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歌》问题新论

《代歌》作为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口传文学作品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包含一些鲜卑族早期历史情况的信息,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史诗的性质,但是不应该片面夸大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田余庆《〈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一文围绕“代歌内容实际上应该就是拓跋史诗”这一核心观点进行的各种论证,不仅存在预设观点、“以论代史”的突出问题,而且论证也存在科学性问题,诸如“代歌的正式名称是真人代歌”“燕魏之际鲜卑歌”、代歌与“北歌”的关系、对“真人”含义的诠释、“邓渊定律吕,协音乐”的真实意涵、歌谣的作用甚过文字等问题,皆存在严重误读,从而无法准确认识《代歌》的性质。《代歌》作为《真人代歌》的简称,在古代文献亦记述为《真人歌》《国语真歌》,《代歌》作为北魏掖庭、郊庙宴飨等场合演唱的鲜卑族歌曲,实际上是包含有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的拓跋氏、慕容氏等鲜卑各支族音乐在内的一种“泛鲜卑音乐”。《代歌》具有鲜卑国家“史诗”的特性,它所歌颂的对象并不限于拓跋鲜卑,也包含了慕容鲜卑、吐谷浑等鲜卑诸族的开基、兴废事迹,透露出北魏统治者把鲜卑诸族视为同一民族的感情和心态。

十六国、北朝长安城遗址出土建筑材料简论

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前秦、后秦和北朝时期的西魏、北周都是利用汉长安故城营建新都,后赵也在长安城内做过较大规模的建设。本文利用十六国、北朝长安城遗址出土的建筑材料,参考其他遗址及墓葬资料,分别对长条砖、板瓦、筒瓦和瓦当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并对它们的时代做了推定。

十六国时期战争中的军粮问题研究

以十六国时期战争中的军粮问题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战前军粮筹备、战时军粮供给对战争的影响。认为粮食对根据地的选择有制约作用;军粮补给状况是交战双方制定相应征讨策略的重要依据;军粮供应危机的化解是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十六国时期,征战双方在军粮问题上展开的一系列颉颃,展现了军粮在战争中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十六国时期的玉玺传说书写与政权合法性塑造

玉玺传说的书写在十六国时期空前强化。作为中原王朝宣扬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核心器物,十六国诸政权通过大力宣传所获各类玉玺,为塑造政权合法性作出了一系列努力,同时也利用玉玺传说为诸项政治活动创造条件。十六国时期及后世史官对玉玺传说的书写,保留了较完整的传国玺争夺脉络与其他各类玉玺传说的流变过程。经过十六国时期的广泛流传,玉玺传说的内涵进一步丰富。玉玺传说在十六国时期的流传,对玉玺传说的书写模式变化及十六国时期政局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河西出土十六国衣物疏中“收绵”及相关词语考证

出土于甘肃河西地区的7枚十六国时期随葬衣物疏中都记载了“故×绵n斤”一语,“绵”上之字应释为何字及其含义,学界意见至今尚未达成一致。文章结合相关文献,对出土随葬衣物疏中“×绵”及相关词语进行了考释。“绵”上之字应释为“收”字,“×绵”即“收绵”,“收”指“收采的”,“绵”指棉花,当指草棉的棉花纤维。

慕容评的历史形象书写与慕容氏的皇权建设

慕容评作为前燕后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在史书中呈现出的祸国权臣形象实际上受到了历史书写的影响。慕容评代表前燕末帝慕容暐的皇帝权力,为其驱逐皇位的威胁者,他与慕容垂等人爆发政治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慕容鲜卑王位继承模式的不稳定性。在后燕与西燕竞争政统的形势下,慕容评成为塑造慕容垂“中兴之主”形象的工具。他的生平活动与历史形象,是慕容氏皇权强化进程的反映。

五凉政权合法性建构问题再探

五凉政权以华夏传统的天命思想、正统意识和礼制规范为思想行动框架,整合利用多重政治观念资源,通过宣扬"天命无常""有德则昌"之论,编造众多符瑞,以及行汉晋君主礼制等方式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十六国历史叙述多源于各政权修撰的国史,经过多次改动,含有夸张、虚构和精心编排的成分,但仍可窥视五凉政权认同华夏政治文化,追求政治合法性的史实底色.

