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定位与中共早期对武装斗争的认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要精力用在开展工人、农民运动,即便派去军队工作的党员也大多从事政治工作,对武装斗争总体没有足够的重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等人眼看汪精卫将与共产党决裂,不去做武装斗争的应对准备,却千方百计地去讨好汪精卫集团,结果导致大革命最终失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中共自己在国民革命中的角色定位有很大关系,认为既然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主要是配合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故而无须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当然也无须建立自己领导的军队。

李大钊对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贡献--纪念《史学要论》出版100周年

李大钊在100年前推出的《史学要论》是中国学者探索建构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开端。在该书中,他广泛吸收中外学者的探讨成果,以唯物史观为指引论述了历史学理论的诸多基本问题,提出了建构新的历史学体系的很多有益构想。时至今日,他对这个体系的构想,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价值。在讨论建构中国自主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当下,重温李大钊的那些鲜活思想,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

从“五四”到“五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近代群众运动的发展

近代以来,群众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五四运动主要是群众自生自发的政治参与,缺乏共同的目标和有效的组织。五四运动至五卅运动期间,群众运动日益成为各方政治力量瞩目的焦点,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为群众运动提供了理论引领和有效的组织支持,使群众运动逐渐发生深刻变化。五卅运动展现了近代群众运动的另一个高峰,也是群众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国共产党在运动期间的领导与组织支持,使五卅运动与此前的群众运动判然有别。

《向导》周报对“反赤”风潮的回击与国民革命动员

五卅运动前后,“反赤”风潮兴起。《向导》周报对此强烈回击,力促革命动员,通过鲜活实例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倒行逆施公诸于众,以此深刻剖析“反赤”本质,消解“反赤”动力。《向导》通过大力宣传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政治现状与“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任务以彰显革命斗争的正义性与解放性,进而达到强固思想战线、开展革命动员的政治效果。这一过程所蕴生出的革命认知及话语体系在宣传动员中得到广泛认同与传播,可谓大革命的先声。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今年正值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携手进行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100周年。这次合作开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之先河。孙中山当时作为国民党的主要领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与发展,都作出了极大贡献。

驳地主与农民关系的错误言论——以减租减息运动前的山东为例

从减租减息运动前的山东来看,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着残酷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地主阶级依仗权势及其所占有的土地、财产,肆意对农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和压迫。他们贪婪成性、凶狠残暴、作恶多端。大量事实表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根本没有什么合理性,地主也不是什么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广大农民在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生活困苦、饥寒交迫,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就是当时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

掀起革命的巨潮——湘鄂川黔苏区文艺动员研究

湘鄂川黔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深刻吸取过往湘鄂西苏区、黔东苏区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紧紧抓住湘鄂川黔边地区发展文艺运动的有利社会条件,把文艺宣传作为革命动员的头等手段,掀起了一场革命动员的巨潮。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动员中,湘鄂川黔苏区科学制定文艺宣传动员目标,积极构建覆盖苏区的文艺宣传组织网络,广泛开展形态多样、丰富多彩的文艺宣传活动,其为坚持湘鄂川黔苏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支持,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湘鄂川黔边地区的广泛传播,成功地探索了中国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道路。

“旅冀支部”名实考

“旅冀支部”并非“河北省去苏联留学中共党员”在莫斯科所组成的支部,而是中国留学生在乌克兰基辅的旅外支部,成立于1925年11月11日,1927年秋解散。“冀”的含义指基辅,“旅冀支部”即“旅基(Киев)支部”,与河北省并无任何关联。“旅冀支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中国共产党支部,而是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政策下的国民党支部。但是,“旅冀支部”又不同于一般的国民党支部,它名为国民党支部实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基辅军校中共组织之“替身”。

1924年4月:文化汇流 青春激扬

一次东方文化的汇流与激荡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诗人、哲学家,泰戈尔很早就表现出对中国的热爱。年少时读《天方夜谭》的奇妙体验,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好奇的种子。中国——这个在世界文化版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的国家,常令他心驰神往。1923年,在泰戈尔释放出强烈的访华意向后,梁启超、林长民等人所在的讲学社立即展开联络、接洽,很快就敲定了他的访华事宜。

中共早期纪念列宁活动及其功能表达

纪念活动作为一种政治仪式和象征,有着独特功能表达。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通过会议纪念、文本纪念、行为纪念和艺术纪念等形式,使早期纪念列宁活动的功能得以充分释放和表达,具体表现为:传播列宁主义及其理论体系,早期纪念列宁活动成为中共进行理论诠释的重要载体;引起社会情感共鸣,早期纪念列宁活动成为中共政治宣传和动员的重要途径;推动各方关系协调,早期纪念列宁活动成为中共整合各派力量的重要平台。

精英动员视角下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区“革命下乡”路径探析(1921—1927)

“革命下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动中国社会革命的重要途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不同的“革命下乡”动员方式。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大别山区本土革命知识分子党员通过地缘、亲缘和学缘关系,在城市中“串党、串团”,为后期“革命下乡”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基础和人员力量。在北伐前,知识分子“革命下乡”多利用假期回乡时间,以开学办社的方式宣传革命,动员对象主要是知识精英。北伐时期,知识分子“革命下乡”则通过开展枪会运动和夺取地方政权的方式动员革命,动员对象主要是地方精英。大别山区革命知识分子党员的动员路径转变,契合了中国基层传统社会体制的结构特征,亦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动员视角下皖西请水寨暴动缘起研究

