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食大国的形成:唐宋时期麦食经济的历史转型

唐宋时期是我国传统麦食经济的重要发展时期,麦类作物种植区域不断扩展,其在国家赋税、官员俸禄以及军食马料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实现了从杂粮到主粮的跃进。随着面粉制造业的兴盛,面食成为麦类作物的重要食用方式,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品类。我国在这一时期已经具备了“麦食大国”的历史风貌,完成了麦食经济的历史转型。

“本末”与“文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对陈邦瞻的“回避”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中国古代纪事本末体史书极为推崇,但作为唐宋变革论的提出者,在其所著的《中国史学史》这部书中并没有涉及《宋史纪事本末》一书,也没有涉及该书的作者明人陈邦瞻及其“宇宙之变”说。这一现象如果不是由于内藤湖南对中国古籍阅读的欠缺,那么难道是出于主观上的“回避”?为探究内藤湖南“回避”的可能原因,按照史书体例与历史认识关联的这一逻辑,通过对陈邦瞻“本末”叙事和内藤湖南“文明”叙事的不同的史学书写及其认识差异的比较、分析,内藤湖南的“回避”不仅有史家叙事逻辑的“代沟”,也有认识上价值判断的迥异。

“禅让”与“革命”的纠结——《大唐创业起居注》所建构的隋唐易代观

为了占据道义的制高点,李渊试图调和“禅让”与“革命”两种模式,建构李唐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他一方面标榜自己为隋尽忠,匡扶隋室,大体遵循魏晋故事实现隋唐禅代;另一方面,他对魏晋以来的禅让模式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魏晋禅让的实质是欺天窃命、假诏自媒的不义行为,他试图引入“汤武革命”模式阐释隋唐易代,将太原起义与武王伐纣、刘邦“诛暴秦”相比拟,以“诛暴隋”来建构李唐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由于“禅让”模式与“革命”模式的内在矛盾,李渊最终无法调和两者之间的冲突,自圆其说。隋唐易代到底是“禅让”还是“革命”,李渊内心颇为纠结,这一心态贯穿于《大唐创业起居注》的历史叙事之中。正因如此,《大唐创业起居注》所建构的“革命+禅让”的隋唐易代观被《隋书》和实录所重新建构的隋唐禅让历史观取代,武德时期浓厚的隋唐革命意识被官方有意隐没。李渊所主导的“革命+禅让”的隋唐易代观虽然被李世民弃而不用,但他对魏晋禅让模式的批评依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日常与非常:康熙《上溪源志》所见15至17世纪的徽州社会

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和对异常(乃至非常)事件之社会应对,是村落社会史研究着力揭示的一体两面,需要通过更多具体而微的文书个案加以展现。康熙《上溪源志》抄本是与现存的两种《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相关的珍稀文献,虽然编者可能是希望将之编纂成该处村落的志书,但从现有体例来看,它仍然与《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没有多少差别,仍旧是杂抄或史料长编的性质,离村落志成书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不过,也正因为它的原始性,提供了有明一代及清朝前期的生动资料,更成为我们了解明清时代婺源东北区域基层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此外,该书也为我们探究从村落文书辑录到村落志编纂的动态过程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黑水城元代收付文书考

黑水城文献中共收录元代“收付”文书4件,其中俄藏、中国藏各1件,日本天理图书馆藏2件。这些收付文书当是元代的“出收付契”与“与收付契”,其作为元代唯一的收付文书原件和实物,展现了元代文书制度较之其前代的创新和发展。同时,据之又可发现,元代契约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与较之此前所知的内容,可能更为复杂。

“义”在宋代的应用与价值

宋代是义观念实践的一个历史高潮。宋代之义具有崇高神圣的精神地位,受到上至皇帝、下及盗贼的追捧。宋代强调君臣以义立,皇帝以义结天下人心,以义对内理政、对外交好。士大夫之公义指正义、刚正的气概,是高尚情操,其小义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朋友的责任担当与无私帮助,个人之间也多称兄道弟以及结拜兄弟。武人之公义通常都是忠于朝廷,慷慨赴义,其私义多表现于结拜兄弟。民间之义除公益之义外,还有更多样的表现形式,如互济互助、扶正驱邪,包括义居、复仇杀人,结义现象更为普遍,既有义兄弟,也有义父子,均受到法律的承认。义观念的强化和实践,体现着宋人的奉献精神、自律精神、契约精神。从开国皇帝赵匡胤传下来的以义治国策略,是宋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官方的通信速度

宋代官方通信的设计速度,沿袭前代最快为日行500里。但始终未在现实中实现而习以为常,纵容了以后标准的下降。通信速度宋初最快,特殊者日行约450里,正常者不过约345里,其他军事紧急情报日均多在200余里和100余里,普通公文通常日均数十里。以后虽制度不断严格、复杂,但效率并没有提升,至北宋末明显下降。南宋长期处于战时状态,重要关头和重点热线,通信体系在官方强力建设下一度呈现应有的机敏,最快速度日均约318里。但最高日行350里的设计速度明显低于北宋,以及计算出的最快速度南宋始终没有达到北宋,整体上发生逆转,朝廷指令传到最远的广西需要半年乃至一年。作为官府的脉络系统,通信速度反映着朝廷政令运转效率和国运。

