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鹏程《战争日记》所见作者日常阅读实践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方面更加成熟,党员干部的文化学习继承并发扬了优良传统。重视干部的文化教育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建设高素质战斗部队的重要方式,具有增强政治觉悟、提高文化素养、提升战斗本领、坚定斗争意志等功能,而日常阅读书籍报纸等是进行文化学习的重要方式。杜鹏程作为基层记者,随军采访、撰写新闻通讯的同时不断进行阅读学习以提高其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这些在其日记中有着较为翔实的记录,从中可见杜鹏程阅读的突出特点:阅读种类多、阅读频率相对较高、个人感悟多等多个方面。杜鹏程日记中记录的个人学习情况特别是日常阅读实践,实际上在解放军基层人员特别是干部群体中具有代表性,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建方面注重文化建设的典型表现。

华北人民政府时期的教育治理与实践

华北人民政府在解放战争后期,根据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着力恢复、整顿和发展教育事业,重视文化教育和各类人才的培养,推进教育向正规化方向转型,在教育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积极推动教育方针与教育任务的转变,加强教育行政管理,规范教育教学秩序,强化教育经费保障,为新中国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宪警冲突与国民党后方政局——1947年上海金都血案研究

1947年7月27日晚,国民党宪兵与警察在上海金都戏院因处理票务纠纷而爆发武装冲突,酿成了金都血案。该案是民国时期宪警间极为严重的一起武装冲突,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应和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案件后续的调查和处理中,国民党高层与地方军政当局、军民司法机关、宪兵与警察、商业者、市民均牵涉其中。该案不仅展现了相关各方展开较量的繁复情状,也暴露出了国民政府在社会重大事件处理中存在的心余力绌、法政纠结,以及事件处置不当产生的恶劣影响等系列问题。通过对此次国民党基层军政组织宪警冲突的研究,有助于加强对处于命运转折时期国民党后方政局的认识。

末路欢腾:1947年山东“行宪国大”代表选举中的政治乱局

1947年至1948年初,在山东地区大部已解放的背景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匆忙举行“行宪国大”选举。通过对选举工作的组织情况、选举过程中的政治运作及最终选举结果的考察。在国共内战的背景和国民党当局独裁意志下,山东地区“行宪国大”选举的代表性和公正性存在严重的漏洞。“国民大会”选举实则成为国民党当局的权力分配游戏,其实质与“宪政”和“民主”相去甚远。选举工作的局限性也反映了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当局在山东地区已基本失去了基层控制与动员能力。

1949年国民政府金融的最后一搏——银元券发行述评

国民政府从发行法币到金圆券而银元券,呈一下降曲线,显示出行政控制经济、操纵货币发行的弱化趋势。通过对银元券的发行背景、出台过程以及失败原因的系统分析,探究其内在实质,从而认识到纸币的发行必须遵守经济规律,超经济手段的滥用只会自食其果。银元券最终成为国民党在经济、金融领域彻底失败,无奈地逃离大陆的历史见证。

解放战争时期妇女职业状况考察

1945— 1 949年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 ,中国职业妇女状况发生了较大变化 :在国民党统治区 ,由于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加强和财政经济的崩溃 ,妇女就业机会、职业环境和生活待遇不仅没有得到较好改善 ,反而恶化 ,导致了广大职业妇女的普遍反抗 ;在共产党解放区 ,伴随解放区的扩大 ,农妇获得了土地所有权 ,成了纺织运动的主力 ,以女工为代表的女职工也得到了广泛的职业平等权 ,从而展示了中国职业妇女解放的道路。

王云五与国民党政府金圆券币制改革

王云五与国民党政权统治大陆末期的金圆券币制改革的关系密不可分。就当时各种情况来说,他是主持改革的最佳人选。1948年他出任财长后三易其稿拟定改革方案。改革为蒋介石搜括了许多金银和外币,这是他对蒋的最大贡献。尽管王云五竭力维持金圆券的发行,千方百计平衡收支,解决赤字问题,但在国民党政府军事迅速失败的情况下,金圆券改革的失败根本不可避免。

新中国成立前后内地企业家迁港及回归现象概论

新中国成立前后,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曾有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即40年代末众多企业家出于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绝望和对共产党政策的不了解,纷纷南迁香港。但不久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及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影响下,加以本身爱国心之驱动,其中不少人又回归内地。这“一去一回”充分反映了民族资本家在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下截然不同的前途和命运,也对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痛苦抉择——1946年张君劢同意民社党出席“国大”动因探微

