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际“附于海”地治策及相关问题探析——以青、徐近海政区沿革为中心

建安三年(198),曹操委“青徐豪霸”以“青、徐二州附于海”,并调整了“附于海”地的政区格局。此举旨在稳定“郡滨山海”的“附于海”地,其地“群贼”众多,活动轨迹多变,颇具现实威胁。“东莱贼”和“海贼”同气连枝,是近海“群贼”的代表。经此调整,“附于海”地政区格局在汉魏之际出现了从简入繁再入简的波动,“青徐豪霸”和“群贼”异构同源,在曹操“厚纳待”下“执义征暴,清定海岱”。南北近海政权围绕“附于海”地积极开展海上事业,“追求从陆到海”之新海洋意识在汉魏之际的“附于海”地得到了具体呈现。

曹魏集团“阶级”属性的再审视

曹操虽出身士族,但在其政治生涯中逐渐向帝王阶级迈进,这一转变体现在其政治地位的提升、自我认知的文字表现以及用人举措上。初生曹魏集团主要由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构成,两者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士族和武人势力。曹丕在继位前就已有帝王意识,并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巩固自己的地位。曹丕称帝后,依靠士族阶层稳定政权,同时限制宦官和王室等其他窃取皇权的力量。曹魏集团在曹丕称帝后逐渐定型,士族阶级地位上升,成为政权的文臣中坚力量,而谯沛集团则逐渐转化为宗室阶级。然而,随着宗室力量的衰微和士族阶级的独掌大权,曹魏集团的阶级属性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曹操王后卞氏事迹述评

卞氏出身倡家,被曹操相中纳为妾,之后由妾转正为妻,最后封为王后。卞氏能在曹操数十上百个年轻美貌的妻妾嫔妃中脱颖而出,是她品德、性情、贤淑、才智、见识赢得曹操的喜爱、赏识,也是曹操开明、重情义的结果。卞氏从贤妻转变身份为母亲、祖母时,又被子孙尊为皇太后、太皇太后,在儿孙满堂时她依然尽到自己的职责。她的一生历经曹氏三代,展现出一个完美的贤妻良母的形象,被载入史册。

因“奸”生喜:曹操“奸雄”考

前人对曹操关于“奸雄”的论述,多集中在曹操到底是“奸雄”还是“英雄”上,忽视了曹操对于“奸雄”的态度,亦忽视了不同评价者与曹操不同的关系以及具体的历史情境。实际上曹操将“英雄”“奸雄”视为一类人物,但是囿于“奸雄”“英雄”词汇本身蕴含的强大政治力量而自语时自视为“奸雄”,语人时则自居为“英雄”。不同的人对相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认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本是许劭对曹操的暗讽之语,在曹操的理解下,却符合曹操的自我期许,帮曹操解决了“身份尴尬”“角色冲突”等问题。由此,曹操因“奸”生喜。

曹魏校事制度考略

东汉末年皇权衰微,地方刺史拥兵自重,中央监察几乎不发挥作用。曹操掌权期间,为加强中央监察职能,设立校事制度。校事职责起初仅限于监察军民的违法情形,之后逐渐扩大。曹叡为帝时,校事权力稍被限制。由于校事制度严重损害了世家大族和官僚集团的利益,曹芳当政时被迫废除校事制度。

高等教育“五育并举”的困境与路径

在新时代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大背景下,实施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是落实高等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和核心举措。然而,现实中由于片面的教育观、工具化的评价观、应试的教育观使得“五育并举”出现一些困境,高校需要制定完整的育人目标,构建校内校外协同育人机制,开设五育融合课程,改革评价方式,探索实施覆盖德智体美劳的增值评价,通过科学的评价助推学生全面发展。

嵇康《管蔡论》与魏晋之际政治斗争——兼论《管蔡论》被误读之理路与渊源

曹魏甘露元年,被司马氏扶持上台却欲有所振作的魏帝曹髦,亲临太学,提出“郑王之争”以及“圣人”“知人”等“时代之问”以考诸博士,这是一桩著名的学术兼政治“公案”。嵇康当时就在洛阳,其作《管蔡论》,不仅精准触及太学问对的隐秘玄机,并试图化解曹髦提出的疑而未解的“圣人之失”与“圣人之明”之内在矛盾,含蓄地表现出感情立场和政治倾向。嵇康暧昧隐晦的政治态度是当时政局下文士的普遍心态。所谓《管蔡论》表明嵇康“讥切司马”,乃至做出极端政治斗争行为,实属误读,亦有其理路与根源。