从宗室教育看十六国时期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何以深入

十六国宗室是十六国政权得以维持的根基和骨干,这一群体的政治能力和文化认同,直接关乎十六国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之自在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十六国统治阶层的提倡下,东宫机构和官学成为重要的教育形式,宗室成员还通过拜师求学、重视家学、侍读讲论等途径掌握各种文化知识和实践能力。十六国宗室教育具有规模宏远、政治导向、内容多样、师资优异、考核严明、重视女教等时代特征和价值取向。宗室教育为十六国诸政权造就了一批优秀人才,一些割据政权得以创造性继承华夏政治文明成果,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为十六国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咸阳布里村十六国墓M63出土乐俑研究

陕西咸阳布里村十六国墓M63出土乐俑可分为伎乐俑和姿态俑两类。伎乐俑所奏乐器包括吹、弹、击奏3类8种;姿态俑均做特殊动作,并伴有张口特征,在音乐场景中承担了说、唱、领奏(领唱)、击掌、动作表演等角色与职能。布里村M63乐俑丰富的乐器种类、独特的表演形式以及与“清乐”有关的完整表演场景,为研究公元4~5世纪的音乐发展及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陕西西安高陵区榆楚墓地CM1发掘简报

2020年3月,为配合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融豪产业园三期项目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项目用地内的古代墓葬进行了发掘。其中编号CM1的墓葬为一座带有祭祀坑的竖穴墓道洞室墓,虽然墓室被盗严重,但壁龛和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随葬品和动物骨骼。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判断,CM1的年代大致为秦汉之际。该墓的发掘为研究秦汉之际墓葬形制、随葬品和葬俗演变提供了新资料。

名应谶文与段妃家族:慕容垂奔秦原因新考

慕容垂奔秦,是其与慕容儁一系矛盾长期积累后爆发的产物。慕容垂名应谶文与其妃段氏家族势力,是矛盾激化过程中两个重要因素。慕容垂早年坠马折齿,慕容儁为羞辱他,将其改名为■与当时流传于河北、关中地区的“三羊五眼”谶文相合,应谶者有天命之象。慕容儁复改■为“慕容垂”以避谶,并对慕容垂严加防范。慕容垂之妃段氏出自鲜卑段部,其家族兄弟段勤、段龛等相继降燕,在前燕的段部旧人中甚有威望,极易成为支持慕容垂的潜在政治力量,威胁嗣君慕容暐的地位。慕容儁发起巫蛊之狱,进而迫害段氏诸人,慕容垂与之关系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枋头之战后慕容垂奔秦。

论十六国政权的儒学建设及其影响

十六国少数民族政权在从边疆入主中原的过程中,逐渐接受并认同华夏文明,不同程度地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推崇并倡导儒学,通过恢复与发展学校教育、重用并礼敬汉族士人等途径,促进了民族政权的稳固与兴盛,推动了儒学在中国北方的复兴,进一步加强了北方边疆与中原的文化联系,实现了文化认知和情感认同的统一,并为后来北魏完成北方统一以及孝文帝汉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敦煌类书所见唐代诗文创作的审美追求

唐代是诗文与类书并盛的时代,唐人诗赋取士的制度推动了诗文学习的普及,从而带动了堪称诗文创作知识库的类书的繁荣。从一些敦煌类书的编纂体式及所存序文看,唐代的类书编纂是直接服务于诗文创作重偶俪、重辞采、重用典的审美追求的。此种追求源自六朝以来的绚丽文风,对此类文风的虚浮之弊唐人曾在理论上加以明确反对,但在创作实践上却因循沿袭、无法摆脱。

辽西三燕文化时期农业钩沉

魏晋时期是我国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慕容鲜卑迁入辽西地区,经济形态仍然以畜牧为主,农业为辅。随着慕容鲜卑的西迁东进,辽西地区的农业日益发展,三燕时期的农业发展大致经历了萌芽阶段(早期)-快速发展阶段(前燕时期)-衰落阶段(后燕)-再发展阶段(北燕)四个阶段,农业发展跟三燕政权对农业重视有关,农业衰落多与战争动荡有关。对辽西农业发展演进进程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当地农业技术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北方民族政权活动与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形成——以前赵、后赵政权为例

