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治理与更名政治 ——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

明清以来,北京的街巷地名基本上处于自主发展和多中心管理的状态中,既受到王朝政治和精英文化的影响,也为民间文化的发展保留了空间。进入民国以后,城市当局开始强化对街巷地名的“标准化”管理,同时又将地名管理与不动产登记相结合,形成精细治理城市空间的技术基础。城市当局还发动了对街巷地名的“雅化”、民族主义化和“地名革命”等运动,通过对街巷地名的政治化操作,将街头打造成意识形态展演的空间。但由于存在着各种限制性因素,城市当局对街巷地名的全盘整顿难以落到实处。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既展示了权力生产和行使的新方式,也反映出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走向。

民初新式知识分子重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论

民初一些知识分子以报刊为阵地大声疾呼并努力诠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赋予此一流行话语以时代新义,其中“天下”与“国家”由异趋同聚合为近代共和国,而“匹夫”则由传统臣民一跃而为近代国民。“天下”与“匹夫”的关系遂转变为国家与国民的新关系。而近代语境下的“匹夫有责”的“责”则凸显为自觉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道义精神,视其为天赋人权精神中应有之义,具体外现为职责、责任、良心与诚信等道德素养,蕴含着浓郁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诉求。这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渐成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代名词。

须恺的国际组织任职之路及启示

国际组织人才的成长是有规律可循的,如要接受较好的高等教育,掌握英语等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具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国际交流经验及较高的国际声望,国家的支持等。须恺毕业于具有国际视野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并取得美国加州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长期在水利界工作,主持淮河等河流的治理,1948年担任联合国亚远经委会防洪局代理局长,是较早在国际组织担任高级职务的中国人。抗战胜利后,徐恺回国任职。须恺自身素质、教育和工作经历为他的任职之路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期各省旅黔同乡组织与学校教育

民国时期贵阳是五方杂处之地,外省的移民群体于此成立了许多同乡组织,如会馆、同乡会等。“崇文重教”与“族群聚合”传统的影响、保全会产的需要以及移民来黔背景下政府的提倡共同构成了民国时期各省旅黔同乡组织兴学办学的动因。在时局动荡下,同乡组织充分利用与乡籍网络获得各种资源,较为成功地兴学办学,其开办的中小学数量约占贵阳中小学校的13%,大大补充了贵阳公办中小学教育的不足。贵州省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及报刊等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为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总的来说,同乡组织办学对于移民教育、贵阳教育的发展以及抗战大后方的稳定有着积极作用,推动了贵阳乃至贵州的近代化进程。

制度空间与运作要素: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破格聘任的特点及启示

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破格聘任制度是指对未达到任职大学教师所需的文凭门槛,但有足够任职能力者如何得到聘任的制度安排。破格聘任对象主要包括大学以下学历者、游学未获学历者、科举秀才者三类。这个时期中央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及大学所颁布的教师资格法规及其对教师聘任权的规定,均为文凭不足者被破格聘任为大学教师留有适量制度空间。在运作层面,新式人才匮乏是破格聘任制度的外在人才市场环境要素,施聘者公心选才与受聘者的学术能力是破格聘任制度良性运作的内在要素,社会关系资本是破格聘任制度运作过程中的中介要素,大学拥有的学术权力及与其适配的行政权力是破格聘任得以实现的制度要素。破格聘任制度为特殊人才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渠道,避免了选聘制度刚性化可能会将一些特殊人才排斥在外的弊端。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破格聘任的制度与实践对当今中国高等院校选拔及破格聘任特殊人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民国时期新疆屯垦与边疆治理研究

民国时期新疆屯垦在财政困难、国内灾害频发和社会各界积极推动下得以开展。其屯垦人员主要包括普通民众、部队官兵、官警人员等,通过开垦土地、引进先进技术、兴修南北疆水利,推动新疆农业发展,巩固西北边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发挥着屯垦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丰富了我国西北边疆治理的内容。

闻道、载道与近代中国的由器变道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这个转变可从道器关系来考察。尽管历代主张道器不分的人都特别强调道不离器,可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形而上的道。到近代则反过来了,实际是器的胜负决定了道的优劣。道器关系的颠倒,外来冲击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却也不无内在的发展理路。从古代侧重践履的闻道,到清代章学诚提出的道因器而显的观念,以及他反复论证的多种即器闻道的取向,在思想上成为后来变化的预备,揭示了一条认识近代道器颠覆何以发生的内在理路。

