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封锁长江歼灭日舰谋划及其抗战意志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本侵华步步为营,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则日趋坚定。面对日本海军阴谋控制长江并分裂中国的挑衅,国民政府针锋相对地研究制定了封锁长江、歼灭日本战舰的计划,并在最后关头付诸行动。“十四年抗战”前期中日在长江一线攻防态势变化,反映出国民政府抗战决定由被动走向主动的心路历程。国民政府在实施封江计划阻击日寇时,因军事指挥不畅、中日军备差距,以及日本海军作战计划的调整等原因,未能把握战机果断出击,让日舰携日侨侥幸逃脱了包围圈。国民政府最后将封江歼敌计划变为“江阴沉船”阻敌策略,搁浅了日军溯江而上的企图。

论长城抗战期间的国联外交与“天羽声明”

当国联讨论李顿报告书时,日本军队扩大侵略,跨过长城,染指华北。中国驻国联代表团为了促使国民政府下定抵抗的决心,曾一度坚持集体辞职。中国军队虽沿长城一线进行了抵抗,但限于自身的军事实力,又缺少抵抗的意志,最终妥协签订了《塘沽协定》。国联最终通过决议,不承认伪满,要求日本恢复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状态,日本随之宣布退出国联。顾维钧等与各国交涉,要求遵守国联决议,不承认伪满,并同时对华提供经济援助。日本为了阻遏各国援华,并宣示其对中国的野心,发布了“天羽声明”,挑战《九国公约》。“天羽声明”进一步激起国际舆论的反感,在英美等国的反对下成为一幕闹剧。

“十四年”东北抗日剧的概念界说与历史逻辑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来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影响甚大。如果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决定了此后中国政治的格局与走向,那么抗日战争则超越了当代中国政治架构,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强化了人民的国家意识,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状态和世界观念,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历史。抗日战争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深刻影响了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种族与文化之辨:蒙文通周秦民族研究之旨趣

清末民初,从文化与历史的视角建构中华民族成为追寻现代国家的重要议题。近代新史学更是致力于从地理与种族视角重新整理古史,梳理中国文化的实情及其演变。蒙文通在古史三系说的基础上,围绕夷夏儒法之争展开周秦民族研究,意图整合文化民族与历史民族,彰显儒史相资的学术理念,落实经说与历史的辩证关系,成为重建国史体系、阐发“义与制不相遗”儒学系统的关键环节。在近代学术流变与民族认同的视野中考察蒙文通周秦民族研究的宗旨,既能揭示近代国史叙述的丰富内涵,又能进一步激活中国传统,展现中国固有文化近代转型的丰富维度,为当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效的知识与思想资源。

论九一八事变后民国学人的东北“学术戍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入侵我国东北地区。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希望以学术研究的方式,为国家在国际联盟的调查中提供有力证据。此后“禹贡”学人也顺应时代将研究重心由地理沿革转向边疆史地。全面抗战爆发后,金毓黻著《东北通史》进一步证明东北是中国固有领土,完成“学术戍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关于东北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体现了一代爱国学人群体的家国情怀。

一·二八事变与“集体安全”在东亚的破产

一·二八事变的爆发是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又一次挑衅。事件发生后,英美两国政府内部就如何判定该事件的责任方展开激烈讨论。为了制止战争,英美两国延续了划定“中立区”的方案。该方案遭日本拒绝后,两国分别派出蓝普森和詹森赴沪调停,但收效甚微。美国受制于经济危机和孤立主义势力的影响,欲拉拢英国,共同援引《九国公约》遏制日本。英国囿于自身实力,只希望在国联的职能范围内行事,因此拒绝了美方的提议,“集体安全”最终破产。英美先后三次调停此次事件的外交互动过程不仅体现出各国在华利益的复杂性,也充分暴露出“集体安全”和“大国一致”原则缺乏执行条件和机制的弊端。

再论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团进入东北前的调查及交涉

国联调查团抵达中国后,广泛调研了涉及中日关系的上海、汉口、南京、北平等地,在进入东北之前除与国民政府代表进行多次会谈以外,还注意在地方民众中展开调研.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向调查团提出了解决中日冲突的中方提案.国联调查团对于中方提案的交涉及修改,目的在于为将来的调查报告及国联大会提供一个可以讨论的基础.厘清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及国际法责任是调查团重点调查的议题.调查团进入东北之前围绕调停方案与中日双方的交涉,为国联报告书的出台及国联决议奠定了基础.

一·二八事变期间英国对日本的遏制与纵容

一·二八事变前夕,英国为了维护上海公共租界的安全,与日本等国合作制定了上海租界《协防计划》。一·二八事变爆发之初,为避免租界沦为中日冲突的战地,英国联合美、法、意等国对日本施压,阻止日军在租界内跨防区巡逻,反对日本陆军增援上海,提出调停中日冲突的“中立区”方案。在遭到日本强硬拒绝后,英国政府接受林德利和白利南的建议,默许日军大规模增援上海,坐视甚至推动日军尽快击退中国守军。英国在一·二八事变中的因应,充分展现了其应对中日上海冲突的复杂面相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不屈与坚守:长征路上的红军大学——以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为例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保存红军实力,红军毅然进行了战略大转移,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长征。长征路上,气候恶劣、环境复杂、战斗频繁,条件异常艰苦,但红军大学从未中断对革命人才的培养。长征途中的红军大学坚持教学与实际紧密结合,根据战斗和行军的需要灵活安排课程内容,实现了学以致用的教学目的。多样化的教学方式不仅显著提升了学员带兵打仗的能力,还培养了学员过硬的作风,使他们在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键时期,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学员们的出色表现充分证明了红军大学教育的成功,红军大学培养的人才为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面抗战前国立山东大学的特色生成之路

