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中的华佗评价研究

《三国志》有关华佗“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恃能厌食事”的评价,对其后的《后汉书》记载乃至华佗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围绕史书上的华佗评价,后世一直存有争议。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华佗的行医过程进行分析,华佗“以医见业,意常自悔”,更多的是对其士人身份的坚守。陈寿对“本作士人”的强调,即体现出陈寿对华佗这一选择的理解。同时,陈寿对华佗之死是深为惋惜的,这从传记中叙事结构安排,以及“微言大义”的简约语言中可以看出。

论蜀汉政权内三大集团的政治分野--以诸葛亮用人、谯周劝降与士族北迁为例

诸葛亮用人有明显的地域性倾向:即以荆州集团为中心,联合东州集团,他成功地协调与平衡了蜀汉内部两大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对益州集团则采用两手策略,即笼络与打击并用之。诸葛亮死后,荆州与东州集团相继掌权,益州集团继续被边缘化。蜀汉政权能于西南一隅延续近三十年,蒋琬、费祎二人功不可没。蜀汉末年,益州土著势力崛起,谯周反对蜀汉北伐,散布曹魏将统一天下,并力主刘禅降魏。司马昭灭蜀后,为了防止蜀地出现动乱和再次割据,遂将荆州与东州集团的士人全部迁徙出益州。晋武帝为了缓和同蜀地士族的紧张关系,重用一批益州本土贤士。如此一来,蜀汉政权中原来的两个政治集团也就不复存在了。

《三国演义》对朱然形象的矮化及其历史原因

三国时期,朱然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名将,在吴国政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他在截杀关羽之战、猇亭之战、江陵守卫战等著名战役中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勋。但在罗贯中等小说家笔下,朱然形象被严重矮化贬损。这与《三国演义》“拥刘反曹贬孙”的基本倾向分不开,和历史上朱然截杀关羽、追杀刘备等事件更是有着直接的关联。

从汉朝土地制度推测诸葛亮躬耕地的位置

汉朝土地分为私有和国有两类:百姓拥有的可耕土地,属于私有;而山林湖泽等土地,则属于国有。东汉南阳郡人口数量一度位居全国郡国第一,南阳宛城附近肥沃的易垦土地,基本都被开垦成为私有化的土地。东汉南郡所辖襄阳县,其人口随着北方流民的涌入,也有显著增长,其城池周边平坦的沃土也被完全开垦出来并私有化了。诸葛亮在南阳城池和襄阳城池附近平坦沃土上躬耕的可能性甚小,而选择属于国有山林附近躬耕的可能性甚大。襄阳隆中是典型的国有山林地带,附近有一定数量的可垦之地。南阳宛城卧龙岗则不具备襄阳隆中适宜隐居躬耕的地理条件。从清代记载隆中的田亩数量来看,隆中田地所产能够支撑诸葛亮一家的生活之需,而不可能支撑数家的生活之需。从躬耕地与城池距离是否有利于建造草庐以适应宁静的耕读生活也可推断,诸葛亮的躬耕地当在襄阳隆中而不在南阳卧龙岗。

诸葛亮在道教中形象变迁考

诸葛亮在文学、雕塑、戏曲等艺术作品中常是道士形象,人们理所当然认为诸葛亮是道士。事实上,道教中的诸葛亮最初并非道士。魏晋南北朝时期,诸葛亮在道书中不同于凡人。直到唐代道书才明确指出诸葛亮是修道之士,他因得道而精于兵法和天文。宋代诸葛亮进一步被神化。至元代时,诸葛亮成为了以武侯为名的雷法中的主神。这是诸葛亮首次在道教中被封神。但在几十年以后,诸葛亮被明代道教重新定义为人,直到清朝他才再次被神化为广慧星。诸葛亮在道教中形象以他忠诚、睿智的人物原型为基础,并受社会文化环境和历代官方态度影响。

魏晋人的“啸”