永嘉之乱,导致西晋被灭,北方诸民族领袖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政权林立,各北方民族政权间、北方民族政权与南方东晋汉族政权间关系复杂,民族融合与民族迁徙成为时代的主流特征。在同时期的南方,由于皇室衰微而不得不与士族协力求存,一个区别于以往“皇权政治”的“门阀政治”社会正在形成。在东晋初期的“门阀政治”格局确立过程中,活动在北方地区的诸民族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值得深入探讨。同时,将两晋之际北方民族政权的活动与东晋王朝政治运行相结合进行关系研究,对整体把握该时期各政权的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及民族融合大背景下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颇有积极作用,同时也对当今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一定借鉴意义。

吐鲁番出土《北凉高昌郡内学司成白请差刈苜蓿牒》文书初探

1979年,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发掘了阿斯塔那382号墓,出土了12件文书,本文重点研究编号为79 TAM 382:5-4b的《北凉高昌郡内学司成白请差刈苜蓿牒》文书。笔者认真梳理了文书内容,重点对文书中内学司成、令狐嗣和典学主簿进行考证。笔者根据《晋书》《魏书》《十六国春秋》记载,结合文书内容,指出北凉官学设在陆沉观,刘昞任秘书郎、国师,索敝和阴兴任助教,建任典学主簿,令狐嗣任内学司成。北凉官学教育较为完善,促进了北凉文化繁荣,对后来北魏乃至隋唐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有深远影响。有学者认为文书中的“某人”为“在学的儿童”,也有学者指出“在官学中,将蚕桑劳作列为学习的内容”,即认为“某人”身份是“学馆学生”,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与“名堕军部”是互相矛盾的。根据《宋书》中“惮业避役”的记载,结合吕思勉先生“来学者率为避役”的研究,笔者认为这是内学司成上呈典学主簿的一件官文书,文书中“某人”的身份应为“名在军籍(部)的军士(部兵)”,“某人”平时负责学馆桑役,特殊时期刈苜蓿,并非“在学的儿童”或“学馆学生”。

从五凉文化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20 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入剖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的历史根基,首次提炼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特性。五凉文化作为隋唐大一统盛世文化的源流之一,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生成、发展、演变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度契合,彰显着鲜明的时代价值。

后秦姚兴朝的太子监国

后秦永和元年(416)国君姚兴拖着病重之身前往华阴,令太子姚泓监国,乃是对有夺嫡之谋的姚弼及其党羽的一次大胆测试。姚兴此前在应付岭北兵患时倚重姚弼,因而对姚弼结党营私、谋求太子之位的举动采取了纵容态度,甚至不顾朝臣和宗室外镇者的一再反对。当岭北兵患缓解后,姚兴利用君出、太子监国的汉制,对姚弼势力进行考验,在他们发动宫廷政变时,对其进行了最后的铲除。

蒲洪改姓考——前秦政权的合法性塑造

据史籍记载,公元350年,氐人首领蒲洪因“草付应王”一谶改姓苻。此事可能是附会。据《三国志》《华阳国志》《晋书》等史料,早在350年以前,武都氐人中已存在以“苻”为姓的大族。三国时期,武都氐王苻健之弟苻双率四百户降于曹魏,可能被安置于略阳郡,成为略阳苻氏的先祖。中古时期,“蒲”“苻”音近,故史料中存在混用的情况。“草付”一谶及“蒲洪改姓”一说,可能是苻坚发动政变以后编造的,旨在借助蒲洪的权威,强化蒲氏一族的凝聚力,增强苻坚即位的合法性。苻坚不仅信图谶,且多次干预史书的修纂。改姓一说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被前秦官修史书采用,进而通过梁熙《秦书》、裴景仁《秦记》流传于世,成为苻氏一族共同的历史记忆。

傳統史學視域下十六國國别史的突破與困境——李海葉《慕容鮮卑的漢化與五燕政權》評介

中古少數族群漢化一直是學界熱點研討的問題之一,相關成果層出不窮。近年來以歷史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視角來詮釋族群邊界、觀察邊界擴張與收縮,漸成學術之主流。相比之下,傳統史學視角下的漢化研究稍顯清冷,而李海葉《慕容鮮卑的漢化與五燕政權——十六國少數民族發展史的個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以下簡稱“李著”)秉持傳統史學的研究方法,以慕容政權及家族個案研究爲中心,進一步地梳理慕容鮮卑漢化的過程,爲中古胡族漢化問題做了頗具學術探索價值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