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地主与农民关系的错误言论——以减租减息运动前的山东为例

从减租减息运动前的山东来看,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着残酷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地主阶级依仗权势及其所占有的土地、财产,肆意对农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和压迫。他们贪婪成性、凶狠残暴、作恶多端。大量事实表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根本没有什么合理性,地主也不是什么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广大农民在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生活困苦、饥寒交迫,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就是当时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

近代广东番从公路的建设及利益之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省开展了大规模的公路建设,构建了贯通全省的公路交通网络。官方通过订立相应法规和出让公路营运专利的方式,动员民间力量组织筑路公司或筑路委员会负责公路建设,但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928—1934年番从路的建设过程中,因公路修筑与通车营运专利密切相关,沙和筑路公司和禺北筑路委员会围绕公路路线展开争议,从而改变了原先的路线设计。与此同时,由于筑路权包括公路沿线的征工、征地之权,公路沿线部分地方民众也与禺北筑路委员会争夺筑路权。番从路通车后,由于全路三个路段各自为政,各路段管理结构也在营运上展开利益的博弈。番从公路的建设及其过程中各方利益的角力,反映了近代中国公路建设的复杂面相。

“清党”后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蜕化

“清党”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不仅没有像设想的那样振衰起敝,反而加速异化。思想建设上,党与政治工作分离,官兵有意疏离主义与信仰。宣传工作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声音快速沉寂下去。军政领袖在党军关系、土地问题等方面言行背离,使得军民之间的距离越隔越远。组织工作上,轻视党的建设,迷恋武力,既是党权虚弱的根由,又刺激着军权的进一步独大。在军事领袖的联手打击下,政治工作反而成为国民党中央的眼中钉和弃子。在武力万能的喧嚣声中,“清党”后军队政治工作的蜕化,成为国民党政权覆灭的深层“病灶”。

民国时期驻藏官员华寄天事迹述析

华寄天早期在云南、四川从事商业活动,一度担任四川康定县长之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华寄天进入西藏经商,成为中央驻藏机构官员。吴忠信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坐床典礼期间,华寄天较好地完成了自己负责的各项工作。孔庆宗主持驻藏办事处工作后,两人矛盾日益尖锐。华寄天被边缘化,最后不得不离开西藏。

1931年淮河水灾背景下民间报刊评论文章研究——以《申报》《大公报》为例

1931年发生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重大事件,这一年被称为“我国民族生活史上最惨痛之一页”,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百年罕见的洪涝灾害即为其中之一。灾民流徙、疾疠扩散、土地荒芜、粮食短缺、匪患猖獗,淮河水灾成为亟需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民间报刊作为反映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可以为窥探1931年淮河水灾的社会景观提供研究方向。研究发现,《申报》《大公报》作为民间报刊的两大代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这两大新闻媒体积极关注民生问题,发表淮河水灾与治理的相关评论文章,呼吁社会关注淮河水灾,在推动淮河治理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民政府主计处的运作及其困境(1931—1949)

国民政府主计处设于1931年,设立初衷是加强国民政府的财政监督。主计处致力于提高国民政府财政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以往财政紊乱的局面,对澄清吏治亦有重要贡献。主计处依据超然主计的理念而设。超然主计制度是一种先进科学的制度,但受限于客观环境,主计处的运行存在诸多问题。派系政治也让财政监督的效果大打折扣。

龙云主政时期云南县区卫生发展情况评析

云南地区自古生态环境复杂,疫病丛生,近代以来卫生行政系统亦极度缺失。蛮烟瘴雨之下,百弊丛生,县区卫生发展刻不容缓。龙云主政云南期间,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倡导下建立起较为完善之县区卫生体系,拟定《云南各县卫生专员暂行简章》,卫生行政机关及卫生院先后成立,明确卫生专员职责,在疟疾防治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经费拮据、专业人员匮乏。

仪式政治: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的祭祀典礼

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为标榜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与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把孙中山从“总理”推尊演绎成了“国父”圣符,并为之举行了逝世纪念、奉安纪念与诞辰纪念三种典礼仪式。从仪式政治与国家祭祀的角度对前两种典礼仪式进行系统的史学考察,并挖掘和诠释其表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社会文化内蕴,不仅有利于把握“后孙中山时代”民国官方对孙中山政治遗产的利用与运作体系,而且有利于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精神与思想。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整合的失败与现代化计划的受挫

发展理论和经验表明，中央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从1750～1950年中国之所以迟迟不能走上现代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明确现代化目标与意志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南京十年是中国在此之前最具备实现现代化条件时期，但它的现代化计划还是最终趋于流产。本文从政府能力尤其是政府的整合能力来分析其失败的原因，认为国家的断裂是南京政府十年现代化努力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国家断裂的最直接地体现是以下两个方面努力的失败：政府试图建立城乡一体化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败，以党治、党治文化来重建新的政治、社会整合机制的失败。南京国民政府由于没能通过有效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来建立起一套富有活力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因此，整合社会的各方面利益和强化中央政府权威这两个目标始终没有实现。

