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释梁陈之际的“刺史资”

“侯景之乱”开启了梁陈嬗代的历史进程,集中于建康的高门士族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南方各地的土著酋豪乘机崛起,成为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与这一历史过程相伴,史料中多次出现了“刺史资”这一特殊名号。其并非以往学者所认为的空名虚号,而是有着现实政治意义,是王朝为应对侯景之乱所带来的社会变局并酬奖勋劳而设立的特殊寄资性官称。“刺史资”既带有标识官员个人身份级别的“品位”管理色彩,又具备“勋劳-资位”严格对应的“职位”管理潜能,分别对应着王朝笼络酬劳和充分利用出身寒微而又勋绩卓著者的双重目的。“刺史资”既体现出比拟原制的连续性,又具有应时而生的创新性,成为王朝为维护自身统治利益而灵活管理官员资阶的手段。

萧梁官班制的形成考论——以流外七班、三品勋位及蕴位为中心

宋齐勋位具有二重性——起初具有乡品的性质,后来发展为官阶,它有七个等级。北魏流外七等、萧梁流外七班与宋齐勋位的诸多相似性,证明二者都由后者继承发展而来。梁流外七班继承了宋齐勋位的官阶数量,三品勋位承袭了宋齐勋位的名称。士族依靠门第从流内十八班入仕,寒微士人凭借才学从流外七班起家,一般庶民从军人或胥吏做起,积累军勋、吏绩或年劳到一定程度才得以从三品勋位或蕴位起家;三品蕴位及勋位迁流外七班,流外七班迁流内十八班,三者等级分明。因此,三品蕴位及勋位位居流外七班之下。

谈北凉时期高昌郡的计赀、计口出糸与计赀配养马

户调的最大特点就是按户计征。北凉计赀出献糸帐的最大特点是集赀370斛为一组,"出献糸五斤"。一组的户数,可多可少,没有定数,说明"出献糸"的数量只与"赀"有关,而与"户"无关。而北凉时期的计赀,只计田亩的数量与质量,不及其他。因此北凉的计赀出献糸,实际上就是计田赀出献糸。它不是户调,而是田租的一部分或田租的附加税。北凉的计口出糸的性质为口税。汉唐间,百姓承担的赋税,基本上都是民户各自向政府有关部门缴纳,像北凉计赀出献糸与计口出糸那样,集若干户为一个单元,统一由其中的一两人收集缴纳的情况比较少见。北凉计口出糸不是因为征纳对象物的不可分割,而只是为了方便政府收纳,对于民户而言,其实并不方便。按赀配生马只是计赀配养马,被配养官马者并不独自承担马价与养马之粮草。计赀配养马的性质实质上就是计赀承役,与麴氏高昌时期的计田承役相近。北凉时期可能也有户调与杂调,但目前尚未见实证资料。

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佛教典籍中有四种记载。虽然这些文献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但武帝舍道事佛之疏、敕文不为伪作。据法琳《辩正论》辑录相关文献中数人身份的考察,武帝舍道事佛当在大同后期(539～545),与自己欲出任白衣僧正有关。舍道事佛对道教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唐初佛道论争日渐激烈的情形下,僧人依托此事攻击道教、弘扬佛法。

萧梁皇族之倡导玄学文化风尚及其原因与影响

以梁武帝萧衍为代表的萧梁皇族统治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素养,在文学、经学、佛学之外,他们特别倡导玄学,具体表现为梁武帝、梁简文帝、梁元帝及其他皇族人物与臣属清谈玄言、组织玄学论辩、注疏玄学经典等,并利用其政治地位将相关注疏列于学官,成为官方的教材,甚至亲为教授。不仅如此,萧梁皇族人物之为人作派和生活情趣也日益玄化。这对当时的学风与士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玄学成为当时学术文化思潮的核心内容,玄化则成为当时文化风尚的本质特征。萧梁皇族之崇尚玄风,与南朝士族社会文化传统之影响及其自身努力提升其家族门第的追求密不可分。作为统治集团,萧梁统治者沉湎清谈,以虚诞为高,必然导致其轻视军政实务,引发清谈误国的悲剧。

