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黄泛事件中赵口掘堤点选择新探

1938年6月国民政府为阻敌西进,先后在黄河赵口和花园口河段掘开大堤,引水南泛。相比于花园口掘堤点选择的偶然,赵口则是经慎重商议后首选的掘堤地点,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决策者对黄泛的态度。通过整理掘堤者的回忆资料及对赵口河段大堤、地形的复原,本文认为赵口掘堤点的选择经历了“掘堤区-掘堤河段-掘堤点”范围逐步精确的过程,军事形势、地势、民生和河道微地形是掘堤点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抗战时期盟军中的中国译员

抗日战争期间,为配合援华美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征调或招考了4000名左右的英语译员。译员主要来自大学及专科学校学生、在职编译人员和英文较好的知识分子。经过英文听写、中文英文对译、英语四十课等通译业务课程和国内政治、国际情报、情报学、抗建纲要等政治课程的数周培训,考核合格毕业后,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和中国战区美军总部依据培训成绩商议分配,但也受译员的政治倾向影响。培训和服务期间,译员享受一定的待遇。抗战胜利后,译员复员回到原学校或机关。译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些译员在战争中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也有部分译员后因从译经历而备受艰辛。

论共产党领导下的黄泛区抗战——以豫东地区为中心

1938年花园口决堤后,中国共产党主动出击,率先进入黄泛区,发动民众,组织游击战。主要活动有: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协助国民党驻军袭击日军;引导民众自发武装,积极主动地打击日军;策反伪军,壮大抗日力量;疏浚河道,治理水患,改善民众生活生产环境等。在以豫东地区为核心的广大黄泛区里,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和协调作用,成为当地抗日斗争的坚强核心和坚固堡垒。

长沙会战与湖湘精神

长沙会战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正面战场开展最成功、最受世界关注、所获评价最高的战役。它不仅处于中国抗战的关键点,而且也处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点;不仅改变了中国抗日战场的被动局面,开创了中国正面战场战役反击的先例,而且成功逆转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连遭失败的形势。会战中战区总指挥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的精神,将士英勇顽强、敢于牺牲的精神以及民众同仇敌忾、团结一心的精神,是对尚武好勇、自立自强、爱国爱种之湖湘精神的最好诠释和体现。

论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的成长

目前,国民党抗日游击战术思想、理论的专门研究尚属空白。“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党在早期军事斗争和反共军事运动中就有了游击战术思想,并部分地付诸实践。游击战术思想用在抗日方面,“九一八”事变至抗战爆发处于酝酿与尝试阶段,1938年1月汉口会议时初步形成,1938年底正式确立并在其后得到发展。

国民政府抗战教育政策的形成及其决策心理

在抗战之前和抗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均注重教育的社会功用，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但在调整抗战教育政策时，深受“攘外必先安内”、“忍让和戎”以及企望借教育“立长治久安之始基”等诸种心理因素的影响，使民族教育事业在战前和战初招致重大的损失。由此可见，任何政权若出于一党私利而轻忽民族整体利益，必将因民族利益受损而受损，而对素怀不良之心的敌邦更不可借退让的方式来与虎谋皮。

大国梦难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挫败——以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进入了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时期。如果中国能够善加利用,将极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和重建。然而,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决策一再失误,在处理与盟国关系的问题上,先获咎于苏,复结怨于美,且不和于英。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因驻华美军费用结算问题、史迪威指挥权问题、是否应向中共部队提供部分租借物资问题等,与美国发生严重冲突,引致美国朝野对重庆国民政府极为不满,中国在盟国内部实已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国民政府在战后的困境与失败,实际上只是此时已有各种矛盾之逻辑发展。

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对粤汉铁路攻防战略评述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发挥粤汉等铁路干线安全、快捷、运量大的优势,有效地改善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后勤补给,提高了抗日部队作战的机动性和主动性。敌我双方围绕粤汉铁路的争夺也因此贯穿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利用粤汉铁路的军事功能,集结大量战略物资和主力部队开展武汉会战,挫败了敌军速战速决的计划;但是,由于中方在粤汉南线疏于防范,致使会战功亏一篑。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军队在粤汉铁路沿线构建了牢固的防御体系,取得了三次长沙会战和两次粤北会战的胜利,有效地保障了后方的安宁和西南国际交通线路的开辟。在抗战后期的豫湘桂会战期间,国民政府凭借干线枢纽层层设防,力图在保存自身实力的前提下阻滞并消耗日军;但是,由于内部分歧不能妥善协调,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被动受制,未能取得战略预期效果。