大历史视野下南京国民政府对民众的控制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身份、角色发生变化,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政纲政策随之改弦易张,党民关系亦由动员体制转为控制体制。国民党政府以社团整理与管理为突破口和工具,以"软、硬"两种手段实施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渗透及对民众的广泛监督与控制。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解读这一过程,它既是中国政治由传统到现代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特殊图景,亦为国民党执政初期"党国体制"下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受客观环境、自身原因及历史传统等深层次因素制约,国民党通过社团对民众的控制最终以"民心流失"和"民众疏离"为结果而告失败。

政治精英与权力监督——1931-1949年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组成分析

监察委员是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权的具体行使者,对监察职能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监察委员的年龄、学历、学科、经历、籍贯等作量化分析,有益于深化对监察院及国民政府政治体制和政治状况的研究,对今天加强和完善权力监督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革命纪念: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的辛亥记忆

纪念活动是传承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辛亥纪念中,"革命"一直是一个核心话语。"革命"话语来源于孙中山对革命进步性与正当性的阐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要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完成重建民国的任务,就必须把自己塑造成辛亥革命的真正继承者,借纪念来强化人们的辛亥记忆和现实认同。因而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确立了一整套党国体制下的"革命纪念"制度,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推向高峰。在"革命纪念"的名义下,国民党从凸显自身的革命斗争与革命功绩的原则出发,对辛亥史事进行裁剪并简化,并任意拔高与国民党密切相关的人物与事件,从而建构了一个"本党"革命奋斗史的辛亥记忆。在"革命纪念"的名义下,国民党进一步把自己所从事的一切事业都泛化成"革命",将"革命"打造成一种精神与信仰、一种价值标准,"革命"的宗旨和对象一步步发生异化,从而在内涵和形式上都偏离了孙中山的"革命"观,成为一种强劲的意识形态话语与说教。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冀省“废苛减附”治理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在表象上归于统一,但地方主义势力彰显。聚敛钱财、搜刮民脂成为地方实力派对抗中央的主要手段,这既造成农民捐税负担过重、农村经济疲敝,又严重侵蚀了中央政府权威。国民政府为防止中央政权稳定性缺失,从削弱地方财权入手对各省进行整合控制,并于1934年发起全国性的"废苛减附"治理运动。河北省的实践结果表明,在这场运动中地方政府为保存实力纷纷抗争于中央,而中央唯一考虑的是收权并控制地方,中央与地方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无不显现出国家政权的"碎割"和中央权势的弱化。

民国时期陕西棉麦良种改进的成就与经验

民国时期,陕西大规模引进、培育和推广棉麦良种,成效显著;到1945年,改良棉种植面积已占当年陕西植棉总面积的91%,良种小麦推广面积7年之内扩大100余倍,这不仅使陕西经济获益匪浅,也泽及全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究其原因,一是引进和培育相结合,使良种推广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二是农事机关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能够协调各种组织、机构和农民一道促进良种推广;三是引入市场机制,刺激农民主动按科学方法推广良种。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作为传统与现代间的过渡形态,既有晚清以来的边疆问题的遗存,也有诸多现代政治因素在内,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为中心,围绕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边疆形态,边疆认识,民族与国家观念,治边方略,边政理念,边政机构,边政内容,边政得失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疏理,为进一步展开研究提供参考。

国民政府的合作社经济政策及其评价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确立发展合作社经济政策,并从法令章程、财政金融及人力资源等层面予以扶助,其政策措施的完善程度与积极意义值得肯定。但在实际推行中,受多种因素制约,国民党政府的扶持性举措实现程度有限,政策实施绩效明显不足。

民国时期的警察留日教育(1928—1945)

警察留学,是一个经常为国内学者提起,却一直未能展开的课题。清末中国曾派遣大批留学生赴日本学习警务,至民国中后期,南京国民政府、各日伪政权为维护反动统治、培养高级警才,改派在职警官赴日本留学,并形成一个人数可观的警察留学生群体。国内各政府还颁行相关规程,规范留学生的选派;日本则欲藉留日奴化教育,将其培养成维护沦陷区秩序的亲日分子。客观而论,部分警察留日学生不幸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和汉奸,与之相反的是一些学生在民族大义面前做出了理性抉择。

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的西南边疆

民国时期中国实现了由传统王朝国家政治体制向近代民主政治体制的跨越,中国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形态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西南边疆的社会政治生态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而其在南京国民政府政治视野中的地位也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不同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重要性的认识变化较大。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认识的变化,是传统与现实多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体现。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认识到边疆的重要性,但其政治视野的中心是重塑统一的中央政治权威与一党专政的政治目标,其对西南边疆重要性认识的演变是其政治目标在具体社会政治变迁过程中的反映。

在国家与桑梓之间:刘曼卿进藏期间的心态分析

1929—1930年间,刘曼卿以一弱女子,肩负民国政府的特殊使命,毅然进藏,冒着随时有可能失去生命的危险,最终完成这一壮举。她的进藏之举,是为国家分忧,同时亦是对西藏深厚的桑梓之爱的表现。刘曼卿个人深受五四精神影响,服膺三民主义、信奉回教,在多元思想文化影响下,在进藏期间,她呈现出同情、怀疑、批评、平等、包容等心态。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的社会反应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颁布的《工厂法》,客观上有利于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堪称近代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劳动法。《工厂法》的出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各方褒贬不一,支持与反对意见共存。其中有基于自身利益的评判,也有整体角度的考量。社会的不同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厂法》颁布和实施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