民国初期女性报刊出版广告及其媒介价值——以《妇女杂志》《新女性》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初期,女性报刊的创刊与发展,为女性觉醒、妇女解放开辟了道路。《妇女杂志》《新女性》等报刊上登载了大量的出版广告,主要有图书预售广告、新书出版广告、出版机构广告等类型,运用促销广告引起读者兴趣、系列营销构建品牌形象、名人推介提升图书可信度、图文结合促进广告可视化表达等广告策略。民国初期女性报刊出版广告深度参与了女性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具有丰富的媒介价值,主要包括:促进女性解放的利器,构建两性关系的桥梁;战时读物的指南,吹响全民抗战的号角;推动新文学的发展,促进中西文化交融;促进教育体系的完善,陶冶艺术情操。

南京国民政府废除常关制度探略

民国初期,常关数量众多,其税收是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但是常关无论其性质还是实践结果,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明显的落后性,因此,社会各界废除常关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着手以一种新的统税制度代替旧有的通过税制度,在此前提下,1931年宣布废除常关制度。

民国时期出版从业者的收入、地位与择业:以大型出版企业职工为中心的考察

职业收入是推动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民国时期,供职于大型出版企业的从业者普遍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社会地位。编辑类从业者的收入处于出版行业上游,出版行业技术工人的收入普遍高于其他低级职员,整体体现出社会对脑力劳动、技术劳动价值的认同。从业者收入普遍高于、部分远超城市职工平均收入。对比民国时期其他行业的收入分配,出版行业从业者的财富较为分散,而其职业地位相对集中于社会中上层,这使得从业者更容易实现社会阶层的上升流动。出版从业者的收入、人数和生活水平偏向于“纺锤形”分布,他们大致可以体面生活或糊口。民国出版业利用收入调节求职者的分布与流向,强化从业者的职业认同,笼络劳动力市场中的通用型人才,形成了空前的职业吸引力和影响力。

革命财政中的地方主义——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问题再讨论

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的财政命运极其相似,皆受财政地方主义的羁制,陷入“中央孤悬”的境况。在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中,以临时性的非税收收入为主,缺少稳定的税收来源。税收本应由各地解送,但革命省份在接收原财政体系之后,并未积极向中央解送应缴款项协助纾困救急,反而还希望获得中央财政的拨款,甚至截留成为常态。这当然与各省的政治态度及财政赤字有关,但仍受清末以来财政地方主义的直接影响。中央允许地方就地筹款,外销和摊派范围不断扩大,原属中央财政的正额赋税钱粮之征收权、分配权和使用权部分被转至地方。在武昌首义爆发后,大部分省份对清政府的催解谕令置之不理;在宣布易帜独立之后,各省对临时政府的催款命令同样消极应付。财政地方主义的延续,对政权更迭及革命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中国币制改革思想的百年审视——评《民国时期的币制改革思想》

《民国时期的币制改革思想》一书,是玉林师范学院段艳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该书运用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依据大量详实史料,从国内战争到世界战争,从阶级矛盾到民族矛盾,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在38年的时间跨度内,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币制改革中波诡云谲的历史画面。该书把民国政府不同时期的政治矛盾、经济矛盾、民族矛盾在币制问题上进行聚焦,通过对币制改革主要思想流派的梳理,揭示出币制发展规律,展示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民初边缘文人群体的兴起——以南社早期社员为中心

边缘文人的兴起,涉及文人阶层的流动与文学范式的转型,实为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以南社早期成员为代表的民初边缘文人的上升,开启了现代文人群体性升降的先河。南社早期成员以革命游士为主导,以地方文人为主体,最初的影响力多止于地方性文坛,但在辛亥革命之后实现了整体地位的上升。从外力来看,南社依赖革命成功带来的政治资本,更充分占有新的文化资本,利用社团和报刊等现代媒介文化制造舆论、宣扬自身。从内因上看,柳亚子代表的南社诗人还试图确立与边缘身份相应的“布衣之诗”“草泽文学”等诗学传统,既是为了与同光体争夺话语权,也延续了有清一代“朝”“野”离立的趋势,但“布衣之诗”更多地是政治立场的凸显,也未超越梁启超“诗界革命”的诗学范畴。