萧梁国子学与太学考论

萧梁国子学的建立时间,不是多数学者所认为的天监七年,而是天监元年。国子生的入学年龄没有严格限制,不过却限于贵族与高门士族子弟,其入学条件,除门第外还增加了个人素质的要求。南朝不是国子学隶属于太学,而是太学隶属于国子学。游学太学与国子学者,不是在籍的太学生与国子生,而是太学与国子学的旁听生。二学继承了两汉以来的传统,执行开放式办学方针,除正式生员外,还允许人们去旁听。

梁武帝与梁朝的藏书事业述论

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梁朝,社会稳定、物阜民丰、文化繁荣。在此形势下,梁朝的官私藏书事业极其兴旺发达,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梁武帝的治国理念、躬行垂范与奖励学术研究的文化政策密不可分。

释“上车不落则著作”

南朝梁史官制度沿袭宋、齐 ,史官选任多为出身中下层官吏家庭的才学之士 ,后期选官多滥 ,故有“上车不落则著作”之讥 ,即把一些不学无术的官僚子弟塞入著作 ,并非象《隋书·经籍志》所云 ,贵游子弟竞趋史官 ,以图虚饰。史官选任唯视门第 ,不问才学。其实 ,甲族子弟起家之选 ,多愿就秘书官 。

顾野王《舆地志》初步研究

中国历史上完成过许多地理志方面的著作，其中相当一部分失传。本文从散佚的此类著作中挑选出南北朝末期顾野王所编的《舆地志》进行了探讨，根据集到的佚文对建康、京口及其它地方的地理情况做了分析。

益州佛教与梁武帝经略益州相关史事述论

梁武帝时期先后向益州派遣了九任刺史,其对益州的经略首先是要抗击北方政权的入侵,以保证梁与吐谷浑以及西域、河西走廊诸政权的外交、商业贸易和佛教交流畅通。同时,由于历任刺史的积极支持,益州佛教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梁武帝对益州实施的是一种军事、政治、经济与宗教等多方面联动的复合经略政策。

梁魏浮山堰事件始末及影响

为夺回北魏所占的寿阳,梁武帝下令筑造浮山堰,计划以水代兵。结果,堰体溃决,不仅不能克敌制胜,反而造成己方重大损失。梁武帝筑造浮山堰的原因在于夺回战略要地寿阳城的紧迫感和此前水攻战术成功的经验。浮山堰的溃决使淮南地区一蹶不振,也消耗了梁朝的国力。但这并没有使梁武帝警醒,他反而更加执着于以水代攻,筑堰围城。筑寒山堰的失败间接导致了侯景之乱和梁朝的灭亡。

萧纪治蜀二三题

关于萧纪治蜀 ,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 )萧纪为梁武帝最钟爱的一个皇子 ,其出剌益州 ,在某种意义上正反映出益州地位的重要性。 (二 )萧纪刺益期间 ,益州社会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 ,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有所加强。 (三 )萧纪刺益期间 ,益州武装力量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 ,巴蜀兵开始成为军队主力。但同时 。

梁武帝萧衍优遇宗族之举措及整饬门风之失败

梁武帝萧衍有鉴于宋、齐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争夺和相互惨害,为巩固其统治,他提倡儒家亲亲之道,对兰陵萧氏宗族特别是南齐宗室子弟多加优待,营造"情同一家"的和睦氛围。对嫡亲的兄弟子侄,梁武帝更是多加关怀,即便他们多有贪渎腐化、草菅人命等非法之行,甚至企图谋害梁武帝本人,或叛逃北朝者,梁武帝也一味宽纵。这导致其家族兄弟子侄间在表面和睦的外表下,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冲突,最终在侯景之乱中充分表现出来,形成家族间的相互残害。