宿山:明清杭州的天竺进香及其香市

天竺分称上天竺、中天竺、下天竺,既指天竺山,又指天竺寺。在明清两代,普陀因观音而成为天下佛教名山,引得全国信众前去“朝海”;而杭州天竺因观音而名闻遐迩,进而引得信众前来“宿山”。从本地日常的烧香,到越境进香;从朝山、朝海,再到宿山,诸如此类的宗教仪式及其转向,无不说明明清民间信众的宗教信仰更趋广泛,形式也更加多样。因进香而形成的“香市”,既是宗教与经济的结缘,更是一个流动的商业市场。香市既促进了区域性市场网络的形成,又扩大了人们的社会交往,进而成为杭州的一处城市人文景观。

古代科技巅峰为何出现在宋代

中国古代科技巅峰出现在宋代,是中外科学史学者研究中的普遍共识。分析宋代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需求对科技研究和开发的影响、分析科技发展与教育以及哲学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科技发明在宋代的体制化等问题,是回答古代科技巅峰缘何出现在宋代的主要方向。在考虑社会需求促进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宋代科学家与发明家群体中形成的科学气质。

隋唐宾礼探故

传统中国的宾礼至隋唐始成为王朝外交文化的一部分,它是皇帝专门迎接、接见与宴会蕃国主与使者的仪式。此前中古时期,宾礼按照儒家经义分为了两条线索,其一对象仅为诸侯,其二则含廷臣。隋唐延续了北朝的传统,隋初有附庸的梁国为其诸侯,至唐则以宾礼待“四夷”。《开元礼》规定了宾礼的范围与仪式,其文本定型于隋开皇初,各篇大都整体来自古礼的格套,体现了中国礼制设计传统的基本价值取向。正因如此,这种与王朝现实政治运行关系较为密切的礼仪项目,越是依照古礼的格套来设计,就越远离现实和实用性。在唐代的历史上,另有制度安排来承担宾礼的功能,即其所以待臣僚之制,包括常朝仪制与宴群臣之会。这意味着不论谁来见皇帝,相关的安排都是大致相同的,这是管理上最为方便的形式。唐代宾礼仪式既不反映唐朝与周边诸政权的外交关系或实力对比,也不表示唐朝概以君臣关系处理对外交往,而且宾礼仪式本身的变化不与国际格局的变动直接对应,而只依从于皇帝制度本身的变动。后来不同程度袭用唐式宾礼的宋、辽、夏等政权,则造成了有唐宾礼一统东部欧亚的创局。

从宗族到联宗:闽西石壁村落联盟的形成

闽西石壁乡民以张姓居多,聚族而居。明中叶以来,在士大夫家族的示范下,石壁张氏的宗族组织发育出聚居宗族、散居宗族、同姓联宗等多种形态,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各不相同,且有明显的地缘性特征,同姓联宗俨然是颇具规模的村落联盟。闽西石壁村落联盟的形成,揭示了不同宗族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聚居宗族是王朝国家文化制度的具体实践;散居宗族是聚居宗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实是乡族内部竞争社会经济资源的结果;同姓联宗与散居宗族在世系建构上相近,由虚体性组织实体化则是为了应对超血缘、跨村落的区域性事务。这表明,为适应不同的实际需求,宗族的组织形态可在文化性虚体组织和功能性实体组织间灵活切换,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场景与视角——《唐宋时期的村落与乡村治理研究》读后

乡村史研究是近年史学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涉及历史上的农村、农民、农业的方方面面,佳作频出,对史学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谷更有、王文兵的新作《唐宋时期的村落与乡村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就是这样一项颇具代表性的重要成果。该著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唐宋时期村落家乡的构建》,着重关注唐宋时期的家乡村落的形成及特征;中篇《宋代民间宗教在乡村的传播及其政府应对》,着重关注民间宗教对宋代乡村治理带来的新挑战.