对于自由主义者张君劢来说 ,他同意民社党出席 194 6年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大” ,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抉择。他之所以这样做 ,客观原因 ,一是民社党生态的困窘 ,二是国民党投其所好 ,百般拉拢 ;主观原因 ,一是他的充满矛盾的自由主义理念 ,二是他的“宪法之父”的“宪政情结” 。

最后的绝唱:1948年前后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

1948年1月,《大公报》发表了社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在中国思想界迅速引起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这场讨论,内容涉及广泛,讨论的双方就个人自由与大众民主关系、计划经济与思想自由关系、革命与改良的关系、自由获得方式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国家命运面临抉择之时,《大公报》树起"自由主义"旗帜,显示了难得的道德勇气和批判精神,堪称中国自由主义的"绝唱"。

抗战后惩治女汉奸的媒介话语解析——以川岛芳子为中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各地厉行肃奸运动。作为素称有名的女汉奸之一,川岛芳子受到关注。媒体不仅参与了其被拘捕、审判、行刑的过程,而且关注其性别身份的转变,将民族主义情感和历史认知融入报道,产生大量揭秘性、演绎性和批判性共存的报道。媒体报道形成了叙述女汉奸群体的特定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司法实践。

皖南新四军失败的责任问题与《中共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

把皖南新四军失败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项英并对其在新四军中的工作全盘否定是不妥当的。项英同志在领导新四军工作期间(1937年12月-1941年1月)是功大于过的。皖南新四军的失败项英应负主要责任,但同时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也负有一定责任。

资源委员会接管台湾工矿企业略论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源委员会负责从日本人手中接管台湾省的工矿企业。面对战争带来的严重破坏和接管期间的种种困难,该会举全会的物力、财力和人力,先是监理,继而接管了台湾重要的工矿企业,掌握了台湾的经济命脉,为日后台湾经济的起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从军知识青年复员就学的应对

抗战胜利后从军知识青年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纷纷要求复员。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在经过一番布置后,国民政府允许他们陆续复员。按照计划,从军知识青年复员安置主要有留营、就学、就业和回籍四种方式。由于他们大多为学生,因此学业安置成为复员安置的主要方式之一。其时,蒋氏父子想继续利用这些学生作为维持统治的力量,于是想尽办法对他们复员后进行管控。但是,内战爆发后大部分复员就学的学生并未像当局期待那样站在自己阵营,反倒是他们因为压迫而不断反抗甚至投入到人民阵营。

教育资源如何分配:1947年教育界关于胡适“教育计划”的论争

1947年,胡适"教育计划"的发表引发了中国大学的发展方向是重点扶植还是普遍救济,以及留学生的派遣是停废还是继续的论争。其实质是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显示出战后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困境。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战略预置思想应用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经历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从战略决战到战略追击的战略全过程,积累了丰富的战略预置经验,包括及时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组建正规兵团,开展战前练兵,紧急筹措和屯集武器粮弹;主动创造战场,依托根据地拓展战场回旋余地;奉行"敌进我进"方针,反击国民党军,抢占战略要点;创造性解决大兵团之间协同作战的部署问题,内外线相互策应,由战略配合向战役配合过渡等。有关这一时期我军战略预置的指导理论与经验概述,标志着我军战略预置思想体系的形成。

论促成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的原因

国共双方由兵戎相见到北平谈判,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美国对国民党的干涉和压力,苏联对中共的影响;国民党企图以谈判拖延时间,争得喘息之机,中共为着揭露国民党的和谈阴谋,早日结束战争;国共双方力争实现各自确定的“联合政府”的目标等。双方在调整了斗争策略之后坐到了谈判桌前。

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民族分裂势力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博弈--以1947年热振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印度的独立、国民政府发动内战、西藏地方政府寻求外国援助构成了1947年西藏“热振事件”的动因。热振五世一心向内,认同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帮助其恢复摄政职位,但南京国民政府处置失当,致西藏发生“热振事件”。“热振事件”使西藏地方认同国民政府的力量遭受压制、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控遭到削弱、西藏地方民族分裂主义更加活跃,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构建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提供了历史教训。

鸿宾楼事件与回汉关系的调适

1948年河北定县鸿宾楼事件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在应对事件和调适回汉民族关系的过程中,中共地方干部以党的民族政策为指导,在尊重回族文化习俗、相信回族党员群众、克服大汉族主义、注重对回族群众政策宣传教育、建立民主高效的民族工作机制等方面的成功实践,对当时尚缺乏应对此类民族突发事件经验的其他解放区具有范例意义,对建国后党和政府应对此类事件和增进民族团结也具有明显的镜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