作为一所坐落在非中心城市的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办学时期探索建立现代大学教育体制,构建综合性大学框架,实现了一所地方性大学的国立化蜕变,在全面抗战前成为全国13所综合性大学之一。探讨国立山东大学的学科凝聚与特色生成的历史进程及其成因,不仅可以丰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认知,还能深化理解中国现代史上政治与教育、现实与学术的关系。

马占山与江桥抗战学术争鸣问题考辨

马占山江桥抗战是奉国民政府命令,代表民国政府对日作战,并得到国民政府的肯定。北大营突围战和南岭突围战从军事指挥、战斗目的、敌我投入兵力、战场空间、战斗时间与江桥阻击战存在明显区别,江桥阻击战应定义为中国军队有组织、具规模的武装抗日第一个战役。江桥阻击战与哈尔滨反攻战、齐齐哈尔围城战都以马占山为主帅指挥策划,从战役的组织者、参战部队以及时间的连续性构成不可分割的抗战整体。江桥阻击战役从1931年10月15日黑龙江守军反击张海鹏伪军在日军配合下的进攻开始,到11月22日马占山退往海伦为止,历时38天。江桥抗战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政治上揭穿了日本军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阴谋,取得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

长征精神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逻辑理路

伟大长征孕育伟大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新时代新征程,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重温红军长征的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是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精神动力。

中央红军长征转战贵州的适应性研究

中央红军长征转战贵州,面临自然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族群生态等多方面的适应性挑战。在转战贵州的过程中,中央红军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准政治方向、发动政治宣传、开展群众工作、应对自然挑战,秉持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民主团结的集体智慧、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因地制宜因人施策,积极应变主动求变,适应了主客观因素带来的风险挑战,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成功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胜利,保留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促使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成熟。

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历史特点和独特贡献

红二十五军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有的历史特点为:有计划、有准备的战略转移;以军的建制参加长征,人数最少,平均年龄最小,而且经过长征队伍人数有所增加;长征中创建了新的根据地。通过长征,红二十五军由孤军成为先锋,为三军会师陕北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率先到达陕北,奠定会师基础;配合主力红军,服务战略全局;展开战略行动,促进统战工作;传播革命歌曲,丰富教育形式;传播革命精神,播下红色火种。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处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邮政不断遭到日本的侵扰与破坏。事变初期在国民政府外交收复东北的策略下,邮政总局及东北地方邮局设法维持辽宁、吉黑两邮区的运转,以沟通信息并配合外交交涉。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后,其侵扰东北邮政的方式由直接侵吞转向利用伪满洲国强制“接收”。1932年6月,随着国联调查团离开东北,中日双方在国联的角力进入最后阶段。此时,日伪方面积极推动“接收”东北邮政,以塑造伪满洲国的“独立”形象,国民政府则采取封锁邮政的方式进行反击。纵观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东北邮政的政策,其核心在于寻求国际支持与对日不妥协,这与1934年国民政府对日妥协背景下的通邮谈判有着明显区别。

红军长征途经黔西南民族地区的宣传标语及其当代价值

红军长征途经黔西南民族地区时,为了宣传党和红军的各项主张,揭露国民党的种种罪行,号召民众积极抗日,以及做好扩红工作,曾在沿途书写了大量宣传标语。这些标语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结合了民族地区的特点而创作的,不仅特征显著,而且产生了巨大功效。然而,红色宣传标语的价值功能不只彰显在革命历史时期,亦体现在当代。因此,立足黔西南民族地区丰富的红色标语资源,深入挖掘和努力实现红色标语文化的价值建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以东北抗联精神凝聚全面振兴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激发干事创业热情。”东北抗联精神是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抵御外族入侵的过程中形成的精神品格和展现的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我们在新时代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将东北抗联精神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提供精神支撑。

1930年代初期中国致公团体内的派别及政治趋向

1933年,党魁陈炯明病逝,致公党实际领导人缺位,组织内部的主要势力为谋求出路,呈现出不同的政治趋向。美洲洪门致公堂欲推举淞沪抗战与“福建事变”中的蔡廷锴作总理,借蔡之声势推进“抗日反蒋”;香港中国致公党内存在拥护蒋介石、成为受蒋介石秘密领导的别动队的倾向。致公团体内部政治趋向之分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民党内派系纷争的政治生态之影响,不同派别或借“拥蒋”寻求出路,或借势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呈现出组织内部的巨大分歧。但差异间亦存在共性,即寄望于借助外部力量的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致公党等中间党派组织孱弱的基本面相。

日本海军对中国东北领水测量探析(1931-1937)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者为掌握中国东北的地理与水文情况,在1932年操纵伪满政权将领土测绘工作交给关东军。限于军种职能不同,领水测量权被转让给日本海军,由下属机构水路部与驻满海军部负责调查领海、勘测河道、建设航标等任务。此外日本海军利用伪满苏水路会议,借机盗测苏联边境,妄图为己方牟利。日本海军对东北领水的测量活动随驻满海军部撤销而结束,测量成果有限度地促进了日占东北航运事业的恢复与发展,但同时为日军镇压抗日武装、研究对苏战略提供帮助,这一活动本质上是隐藏在科研调查下的殖民侵略,是对我国领海主权的严重侵犯。

杨靖宇将军牺牲经过述略

杨靖宇将军是东北抗联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他辗转来到吉林濛江县(今靖宇县)继续着打击日寇的战斗。杨靖宇的牺牲,是各种因素交叉“合力”酿成的悲剧,而尤为让人痛心的是在他生命最后时刻,一些叛徒和汉奸的出卖直接促成了杨靖宇的牺牲。这一方面表明日伪当局统治的极端严酷,另一方面也说明东北地区的群众基础十分薄弱,亦从侧面反映出东北抗联生存环境的极端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