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祭地礼仪的地位与时间落差——以刘宋北郊的五次迁徙为例

我国古代祭地礼仪存在两个落差:经典记载与现实实施间的地位落差;经典记载中攀附宗周与载体多产生于秦汉的时间落差。地位落差的典型非刘宋北郊莫属,其在二十五年间凡五次迁徙,为古代祭地场所变动次数与频率之最。刘宋北郊前三次迁徙以覆舟山南为起点,沿玄武湖从西北向北移动。第四次迁徙后北郊当在北偏东的丑位,所处“钟山北原道西”指钟山北高丘道路西侧;钟山一号坛是大明三年北郊坛的证据并不充分。北郊的五次迁徙,折射出地位落差,而其根源在时间落差,即北郊成立的经典依据存在问题。《周礼》方丘说是战国乃至秦汉时人追忆并系统化塑造而成。匡衡改革南北郊时,作为祭地场所的北郊首次结合南郊出现,王朝祭礼中政治秩序需求因素转重;后经郑玄经学建构,王朝祭礼出现郊丘双核心。祭地礼仪的实际出现与成熟晚在两汉,却攀附为“宗周旧制”,伴随南北郊的成立,又融合成为“汉家故事”的一部分。自兹以降,以郊祀为核心,以耤田先蚕、朝日夕月等为辅翼的华夏王朝祭礼逐步形成。

南齐帝乡、帝陵的政治隐喻与话语功能——以王敬则举兵的政治动员与《南齐书》的叙事立场为中心

萧氏故里“晋陵武进县东城里”与祖茔“武进陵”在南齐的政治话语中被视作王朝气运的象征与王朝正统的符号。宋齐易代之际,与东城里相对照的童谣“东城出天子”,武进旧茔上的“五色云气”“有龙出”“甘露降”等祥瑞及“萧道成当为天子”的流言,均被当作萧道成得天命的有力证据纳入禅让之际的舆论中。旧茔所在的彭山扼守着自建康沿破冈渎的东出要道,“拜武进陵”由此兼具政治与军事双重涵义。在齐明帝推行诛杀高、武子孙与旧将的时政语境中,萧氏故里、祖茔的政治意义被激活。王敬则以在武进陵口恸哭的方式将其举事与维护高、武相联,动摇了齐明帝的统治基础,在对方镇势力的疑惧下,齐明帝依靠建康禁军以作抵抗。在王敬则事件中,高、武王侯几乎被齐明帝所诛戮。作为“戕夷之事”的受害者,萧子显在编撰《南齐书·王敬则传》时,凸显王敬则的“旧将”身份、晋陵境内对王敬则举兵的响应以及王敬则的哭陵之举,或许隐含着彰显齐明帝统治之正当性缺乏的意味。这同样也是《南齐书》编撰期萧梁王朝对历史问题的定性。

刘宋的体制权威与“倭五王”的政权建构

东晋末年至刘宋时期,日本列岛上出现了整合“毛人”“众夷”及倭人的政治体。自辛卯年(391)开始,它还向朝鲜半岛发展。东晋攻灭南燕、收复山东半岛,恢复了对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影响力。日本列岛上的这一新政治体适时调整发展路线:一方面,寻求“倭国王”册封,以建立超越于豪族的倭王王权;另一方面寻求在刘宋官僚体系中获得高品官位,借助开府仪同三司的规制,以安东大将军府为最高军政机构,凭借使持节、都督之权节制治下各方势力,将其权势范围由倭国扩大至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等国,力图建构超出倭国范围的政治实体。与这一发展路径相配合,倭王武时代出现了“治天下”的观念。

南朝线刻画艺术对北方的两次影响

伴随着南朝文化对北方的两次影响,南朝线刻画艺术对北方的影响也可分为两次。第一次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第二次是隋、初唐时期。两次形式有所不同,前一次是直接的,后一次是间接的。鉴于前一次影响受到的关注多,但早先研究并无多少实例,所以本文适当补充材料;而后一次影响受到的重视不足,这与在考古资料、历史背景、绘画史等方面的反映都比较曲折有关,所以略加详论。

广西地区两晋南朝墓分期研究

根据对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的类型学分析,结合墓葬纪年及相邻地区同时期墓葬研究成果,将广西地区两晋南朝墓分为西晋、东晋、南朝早中期、南朝晚期四期,并归纳墓形与随葬器物的总体特征及演变特点,指出桂东北、西江地区、合浦三地存在的区域差异。