论中华民族观念在民国初年的初步发展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促进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在民国初年的发展。首先,认同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人增多起来,而且就民国初年人们对其的使用来看,已不再完全是“汉族”涵义,而具有了“中国民族”的涵义,可作中国境内各民族解。其次,对“中华民族”是出于“一元”还是“多元”、中华民族是“土著”还是“外来”以及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等问题展开了初步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强调各民族“同出一原”,都是“黄帝子孙”,并经过几千年的交往交融,已成一族。再次,提出了“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族而成”的“中国国民”“大中华民族”和“新中华民族”一类的观念,这些观念对后来的“中华民族”观念在五四时期的发展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华民族”这一观念在民国初年虽有了初步发展但远没有形成,其最终形成的标志是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12月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发表。

历史合力与“护国运动”的兴起及其历史贡献

护国运动的兴起,袁世凯帝制自为之所以破产,共和制度之所以得到维护,并非简单地是由某一政党或少数人所推动的结果,而是民国初年“二次革命”后多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聚合在一起,构成了反袁护国阵营,由此形成合力,并使反袁护国阵营在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较量中发生力量对比变化,此消彼长,推动了护国运动的形成与发展。袁世凯虽然拥有国家政权和大量军队,但是正如清王朝也拥有国家政权和大量军队一样,没有能够阻挡清朝大厦的轰然倒塌。失道寡助,得道多助,逆民意者终将挡不住历史的车轮。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下,袁世凯最终众叛亲离,被迫取消帝制,护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民主共和从此深入人心。

北平文化学社略考

北平文化学社是民国时期北京地区重要出版社之一,其成立与发展与北京师范大学有着相当的关联。本文通过对学社出版物和北京师范大学保存的相关史料进行梳理,对文化学社的历史做出初步考证。

民国时期大学家政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刍议

为厘清民国时期大学家政教育培养模式的内涵,对民国时期各大学家政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归纳出家事师资培养、营养师培养、儿童福利与保育人才培养三种主要类型,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活动、师资队伍层面探讨其特征。围绕学术意义和现实应用探讨了民国时期大学家政教育培养模式研究的功能作用,分析其研究现状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寻该论题新的研究路径和方向。

民国诉讼铺保考

诉讼铺保是指店铺商号为他人诉讼活动担保的一种法律制度,它广泛适用于民国时期的告诉、保释等诉讼环节。“殷实铺保”是其基本要求,实践中形成了联名铺保、阶段铺保、特别铺保等方式,其保状中的铺保落款因关涉保证责任追究而成为铺保纠纷中的一个法律难点。诉讼铺保制度虽在当时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少讼案”“维稳社会”的作用,却也加重了民众诉讼负担,催生出一批“职业铺保”,导致审前羁押率过高,最终在不少地方被迫变通执行。

朱德与护国战争

护国战争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创建民主共和国以后多次挽救共和制度的大事件之一。这场大战的中心和前沿都在朱德的故乡四川,其泸纳主战场是朱德为护国战争建立殊功的所在地。在这场大战中,尽管朱德还是一位中级军官,但他却总是在关键时刻、关键地点准确把握敌我态势和力克强敌的战机,为护国战争的胜利立下奇功,初步展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战略家、军事家的风采。同时,朱德还表现出对这场战争不同凡响的主观认知,形成了护国战争的胜利乃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他领导的整个辛亥革命都不可能真正挽救人民于水火的明确意识。这一高远意向推动朱德很快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潮中成长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

亚当·斯密学说在民国初年的传播和影响

民国初年虽然战争不断,但是中国先进分子没有放弃对中国富强道路的追寻,以斯密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仍然受到关注。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在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时,常引用斯密学说;斯密诞辰200周年、《国富论》出版150周年时,《东方杂志》《学艺杂志》等杂志刊文予以纪念;刘秉麟写《亚丹斯密》,系统介绍和研究斯密学说;一些学者翻译的日、英、德、法等国的文章和著作中,涉及斯密学说。民国初年,留学归国者成为斯密学说的传播主体,他们通过报刊、出版社、课堂等媒介,促进了斯密学说进一步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