“啸”起源于先秦,经两汉至于魏晋,风行一时,为名士高人所好。魏晋人对“啸”的偏爱反映出魏晋时代特殊的精神追求与生命意趣。“啸”之所以为魏晋时人所重是因为,“啸”能传递言不可追的真意,让人逃离俗世的纷扰,将人向“道”之境界提升。对于魏晋士人来说,作为一种隐晦地表达情绪、疏解压力、彰显个性的手段,“啸”能满足士人们的心理需要。而对于魏晋隐士来说,他们隐退山林、复归自然,“啸”不再是手段,而是本能。

《三国志·张辽传》地名误字辨析

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地名误字的失校,多属前人已指谬正讹而点校者未能留心所致,如《梁习传》误“章长”为“漳长”(《三国志》卷一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9页)、《于禁传》误“广戚”为“广威”(卷一七,第522页)之类,清人皆已辨明(卢弼集解,钱剑夫整理:《三国志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6、1475页),点校本却未据以改订。前人已指出的谬误,今天原无继续讨论的必要,但前人考证不透彻,仍然贻惑后学之处也是有的,点校本未改相关误字,或是出于谨慎。今笔者不揣浅陋,特就所见一例略加辨析,以就教于方家。

从尚书台到丞相府--蜀汉前期最高军政机构的演变

刘备称汉中王后,其左将军府改称大司马府,并建立了尚书台。他称帝后取消了大司马府,由尚书台统领全国要务,削夺了外朝官员主要是诸葛亮的职权。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立丞相府,总揽全国军政事务并兼领益州牧,将后主与辅政的李严排除在决策领域之外。他领兵北伐的7年中丞相府常设在汉中,遥控朝政,带子息在身边,不再回朝面君,并于成都设立留守相府,对后主严密监视限制,其丞相府的性质可视为权臣控制皇帝和朝廷的统治机构“霸府”。

拓跋焘时期入魏北凉王室及官吏的人生境遇

太延五年(439),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军攻克北凉,掠走包括王室、官吏、豪族、军人、僧人、工匠以及平民等在内的北凉人口三万余家。入魏后的北凉人士遭遇了因政权转换和地域变迁而带来的人生起伏,原政权核心的北凉王室在拓跋焘恩威并用的权术中几乎遭遇了家族的灭绝,而原政权上层的北凉官吏,因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的不完善而倍受政治歧视,其生活凄凉、命运悲惨。

走马楼吴简“炭民”“樵民”释解

走马楼吴简所载“炭民”“樵民”是烧炭服役户和伐樵服役户,为孙吴宫廷、郡县提供木炭、薪柴。“炭民”“樵民”都是“举户从役”,且终身服役。通过对“炭民”“樵民”的研究,既增进了解孙吴徭役制度,又进一步推动魏晋南朝徭役制度的研究。

赵云待遇与其才能贡献不合

赵云资格老,两次救(夺)阿斗,对刘备和蜀汉政权有特殊贡献;成熟,深明大义,有政治头脑和良好品德,敢讲话讲真话;善于识人,不贪女色;有较高军事素养,敢于打仗,善于打仗。可是赵云没有享受关羽、马超、魏延等“同龄人”的待遇。究其原因主要有他从事的工作导致其少立功,入蜀前其主要职责是保卫后方中枢,掌管内务;没有多给赵云机会打仗立功;他说话耿直,直言相谏,不看对象;不争不抢,淡泊名利。近年来,出现有人对赵云评价较低的情况,这与陈寿给予赵云的记载文字过少有关。

荀彧曹操关系新论

以往史家在评论荀彧时,常纠结于他是汉臣还是魏臣。当代史家即使跳出旧的窠臼,也把荀彧的政治立场分为两截:曹魏的功臣,汉室的忠臣。其实在这两截的表象之后,荀彧有始终如一的政治立场和诉求。他的政治立场是挽救东汉王朝的衰败,使其免于崩溃;辅助汉朝去乱达治,使其起死回生。他虽然对曹操帮助巨大,但始终试图把曹操的政治发展纳入自己设计的轨道。曹操具有雄才远志,他在反对东汉末军阀割据的斗争中,察觉到了东汉必亡的趋势,从而采取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曹操与荀彧在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诉求下,展开一场智慧的较量,较量最终以荀彧失败告终。荀彧的死,既意味着其政治诉求的失败,也证明了任何想借助别人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的都是徒劳的。