论南朝吴会地区的戍与戍主

戍是南北朝时期存在的一种军事单位,多设立在边境地带或内地要津、都邑,在不同时期和地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南朝诸政权设立在统治腹地吴会地区的戍规模大小不一,有常设和临时之分,具有扼守交通要道、镇压内部反抗、防范并打击边海寇盗等军事职能,但与边境地带的戍主侵夺太守权力、兼管地方民政财政相比,吴会的戍没有税收职能,戍主不具备干涉地方财政的权力,且基本上是单任,不兼它职。吴会的戍内部有等级之分,戍主与中央朝廷、地方州郡县各级政府有着复杂的隶属关系,并且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戚安道英文新著《中国及世界历史上的“建康帝国”》的启示

一、引言:“看不见”的“建康帝国”目前国内传统的六朝史研究,由于老一辈学者的高水平积累和资料一时无重大更新而出现了瓶颈,面临在原有叙事框架和研究思路下选题困难、观点难以出新等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学者戚安道(Andrew Chittick)著《中国及世界历史上的“建康帝国”》^(①)(The Jiankang Empire in Chinese and World History)为我们提供了“他山之石”。该书是“牛津早期帝国研究丛书”(共八册,Oxford Studies in Early Empires)中的一本,202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代表了国际汉学界在六朝史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本文试图以该书的观点、方法为例,展望未来国内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采用全球史视角并有所推进的可能性。

南朝礼学的分化与整合

南朝礼学绍承魏晋礼学,为南朝经学中的显学,初兴于刘宋,高涨于萧齐,鼎盛于萧梁,式微于陈朝,此四阶段的礼学既各具特色又一脉相承。南朝礼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分化对立,又有整合统一;既有转折,又有困境;既有典范化的一面,亦有虚伪的一面。因此,南朝礼学是富有立体性、矛盾性与两面性的思想学术形态,蕴含着深厚而丰富的学理意义与历史文化价值。

故国与新朝:《南齐书》之《东昏侯本纪》《和帝本纪》双重纪年发微

《南齐书》作者萧子显在《东昏侯本纪》与《和帝本纪》中采用双重纪年的方式,明显背离了纪传体史书帝王本纪的纂修原则。萧子显是南齐高帝萧道成之孙,后出仕于萧梁,并因萧齐宗室受到梁武帝萧衍的猜疑与防范,这样的身份与经历,又身处齐梁政权更替这一敏感时代,在《南齐书》之《东昏侯本纪》《和帝本纪》编系鼎革史事时,不免会陷于正统表述的两难境地。而《东昏侯本纪》与《和帝本纪》的双重纪年方式,正是他谋求解决故国与新朝法统矛盾的变通手段。

隋文帝“薄于功臣”辨析

隋王朝建立后,"功臣多获罪",出现这种结果,是隋文帝在加强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功臣勋将未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潮流,触犯了国家的法律。隋文帝"功臣可授勋官,不可预朝政"的政策,是实现清明政治,消除分裂因素的必然选择,应该给予正面的评价。古代史学家简单地说隋文帝"薄于功臣",既没有给出评价的标准,也不分析其原因,更没有把隋朝前期的用人政策放在整个社会政治的大背景下进行全面考察,很难说这一结论是正确的。

“元嘉之治”与“梁武帝之治”盛衰探因

"元嘉之治"与"梁武帝之治"两个盛世的出现,有诸多相似之处:政局稳定,轻徭薄赋,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提倡节俭等。它们的衰败不仅由于后来的政治腐败、宗室内讧、赋役繁重、奢侈盛行,还因为世族官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诸多特权、佛教盛行与南北朝的对峙纷争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宋文帝与梁武帝稳定政局的政策措施,除重用宗室一致外,有很大差异。

关于南朝村的渊源问题

“村”的出现是魏晋南朝时期地方结构的一大特色。村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与历史上多元的自然聚落演变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又有具体的时代因素。南朝的村形制各异,规模非一,与其来源形式的多元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南朝时代的幼王出镇

幼王出镇是南朝历史上产生的一独特的政治现象,具有反世族政治的色彩.客观上它是南朝政局动荡、皇权移换迅速的产物,主观上则蕴含着南朝君主企图抵消世族政治、提高宗室地位、加强皇权的动机.在风云变幻的南朝政治舞台上,在纵横交错的统治阶层内部斗争中,出镇幼王既是皇权倚重的筹码,又往往是胜利者祭坛上的牺牲.它诞生于南朝政治,又给南朝政治带来了重要影响.