大革命前后,潜山返乡革命知识分子利用知识社群网络和宗族社会关系对地方学生、农民进行革命动员和组织化管理,开辟了潜山县革命的内生型发展道路。梅城暴动失败后,党组织转移到前北乡天堂地区,潜山县革命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展开。潜山党组织根据安徽省临委及安庆中心县委的指示,重建、发展党组织,扩大革命力量。与此同时,农会斗争逐步由经济斗争走向武装械斗,潜山革命在波浪式发展之中愈演愈烈。县委的领导性与农民的自发性相互交织,潜山县暴动局势呈现出“半自发、半领导”的发展状态,革命政策的制定与农民自发性之间的张力最终导致了请水寨暴动。

景观叙事、社会心态和政治权力:雷峰塔的意象形塑和坍塌重建

1924年9月25日下午,屹立于西湖南畔夕照山上千年之久的雷峰塔轰然倒塌,成为当时社会舆论竞相讨论的热门话题。围绕着雷峰塔的坍塌与屡次重建,民众、文化界和政府分别表现了不同的心态、舆论和参与方式。雷峰塔的景观叙事和意象的构建,累积了佛教圣塔、西湖胜景、白蛇传说实地等多种元素,而塔的坍圮使这一意象有了被重塑的机会。民众由迷信心理转向理性心态,却做出集体非理性的破坏掠夺行为;左翼知识分子发表文章对塔的意象价值加以改造借用,作为反对封建思想统治的工具;政府通过屡次重建尝试,试图以政治权力重塑其景观叙事,体现出加强渗透、控制基层的倾向。由雷峰塔的坍塌和重建过程,可以窥见民国社会文化与政治权力冲突、角力和交融的一角。

大革命时期第一、二届广州农讲所与广东各地方党组织建立探析

大革命时期是广东地方党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国共合作初期,广东党组织发展缓慢,直到1925年初才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与广州农讲所的创办密切相关。广州农讲所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特别是第一、二届学员在广东地方党组织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两届学员深受国共两党高层的重视,毕业后多数被委派为农民部特派员这一要职,加之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对党组织和党员发展做出一系列政策调整,促使他们为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民国四川城市建设资金问题探析

民国四川城市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市财政收入、借款或发行债券、通过土地经济运行机制获取、西方教会筹集等渠道。由于市财政收入有限,借款或发行公债又会加重政府财政负担,通过土地经济运行机制获取资金和西方教会筹集资金仅在个别大城市进行,因此从总体上看,民国四川城市建设资金来源有限。民国四川城市建设资金在使用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城市建设计划的不完善导致有限的资金没有发挥应有的建设效益、城市建设资金不能按时到位、城市建设中的腐败现象导致一部分城市建设资金被中饱私囊等。民国四川城市建设资金问题对当今四川,乃至中国城市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

近代广东番从公路的建设及利益之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公路建设,构建了贯通全省的公路交通网络。官方通过订立相应法规和出让公路营运专利的方式,动员民间力量组织筑路公司或筑路委员会负责公路建设,但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928—1934年番从路的建设过程中,因公路修筑与通车营运专利密切相关,沙和筑路公司和禺北筑路委员会围绕公路路线展开争议,从而改变了原先的路线设计。与此同时,由于筑路权包括公路沿线的征工、征地之权,公路沿线部分地方民众也与禺北筑路委员会争夺筑路权。番从路通车后,由于全路三个路段各自为政,各路段管理结构也在营运上展开利益的博弈。番从公路的建设及其过程中各方利益的角力,反映了近代中国公路建设的复杂面相。

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概念的形成、演变和传播

在学术史上,中国近代的学术术语或概念的形成,并非理所应当和顺理成章,而是有着复杂的背景和长期演化的过程。作为当今通行的专业概念和学科名称,“中国近代史”的形成也经历了微妙的选择和复杂的过程,其背后既有古今词汇的跳脱和对接,又有中西概念的碰撞和传移,还有“文化二传手”日本因素的介入和纽结。其概念的定义产生分歧后,不同的解释和书写模式随之形成,加上所代表的不同政治力量的介入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使得“中国近代史”概念及其学术体系的传播分途而进。然而,为了了解和批驳对方的理论和观点,彼此又不得不阅读、参考对方的著作,甚至吸收对方的优点,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概念、体系交叉传播的情况。

“清党”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蜕化

“清党”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不仅没有像设想的那样振衰起敝,反而加速异化。思想建设上,党与政治工作分离,官兵有意疏离主义与信仰。宣传工作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声音快速沉寂下去。军政领袖在党军关系、土地问题等方面言行背离,使得军民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组织工作上,轻视党的建设,迷恋武力,既是党权虚弱的根由,又刺激着军权的进一步独大。在军事领袖的联手打击下,政治工作反而成为国民党中央的眼中钉和弃子。在武力万能的喧嚣声中,“清党”后军队政治工作的蜕化,成为国民党政权覆灭的深层“病灶”。

集权、程序与冲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苏南地区匪案处理研究(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江苏地方在清剿土匪同时,对匪案处理问题格外关注。匪案处理权上,中央政府将其集中到江苏省府,操纵于中央,并同时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链,力排其他势力对匪案的干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主要包括侦察缉捕与审理判决两个部分,尽管江苏省高等法院竭力试图通过司法手段帮助国家运转与社会治理内在机制实现良性循环,但事与愿违,司法手段不仅无益于解决匪患问题,还造成省县行政权与司法权若干冲突。分析苏南匪案处理中的乱象,可一窥国民政府现代化司法体系建构的艰辛以及国民政府司法制度现代化转型失败处。

民国时期驻藏官员华寄天事迹述析

华寄天早期在云南、四川从事商业活动,一度担任四川康定县长之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寄天进入西藏经商,成为中央驻藏机构官员。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期间,华寄天较好地完成了自己负责的各项工作。孔庆宗主持驻藏办事处工作后,两人矛盾日益尖锐。华寄天被边缘化,最后不得不离开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