演的幻术中十分重要的道具。这种通过魔术进行的信仰传播和物质文化传播,以最直观和吸引人的方式将与信仰相关的图像带入东汉四川,并逐步由写实的图像演化成更为抽象的纹饰。

汉末三国镜铭纪日干支错乱问题新探

汉末三国纪年镜中的纪日干支多与实历不合,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其时代的背景。汉末三国时期,干支纪日法已经严重地没落了,数字纪日成为日常纪日的主要方式。因此,在镜铭日期中,纪日数字才是保证时间记录准确的关键,干支只不过是可有可无地附丽其间而已,即便出错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镜铭日期之所以加入干支,主要是出于艺术方面的考虑。

东汉帝陵选址的动态观察——兼谈邙山五陵的地望问题

东汉帝陵陵址的选择受到传统习俗、风水思想、政治形势以及皇帝个人好恶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是夹杂着偶然与必然,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作者认为在考察东汉帝陵的动态选址过程中,成年皇帝的个人选择值得关注,其背后大多暗含构建政治合法性的考量。并且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大汉冢为光武帝原陵,二汉冢为安帝恭陵、朱仓M722为顺帝宪陵、M707为冲帝怀陵、刘家井大冢为灵帝文陵的观点暂时无法推翻。

东汉时期罗马和贵霜对西域归属汉朝的认知

有汉一代,西域被正式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之中,与此同时“西域与中原地区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也开始形成。这一观念不仅体现在中央政权对西域管辖权的宣示和西域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也体现在域外国家对西域归属中国的认知。东汉时期,不论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商团,还是迫使部分西域地方政权纳质的贵霜统治者,均将西域视作汉朝的一部分。这不仅与汉朝中央、西域地方政权对西域属于汉朝的认知形成呼应和对证,而且开辟了日后亚欧大陆诸多民族对西域与中原地区一体性认知的先例,进而从思想史的层面和世界史的视野佐证这一事实,即汉代以后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实质,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在汉代已属一体的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不断整合,而非西方帝国历史经验中的“征服”。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近代以来部分国外学者在新疆历史认知上的局限,以及长期流行的“中原地区—内亚”二元对立视角,重新看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的特殊性和延续性。

东汉青铜骑鹿俑

昭通市博物馆藏东汉青铜骑鹿俑,又名“人鹿铜座”,是国家一级文物。通长20.5厘米、高10.5厘米、俑高7厘米。其造型生动,系人、鹿分铸后焊接而成,鹿身中空,整体呈昂首翘尾状,通体表饰剔刺梅花纹,鹿头上一对长耳和枝状犄角,右腿前撑,似有一跃而起之势;一人骑在鹿背上,头顶有长方形榫口,似有插件。人佣铸实,裸身,前额凸出、粗眉巨眼、阔嘴、大耳,表情端庄,右手屈肘托于膝盖,手掌平展作招示状。左手折弓撑于腰部,左腿曲弯内向坐于鹿背。整体自然,形态逼真。

东汉末年曹操、曹丕经略河西考论

东汉末年凉州爆发叛乱,中央难以平定。又逢董卓之乱颠覆东汉皇权,河西自此陷入纷乱局面。曹操控制献帝号令诸侯后,初以关东战事为重心,未遑西顾。仅对关陇河西采取拉拢羁縻之策,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其实仍在诸地方势力之手。待曹操平定关东,降服关陇诸将,方着手经略河西。对待河西问题,曹操采取徐徐图之的蚕食策略,驻军金城、武威,坐观诸将争斗而缓收其利。曹丕掌权后,改变策略,分置凉州而遣刺史、太守意图将河西诸郡纳入中央政府统治,于是黄华、张进、麴演等作乱于河西酒泉、张掖、西平三郡,抗拒曹丕势力西进,曹丕使汉军西进戡乱。而敦煌郡倒向曹丕,出兵东迎太守,与曹丕东军夹击酒泉、张掖叛军,河西最终纳入曹丕掌控的东汉中央政府治下。

东汉外戚政治研究的传统、过去与现在

东汉政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外戚长期执政,形成了独特的外戚政治。此种外戚政治在范晔《后汉书》中被予以严厉批判,由此形成的负面形象和理解长期占据着传统主流。20世纪,尽管有学者从豪族、制度、政治斗争等角度对东汉外戚政治进行了深入、细致梳理,但大多仍未能突破其旧有形象。进入21世纪后,学界在政治史、社会史和制度史三个层面拓展了新旧研究进路,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也展示了东汉研究所具有的拓进可能性。

“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与刘秀社会印象的变迁

在刘秀成就东汉帝业的过程中,先后形成了几种不同的社会印象:少年时代的“重慎畏事,勤于稼穑”、昆阳之战以前的“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与昆阳之战以后的“圣皇”。长期以来,刘秀的“圣皇”形象受到历代史家、文人的持续书写,不断浸润着人们的历史记忆。而看似有损刘秀英武形象的“平生见小敌怯”却较多为人所忽视。考察刘秀社会印象的变迁过程,可以加深对其性格特征的认知,更加完整地了解刘秀这一人物的成长历程。