颜之推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及其思想感悟

颜之推作为山东琅邪颜氏后裔,是衣冠南渡“百谱”之一。他出生在南朝时期的梁朝,一生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梁、北齐和北周,在隋朝开皇年间平静去世。战乱、冲突、对立、融合,是历史时代特征;死里逃生、颠沛流离、动荡不安,是颜之推一生的人生轨迹和生活特征;做官、读书、思考、写作、家教,是颜之推的主要人生内容;在其人生历程中,家国情怀、“三不朽”是深蕴其中的情感和追求。《颜氏家训》既是颜之推一生的代表性著作,又是居于中国家庭教育高峰之巅的名著力作,其家庭教育思想在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今仍有重要价值。颜之推一生丰富传奇、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经过思考、总结和提炼,渗透在他的思想中,其思想体系的建构,烙上了深重的人生印记和时代内涵。在颜之推思想中,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根本、开放包容道家佛家的思想综合体,这既是他苦难人生经历的精神升华,也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思考和记录,更是时代的思想声音,深刻体现了儒、道、释合流汇聚、中和融通的新趋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的思想史个案,并保留了宝贵的社会生活史、思想文化史资料。

《梁书》不载《金楼子》考——兼论《梁书》编撰问题

梁元帝萧绎撰写的《金楼子》是南北朝时期的一部重要子书,但却不载于《梁书·元帝本纪》。其原因恐有三:一是《金楼子》成书时正遇梁末战乱,姚察撰《梁史》时所据"国史旧文"本无记载;二是江陵亡陷,《金楼子》被西魏于谨大军掠至长安而入秘阁,姚察不得见;三是姚思廉续补时恐因唐太宗之故,而不得载《金楼子》于《梁书》。

梁元帝江陵焚书史事探微

梁武帝、梁元帝均热衷于读书、著书,重视藏书建设,其在位期间的藏书数量达到南北朝高峰。梁武帝专事衣冠礼乐和梁元帝大规模藏书的背后,反映了图书、衣冠礼乐与正朔观、国家统一之间的辩证关系。传统典籍和衣冠礼乐制度所蕴含的文明是中国古代政权正统性的重要依据之一,对维护和促进国家统一具有重要作用。梁武帝的功业显示了图书、衣冠礼乐在为分立政权争取文化正统地位、促进国家统一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梁武帝、梁元帝的最终失败反映了文化的局限性。国家统一的实现,除了文化建设带来的正统性外,还需要民族融合的成熟和其他条件的支撑。江陵焚书反映了梁元帝面临失败时内心的困惑和不甘。

从“吾于天下为不贱焉”到“拟迹桓、文”——关于梁元帝萧绎行为的心理学解释

梁元帝萧绎的许多行为,历史上对其评价多执以贬词,然而结合萧绎自身的残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可知残疾为萧绎带来了自卑,自卑又使萧绎一生中有着许多被时人和后人指责的消极行为;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自卑同时也促使萧绎积极进取。应历史地、客观地对萧绎进行评价、分析。

关于梁武帝事迹的文献新读

1．梁武帝舍身次数考及其与改元之关系 梁武帝身为一国之主，却数次舍身寺院，其佞佛之举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可谓独一无二。然而其舍身的具体次数史籍的记载却有出入。《梁书》记为三次，《南史》则记为四次。那么，二书哪一种记载更为准确呢？我们认为，梁武帝曾前后四次舍身，《南史》的记载应予信从。

论梁武帝的历史贡献

梁武帝积极兴办学校,倡导讲学活动,实行经学生策试入仕制度,编纂五礼,这一系列措施促使魏晋以来式微的儒学得以复兴。梁武帝开创的"三教同源"说为儒释道的融合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树立的三教兼修的范式则在实践上为儒释道融合开辟了道路。梁武帝经常召集文士吟诗作赋,晋升诗赋优秀者的官职或赏赐金帛,同时重视整理和编纂典籍,从而推动了文学和文化的昌盛。五馆、经学策试、官班制等制度和"唯才是举"的政策,打击了门阀士族的势力,促成了寒庶阶层的崛起,推动了贵族制向官僚制的演变。梁武帝的一系列举措对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