从派系斗争看蜀汉荆州之失

蜀汉荆州之失乃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派系斗争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能力并不突出的麋芳和士仁之所以被安置在要害位置,实与其权力背景有关。倚仗刘备的宠信,他们与性格傲慢的关羽之间产生了激烈矛盾,以致在关键时刻投敌。刘备虽有“知人待士”之名,然其于汉中称王前后的用人却有“唯亲”之嫌,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心腹势力与关羽等“元老派”人物间的矛盾,对蜀汉集团的发展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另外,“元老派”与“荆襄派”间的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荆州的归属。与其说关羽“大意失荆州”,不如说蜀汉“内斗失荆州”。

《三国志》改修考补

陈寿撰修之《三国志》常为人诟病,或以其叙事简略没实,或以其正统属魏黜汉,致使后世屡有欲加改修者,而宋元以来尤著。文章针对前人讨论《三国志》改修之未及或未尽者,再作考证。

“遨游何必故乡邪”:诸葛亮故乡观念与出仕选择探析

“遨游何必故乡邪”语境关涉汉末不同社会阶层对于归乡出仕的态度,而在三国鼎峙的时代背景之下,鱼豢等曹魏史家对于蜀汉史的叙述常隐含着一定政治敌意,甚至有时会存在误导性虚构。诸葛亮规劝游学好友孟建勿北归家乡仕魏之缘由并非因其故乡情感淡薄或不敢与曹魏士大夫竞争。事实上,诸葛深受故乡文化影响,其政治立场与曹操、刘表等人存在冲突,故而最终选择追随共同政治目标的汉室宗亲刘备出仕。

陈寿《三国志》正统观新论

从文本分析结果看,陈寿《三国志》中是以曹魏为正统、孙吴为僭伪,蜀汉是介于正伪之间的政权。《三国志》宣称刘备“垂手下膝”,是在暗示他并非汉皇室血脉而是少数民族,没有资格称帝,而非后世理解的帝王异相。《三国志》的正统观在史学思想史特别是正统观念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奠定了三国正统论在正统讨论中的核心地位,更确立了史书正统书写的一种范式。古人论正统并非“非正即伪”的二元对立模式,“正伪之间”在正统论的研究中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徐庶籍贯、墓址及形象变迁考证

依据相关文献史料记载,可以确定徐庶的籍贯是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市长葛东),而徐庶的墓葬之地也当为许昌。徐庶的形象在宋元之前以快意恩仇的侠士形象为主,宋元以后其形象主要是以忠孝示人,并逐渐神化,很大程度上是宋明理学的兴起和孝道文化的推崇。

诸葛亮重用马超加强都江堰管理

都江堰有马超坪遗址和马超守堰传说,联系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对都江堰加强管理的若干举措,重用马超以加强都江堰管理不是没有可能。因为,蜀汉政权建立后,诸葛亮的主要任务是“务农殖谷”,必然要加强都江堰的建设与管理,马超或是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管理的最佳人选。

成都武侯祠赵云老将形象的由来

从现有资料看,《三国志平话》首次提出赵云老将概念。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浓墨重彩地塑造了赵云老将形象,由此赵云老将形象正式生成。毛本《三国演义》借助评语强化了赵云老将形象。川剧以《三国演义》为蓝本,对赵云老将形象予以进一步塑造。受小说影响,成都附近的大邑县银屏山之东被认为是埋赵云遗骨之处,大邑赵云祠也由此将赵云像塑制成赵云遗像即老将赵云像。成都武侯祠在上述赵云老将形象影响下,将赵云像塑制成老将像。

三国两晋时期青瓷卧羊烛台设计特征研究

青瓷卧羊烛台主要流行于三国两晋时期,是此期青瓷造物艺术的重要成就之一。在将近两百年间,青瓷卧羊烛台的发展呈现出恒中有变的状态,这与青瓷工艺的进步、时代信仰和美学的变迁息息相关。本文以三国两晋时期青瓷卧羊烛台为主要对象,通过分析其造型、装饰特征及嬗变以及成因,旨在深入剖析青瓷卧羊烛台的设计,为青瓷动物器具的设计与研究提供些许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