以《李璧墓志》探析魏碑书法艺术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书法史上是极为重要的时期。其中,魏碑是碑学理论的重要支撑,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书法的美学体系。魏碑书法各具特色,或朴拙险峻,或舒畅流丽。《张猛龙碑》《郑文公碑》《元桢墓志》等,都是魏碑中的经典碑帖,而《李璧墓志》的出土更是给研究魏碑书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取法视角,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刻。通过与同时期的碑刻对比,研究《李璧墓志》的整体风格特征,并对《李璧墓志》的用笔、结体、章法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感受魏碑书法在艺术特征上的独特美感。

魏晋艺术对中国早期绘画的影响探析——以《洛神赋图》为例

魏晋时期是我国文化思想极富激情的时代,由于人们自我的觉醒,对自然美的追求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人物绘画的发展也在不断成熟。通过先秦、汉朝风格和形式的不断演变,魏晋时期的绘画艺术逐渐发展,技法表现也从“工”转为“艺”的审美表达。探讨东晋时期顾恺之《洛神赋图》的风格特征,分析顾恺之人物画审美风格对早期中国画和思想理论的影响,总结魏晋时期人物画审美风格的影响和审美价值。《洛神赋图》不仅是前所未有的人物绘画,也在山水画体系上走出重要一步。其丰富了中国画“以线造型”的绘画形式,奠定了山水画的初始形态,树立了中国古典赋色技法。

曹魏建立前后的内部反曹集团研究

曹魏建立前,在曹操控制的东汉政权内部先后产生了以董承、金祎、魏讽为首领的三个反曹集团;曹魏建立后,在曹魏内部又产生了以司马懿为首领的反曹集团。曹魏内部频繁滋生反曹集团的深层根源,在于曹操的政治行为违背了儒家忠君的政治道德,引起忠汉派的反对。曹魏建立后司马懿反曹的直接根源在于其对曹操的极度仇恨,司马氏逐渐成为反曹集团的领袖人物。东汉末期反曹集团发动的数次未遂政变,迫使曹操不敢轻易称帝,被迫大力整顿内部,反曹集团客观上援助了刘备、孙权的抗曹活动;曹魏建立后形成的以司马懿父子为领袖的反曹集团,通过发动高平陵事变,成功夺取了曹魏的中枢大权,奠定了司马氏代魏建晋的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由北方政权完成国家统一、结束南北分裂的时间。

浅析后疫情时期高校学生日常管理工作法治化问题

实现高校学生日常管理工作法治化是新时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学生日常管理工作法治化要求学生日常管理工作有法可依、程序规范、以学生为中心,体现人文关怀。疫情时期,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管理内容发生变化,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在法治环境下存在诸多难题。后疫情时期,学生日常管理工作法治化发展需要强化学生日常管理工作法治化理念、完善学生日常管理工作法律体系、规范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程序、创新学生日常管理工作学生参与机制,推动高校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依法治校工作实现。

关于阮籍政治态度的考察与分析

自古以来,多少文人雅士皆以阮籍的放浪形骸作为个人精神自由的标杆,但一个思想境界如此之高的有志之士,在当时政治混乱的时代究竟是一种政治伪装还是其个人的与世无争?抱着对此问题的存疑,本文意在研究阮籍真实的政治态度,并借助古今相关史料,以及个人对此问题的分析与推理加以考证。

“汉魏故事”与曹魏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所谓“汉魏故事”是指曹丕通过禅让方式获得刘汉天下的历史事件。无论陈寿《三国志》还是裴松之注,皆站在曹氏立场叙述这一事件,裴注援引《献帝传》更是以冗长的篇幅记述了禅让的整个过程。这一历史书写体现了曹魏禅汉的理论主张,即借助尧舜禹禅让故事阐释“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等易代思想的历史合法性。该书写极力彰显曹丕才德,试图从理论上阐明非血缘继承的合理性。“汉魏故事”折射出的曹魏代汉理论表明,先秦以来政治文化中的“尊贤”与“亲亲”这对看似矛盾的政治理论,在现实中被巧妙地加以整合,成为当政者构建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资源。“汉魏故事”所体现的禅让模式,对此后中国历代政权的更替产生了深远影响。