昭明太子和梁武帝的建储问题

昭明太子和梁武帝的建储问题曹道衡一清赵翼《二十二史记》卷十“《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条，提到了丁贵嫔死后梁武帝和昭明太子关于墓地事件的纠纷，认为属于“多有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之例。的确，这件事不但在梁代历史上有较大影响，而且对研究《文选》编...

宋孝武帝改制与“元嘉之治”局面的衰败

宋孝武帝对元嘉时期制度多所改革。官制方面,他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卫,设立御史中丞专道制度,取消郡县官入仕年限、缩短其任期,将服亲相临制度扩大化、制度化。政区方面,他分割荆、扬,复立南兖、兖和南豫三州。统治政策方面,他抑制宗室、重用近臣。经济方面,他推行土断,奖励养马,限制封山占水,改铸钱币,设立台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奢侈无度。他的改制,除部分具有积极作用外,大多祸国殃民,从而导致"元嘉之治"局面的衰败,加速了刘宋王朝的灭亡。

刘宋晚期的政权重构与高门士族的权势复升

宋明帝以宫廷政变弑君夺权后,形成了依赖高门士族的政治路线。一方面是缘于他缺乏长期主政州郡的经历,身边并无可资依赖的政治军事集团。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与刘子勋的皇位争夺战中,宋明帝占据京师“以中制外”,聚居于建康的高门士族安危、利益均系于其帝业成败,双方具有合作需求。宋明帝对晋宋士风的认同,对高门士族理政才能的承认,是他依赖高门士族、维护“高流官序”的心理基础与情感取向。得益于泰始初年的政权重构,高门士族的政治权势在经历了孝武帝的压制之后有了较为显著的回升。后废帝时期袁粲、褚渊与萧道成、刘秉共同“平决万机”的四贵体制,正是宋明帝时期高门士族权势复升的历史结果。

论南齐永明年间的和市——兼论三吴在宋齐之交已成为我国封建时代新生的经济重心

南齐永明年间大规模和市 ,只有永明六年十二月一次 ;因梁益地区与长江中下游经济联系尚不密切 ,交广地区则开发不足 ,故不在此次和市范围之内 ;此次和市府库出钱亿万余 ,可买布百万匹 ,或买米五百万石 ,超出当时京师仓储数倍 ,可谓规模巨大 ;如此大规模和市 ,且主要集中在三吴地区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 。

画地为牢:南朝政权的京畿化与政局演变

地域性在南朝历史研究中日益受到关注并被认可,以往对南朝地域性的研究多集中在都城以外的各都督区,事实上南朝的政权也出现地域化倾向。从每个朝代创立之初,即开始步入士族化历程,在程度不断加深中逐步演变为扬州乃至建康的地方政权,亦即当各都督区出现本土化倾向时,建康也走着相同的道路。这一趋势体现南朝政权突出的内向收缩特点,统治基础的转移致政权日益衰弱,在扬州化乃至建康化过程中,帝国已失去了对辖区的统御能力,最终难逃被取代的命运。

动荡与回归:刘宋景平、元嘉之际政局演变探析

景平二年,以徐羡之为首的顾命大臣集团相继废弑了庐陵王刘义真和宋少帝刘义符,随后刘义隆入奉皇统,改元元嘉,是为宋文帝。元嘉三年至十三年,拥有废立之功的顾命大臣集团先后被宋文帝所杀。这些发生在景平、元嘉年间的政治事件既包含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冲突,又包含着寒门庶族与高门士族之间的冲突,同时也暗示着自东晋以来的门阀政治正在向皇权专制回归。

乐舞所见之南朝社会风气——兼论南朝社会风气的成因

南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昌盛的时代。由于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政治局势、文化背景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了南朝尚歌舞、开放、浮华柔靡、惟我惟情的社会风气。南朝时代十分发达的乐舞,则折射出了南朝士民之言行作风、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