东汉西北边地移民问题探析

东汉政府在西北边郡移民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建武年间由于西北边疆不宁,大规模省并郡县并内徙吏民,借保民之机充实内地;明帝、章帝、和帝时期国力恢复,积极徙民实边同时内徙羌民,补充西北地区及关中地区人口流失;东汉中后期自然灾害频发以及西北局势恶化,朝廷内出现遣返移民的提议并执行。加之羌乱不断,朝廷“弃凉”朝议未果,出现“弃郡内徙”。东汉对西北边郡的移民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动态发展过程,但面对西北地区强大的割据势力、边疆民族冲突等问题,朝廷对西北的控制非常有限并且逐渐减弱甚至无力控制。

湖北当阳王家洲出土的东汉画像砖

2022年1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当阳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在当阳河溶镇王家洲抢救性发掘了7座墓葬。其中M7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券顶砖室墓,方向323°,墓圹长2.7米,宽1.7米,深0.7米。墓室内长2.2米,内宽1.3米,高1.03米。墓道设在墓坑的北端,墓道长4.55米,宽1.05米。墓内出土有陶鼎、陶罐、陶仓、铜钱、画像砖和空心砖等重要遗物。

战略地理视角的“渔阳太守彭宠反”考论

“光武中兴”奠基于河北,战略地理优势突出的渔阳郡成为刘秀经营此地的关键。两汉之际,凭借与更始代表“乡闾故人”之交,彭宠出任渔阳太守,结盟刘秀。不过,刘秀未对彭宠“推心置腹”,旨在打压当地实权派。渔阳郡联通游牧、农耕、海洋文化区,战略交通优势明显;“盐铁之积”可“转以贸谷”,战略资源优势突出。“北州残破”背景下,“渔阳独完”堪称“强地”,是刘秀经营河北的障碍,亦是其逼反彭宠的根源。

河北满城四道口东汉墓的再认识

1986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城关镇四道口街发现并清理了一座东汉砖室墓。墓葬为前、中、后三室布局,前室附二耳室,出土有河北地区东汉中晚期墓葬中较为常见的扁壶、厨夫俑、陶楼等陶器,墓葬年代应为东汉晚期,在桓、灵两帝时期。综合墓葬规模、画像石墓门结构和图案、出土陶器组合等因素分析,四道口汉墓的原墓主应为一般地方官吏或豪族地主。墓内共发现30具人骨,根据骨架出土形态,可分为前室人骨,前室东耳室人骨,中室、后室人骨三组。其中,前室两侧的人骨应为原墓主,在入葬后不久即被毁墓者由后室拖至前室;前室东耳室人骨和中、后室堆积人骨均属于借室葬,在原墓葬被破坏之后葬入,与原墓主无明显关联。四道口汉墓的特殊丧葬现象为研究东汉晚期以来的政治社会环境、丧葬行为及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

巫山出土东汉“啬夫”铭文灰陶灶试解

巫山麦沱墓地附近(淀粉厂)出土“啬夫”铭文灰陶灶,为解读其历史文化信息,文章利用同时代同地点遗迹和出土遗物资料,再结合历史文献,考证东汉时期巫县的土地制度和庄园经济的发展状况。

汉末三国时期龙首柄立凤式铜熏炉初探

湖北襄阳菜越三国墓等地出土的龙首柄立凤式铜熏炉造型别致、立意复杂,此类铜熏炉在汉末三国时期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其基本器型可能受到了汉代行炉型熏炉的影响,柄部弯曲程度过大可能与所燃香料种类有关。熏炉盖顶的衔珠凤鸟与胡人造像体现了东汉时期以西方昆仑和西王母为中心的神仙信仰,佛教元素的出现则说明早期佛教信仰主要依附于传统的神仙信仰之中。

东汉青铜马的探究

我国东汉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艺术和文学迎来了黄金时代,众多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涌现出来,其中最为有名的艺术门类就是和马相关的青铜器,文章探讨了和马相关的东汉青铜器,对其进行深入了解。

试论东汉时期士人“不就征辟”的原因

自秦至西汉,在士人群体中仅出现少量“不就征辟”的情况。而王莽摄政后,拒绝入仕者明显增多,这是士人试图通过“不就”而反抗王莽政权的结果。至东汉,士人“不就征辟”的行为不但没有随着新莽政权的瓦解而结束,反而在士人群体中成为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并且愈演愈烈。除前人研究学者所指出的受前朝隐逸之风的影响外,士人对就任官职的选择也成为其“不就征辟”的原因之一。同时,传统的孝道思想也继续对士人是否出仕产生影响。

《后汉书》修订项目介绍

《后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东汉近两百年的历史。作者范晔,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自幼博涉经史,善为文章,历任彭城王刘义康冠军参军、秘书丞、尚书吏部郎等官职。宋文帝元嘉九年(432),范晔因事触犯刘义康,贬为宣城太守,《后汉书》大约于此时开始撰写。元嘉二十二年(445),有人告发其参与孔熙先谋立刘义康为帝,被处死,时年四十八岁。在范晔撰《后汉书》之前,已有多家东汉史著问世。范晔以《东观汉记》为蓝本,采撷众家之长,成一家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