犯罪行为的个体因素与社会层面——以抗战时期事关军人伪造案为中心考察

抗战期间,征兵工作尤其重要,民国政府为此制订了《兵役法》《妨害兵役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抗战征兵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但并不能由此抑止各种形式逃避兵役的社会现象。因此,本文通过对避征免役与倒卖专卖商品而希图获利致伪造关防等伪造个案进行详尽解读与分析,折射出中国传统的安乡重迁文化、战争恐慌心理是底层民众躲避兵役的重要心理因素,应役出征等伪造情事实质上亦体现民众的一种内在的心理张力。类似伪造案,揭示出利益是人们一切活动乃至犯罪的直接动机,反映了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博弈。伪造个体行为也反映了个体心理与社会因素之间存在某种必然关联,反映出社会样态的多重面相。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日抗战总呈现出时战时和的变化,这种变化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中共力量的消长、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吞并中国策略变化都影响着国民党对日抗战的态度。

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的水雷战

抗战爆发后,中国海军在长江中下游水域和东南沿海口岸,同日军展开了英勇的阻塞战,主力受到严重损失。1939年以后,中国海军对日作战转入以水雷战为中心的新阶段。为开展水雷战,海军成立了水雷制造机构,大量生产水雷,并组建了布雷游击队。此后,中国海军布雷战在长江中下游水域,荆河、湘江、洞庭湖、川江、粤桂地区和闽浙地区水域普遍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著战果,它给日军舰船以严重杀伤,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中国陆军的抗日作战,同时为拱卫陪都重庆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武汉会战始于安徽省和县保卫战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传统观点认为:武汉会战大致是从1938年6月12日日军侵占安庆开始,到同年10月25日中国守军主动放弃武汉为止,历时4个多月。本文的主要贡献是根据新发现的相关史料,认为武汉会战应从1938年4月23日至24日安徽省和县保卫战开始,这就将武汉会战开始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多月,整个会战的时间增加到6个月有余。并对人们知之甚少的和县保卫战进行了梳理和评价,提高了可歌可泣的和县保卫战的地位,颂扬了抗战女英雄成本华的抗战精神。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风纪问题——读国民政府军事执法要员何成浚的日记

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事执法要员,何成浚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近年各军纪律,皆废驰不堪”,有的甚至变成“盗匪式之军队”。由此我们确信,风纪问题也是抗战时期国民军丧师失地的一个重要因素。

1931-1937:蒋介石应对日本侵华的军事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 1937年卢沟桥事变期间 ,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华侵略的特殊历史阶段 ,蒋介石为应对外敌入侵 ,在军事方面作出了自己的思考。本文根据蒋介石这一阶段的论著 ,概述了他对于未来战争的认识、他的国防理念、他关于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构想、他的军事教育思想 ,在此基础上 ,对这些军事思想及其历史作用 ,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评价。

国民政府战时对缅关系及对印缅民族独立运动的关注

抗战时期,随着中缅通道在中国战略物资输入中地位的日渐凸显,为维系此一运输要道,国民政府积极推动对缅官方和社会各界的交往互动,增进了双方的友好与合作。缅甸当时是英属殖民地,中缅之间的交流是在英国的掌控和认可下进行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在自身面临巨大作战压力的情况下,也甚为重视印缅等国的独立运动,对这些国家争取自治或独立的斗争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支持,采取了切合不同国家实际的立场和策略,体现了大国的胸怀。印缅等国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战后发展道路上呈现出一些二十世纪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共有的特点。

抗战初期蒋介石对日双重策略探源

抗战初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面对侵华日军的步步进逼采取了顽强抵抗的策略。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始终不放弃“和平解决”的幻想，这种事实上的“和、战双重策略”源于日本的诱降策略，也源于蒋介石寄托于美英调停下的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双重策略在本质上是抵抗中的“和平交涉”

论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事当局派出大量军队在沦陷区开展游击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遭到失败。国民党敌后游击战的失败是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阶级本质是根本原因。阶级本质决定了国民党军队脱离民众、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战术错误,最终导致国民党的游击战失败。

危机与应对:论皖南地区的经济抗战

经济抗战是中国抗战历史的重要内容,对于保证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位于东南战场大后方的皖南地区,除对敌开展军事斗争外,经济战也是当地军民反抗日本侵略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战时皖南行署的领导下,皖南敌后区实施了增加生产、平抑物价、严查敌货、打击走私、组建金融网等一系列经济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皖南敌后区严峻的经济形势,粉碎了日敌的经济进攻,为这一地区乃至东南战场抗战力量的持久存续以及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皖南地区的经济抗战实为中国经济抗战历史的一个真实缩影。

论张自忠将军之死——写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六十周年

张自忠的死,是民族危机的召唤,也是他用以“明志”的一种方式。张自忠的死是十分理性的,同时又是十分感性的。张自忠的死引起了不同民族、不同集团、不同阶层的巨大反响,折射出社会主要矛盾的各个方面。研究张自忠将军之死,对于我们认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意义。

对上高会战细节的几点考证

本文考证了上高会战的三个细节:1.中国军事当局战前对第三战区和第九战区作战地境线进行了重新划分,而不是没有划分;2.我军合围期间,日军增援部队与被围部队的会合地点是官桥,而不是棠浦;3.我军第二挺进纵队司令长官是康景濂,而不是陈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