辽金时期北京居民的日常饮食

辽金时期,随着辽南京和金中都的建立,北京逐渐确立了北方政治中心的地位,北京饮食文化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辽南京和金中都地区居民的日常饮食特点表现为,一方面,各民族在努力坚守本民族的饮食习惯;另一方面,饮食文化的交融是辽金时期北京饮食发展的重要特征。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饮食习俗不断融合,一些少数民族的饮食影响了一些汉人的日常饮食,同时,汉族的传统饮食也被燕京地区少数民族所接受。

明清淮南盐场灶河的维护与水利纠纷——以海安牙桥坝为例

传统时期,盐场地区存在着盐场和州县两个具有明确管辖范围和职责的行政管理单位,二者在水利等跨区域的问题上则有协作的需要。灶河原为淮南盐场转运水道,明代一般由盐场官员负责维护,清代则在王朝国家盐场管理思路的改变下由商人主导疏浚。当事关两个行政管理单位利益时,灶河的疏浚则会引起州县官员甚至更高级别官员的重视。海安牙桥徐家坝启闭的争议,从明末一直延续到清中叶,这不仅是盐运与州县灌溉的水利矛盾,更反映了上游州县与下游州县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

宋朝周边政权朝贡贸易输入的名贵药物及其医学应用探析

两宋时期,生活在宋朝周边的甘州回鹘、龟兹回鹘、高昌回鹘、于阗李氏王朝、沙州归义军、交趾、占城、凉州吐蕃、青唐吐蕃、西夏、大理、辽朝、金朝、高丽等政权,先后通过朝贡贸易的形式,将原产于当地的土产药材和来自海外的乳香、安息香、龙涎香、苏合香、艾纳香、荜拨、胡椒、肉豆蔻、白豆蔻、胡黄连、犀角等珍稀药物传入宋朝境内。域外名贵药物的传入,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药材的品种,而且经宋朝官府医学机构和广大医家验证并确定其性味、主治和功效后,被收入官修医学本草、方书和民间医书之中,成为中药学、方剂学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广泛应用于临床疾病诊疗。

明清之际官员的行政处分机构及方式的转变和意义——以文官为中心

清代建立了比较系统和完善的行政处分制度,由吏、兵二部分别职掌对文、武官员的处分事宜。在明嘉靖朝以前,对犯罪官员的刑罚和处分都由法司议定,自嘉靖朝开始,对文官议处之权渐归吏部。清入关以后,参酌明朝制度,改变了以往由刑部问罪和拟定处分的惯例,确立了对犯罪文官由吏部议处分和刑部议刑罚的制度。清朝制度的转变,并不是对明制的完全照搬。明朝后期将议定处分和刑罚的机构分开,是针对同一案件吏部和法司的分工合作。清初定文官由吏部议处,是指文官犯轻罪只由吏部议处分,无须议刑罚,罪重者吏部议革后再送刑部议刑罚。清朝将议处作为刑罚之外的独立的惩罚体系由吏部职掌,与明朝原有的惩罚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清朝由此逐渐建立了独立的行政处分体系和完善的处分法规,议定处分的程序也更加简洁高效。

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官衔研究

宋代官衔,是目前宋代制度史研究中新开拓的领域。从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制度这一视角,可以看出宋代官制的复杂性、多样性。皇帝,通常不视为官,实际某种意义上,皇帝也是官,且居于官僚机构的顶端,所以皇帝也有官衔,只是名号比较特殊,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官号,其生前有尊号或圣号,死后有谥号、庙号。唐宋史称皇帝多用庙号,这就是法定官衔。皇后有官号,尊号有无,视其是否曾垂帘听政而定,死后谥号有二字、四字之别。内命妇,为皇帝姬妾名号之总称,其官衔有等级之分、秩品之差。外命妇官衔可分为公主官衔、卿大夫妻母官衔两类。内外命妇官衔亦特旨移用于宫人女官官衔。皇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与文武百官相类,其名号等级分明,官衔成为其特殊身份的标志。

明清山东食盐运销网络与地方社会

明清山东食盐运输水路与陆路结合,舳舻相接的水路与车马辐辏的陆路交错相通。其运输网络包括三条线路:一是沿大清河或小清河溯流西行,在沿线的关卡、码头和盐园地区分运,如蒲台批验所、泺口批验所、南桥、黄台桥,再继续沿河溯流水运,或向北向南陆运入境;二是沿运河南下北向,在运河沿线的关所、码头和盐园分运,如阿城、安居、南阳、夏镇,再继续沿河水运,或向东向西陆运入境;三是自沿海盐场直接陆运至境内,如大多数票地。水陆联运的综合运输网络,既保证了山东全境,以及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部分地区的食盐问题,也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论唐宋之际的贡奉

唐代中期出现具有赋税性质的进奉,贡奉之弊由此而生,这一现象反映了唐宋之际君臣关系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五代承唐末藩镇割据之余绪,尽管朝廷致力于藩镇州县化,但实际上地方与中央财政关系仍然遗留藩镇特征。以后梁时期“四镇”、魏博、镇、定来看五代财政中央集权路径:朱温据有“四镇”,易代后直接州县化,属易代型;魏博依附朱温,通过集权和武力手段州县化,为依附型;镇、定是以武力征服州县化的,属贡献型。以上州县化路径不同,大体反映出五代财政中央集权的基本情形。而五代藩镇州县化形成了上供和贡奉互济的中央财政模式,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同时也遗留下不同程度的藩镇性,这表明五代并没有解决唐末遗留的历史问题。宋初成功地革除贡奉之弊,走出唐末五代历史的“逆向”,重建中央集权,开辟了一个新的王朝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