河南曹魏大墓出土石楬名物校释八则

2008年河南安阳曹操高陵二号墓以及2015至2016年河南洛阳西朱村曹魏一号墓皆出土记载随葬物品的石楬,目前相关研究方兴未艾。本文对石楬所记“当圹”“白扁绢”“枎兰”“单虑机”“晨辨”“廉薑”“木墨敛”“木■机”等八例名物做出新解释。

洛阳西朱村曹魏墓犕1出土石楬名物考(七则)

河南洛阳西朱村曹魏墓M1出土的三百余枚石楬记录了丰富的随葬物品。本文在前人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中部分内容再做考释并加以补正,认为“受福”或当是瑞兽之名;“黻翣”应为丧葬所用棺饰;“篝笼”或宜作熏笼之用;“複席”应是双层席,“薦”则是坐席;“宛下”即鞋名“"下”;“墨一蠡”即“墨一螺”,指一枚墨锭;石楬记录的“帐上璧”“璧珮”之类当是帐中及室内的悬璧之饰。

王仲荦著《曹操》及相关史事评析

王仲荦的《曹操》一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是运用“魏晋封建论”解决具体问题的范例。该书主要以阶级标准、道德标准和历史作用标准对曹操做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而评价标准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阶级斗争的色彩也不太明显。该书因“莫须有”的罪名在“史学革命”中受到批判,未能参与到1959年“替曹操翻案”的大讨论中。《曹操》作为建国以来第一本研究曹操的专著,其学术价值值得肯定,其学术命运值得反思。

二程教育思想对当前高校书院制改革发展的启示

书院制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涌现出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向。基于其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我们需要从与中国书院史发展关系密切的二程教育思想中汲取营养。借鉴程颢、程颐在嵩阳书院力推的“德育为先”的育人思想,要强化因材施教与教人有序、注重启发引导培养主动学习、打造有情感有温度的课堂等具体的教育方法,从而进一步优化方案,让书院制在传统思想的滋养中真正发挥到其应有的当代价值。

曹魏时期淮阴县所属问题考辨

《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及《晋书·地理志》中对淮阴县所属何郡都有较为明确的记载,《三国志》史料缺乏,导致曹魏时期淮阴所属模糊不清。胡三省最早提出“魏之广陵徙治淮阴”后学界大致形成了两派观点:淮阴属广陵或属下邳。考察“广陵泗口”、淮阴筑堰及太康区划调整等史料,察知下邳观点或有误。实际上,淮阴在建安三年(198年)左右由下邳改属广陵并为曹魏延续。淮阴以南不稳定的自然环境以及魏吴共享的陆海交通,使得曹魏被迫放弃广陵南部县制,在黄初五年(224年)将广陵“徙治淮阴”。淮阴改属是加强广陵防御的体现,“徙治淮阴”则是为了控扼交通枢纽,这种对淮阴的重视对东晋南北朝产生了较大影响。淮阴改属及“徙治”既是沿革问题,亦是认识曹魏东南战略的重要案例。

论曹丕诏令文中的“永为后式”现象

曹丕在汉魏禅代前后颁布一系列诏令,并下令将之“永为后式”,体现诏令作为王言的权威性和重要地位。从限制宦官、外戚到宗室诸王的政治权力,曹丕下诏改革汉代旧制,确立曹魏一朝新的政治权力格局。此外,《终制》等诏令中的薄葬观念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俗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受曹魏国祚短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曹丕的诏令逐渐失去存在的合法性,但“永为后式”对于诏令制度性和法令性的强调却是对汉代以来政治制度和社会风俗的突破。

曹操霸府述论

汉末建安年间 ,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 ,建立起霸府统治 ,并由这种统治逐步孕育催生出新的皇权。曹操霸府的组织系统通常由两三个部分构成 ,其分支机构亦不局限于一个处所 ;霸府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发挥 ,则采取了一套军政合一、灵活处理的办法。曹操对霸府统治所进行的一系列目的明确的运作 ,同他对待皇权的态度是表里一致的 ;他未能废汉自立的根本原因 ,是受制于现实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实力 ,而不是司马光所说“畏名义而自抑”。曹操开创的霸府政治模式 ,有着自身的政治内涵和行政特点 ,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