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定边之战”的爆发及其影响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明朝与麓川在云南楚雄府定边县(今南涧县境内)发生了一场战争,史称“定边之战”。此次战役,西平侯沐英没等朝廷大军的到来,率领三万精骑驰援御敌,一战击溃麓川思氏,因而史籍中对此记载着墨不多,学界对其也未有过多关注。通过对“定边之战”相关历史的系统梳理和分析,此战对明王朝、麓川、沐氏以及缅甸、八百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战是明王朝对云南全面深入治理的开始,亦是明初麓川思氏由强转弱的转折点,也为沐英和沐氏世袭镇守云南打下了基础,同时促进了滇西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

抗战时期云南大学史学研究快速发展原因新探

抗战时期云南大学的史学发展得到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助力。在“天时”方面,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云南大学进行国际史学交流,因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学术上积极援助大后方,其中有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对昆明本地高校援助力度最大的还有中英庚款董事会。另一助力就是西迁而来的众多学者,其中以西南联大最具代表性。此外,中共方面也派人来到云南大学展开工作。在“地利”方面,云南地处边陲,这促使西迁的史学家们对民族边疆问题重视起来,所以当时昆明史学界也出现了民族边疆史研究转向。不仅是中央政府,云南政府和企业也支持成立本地边疆研究机构。另外,外地史家不仅自己投入边疆研究,也关注和支持云南本土学者的边疆研究。在“人和”方面,抗战时期云南大学史学研究阵容得到极大扩充,除了众多史家在学术上的贡献,当时云大文史系的多位主任,也为云大史学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海与帝国:明清时代》对云南的书写

《海与帝国:明清时代》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系列中国史普及读物之一,其立足海洋史,探讨中国明清时代的历史发展。该书中存在部分有关云南的书写,主要分析了由元至明的云南地缘政治特征,明初“蓝玉案”与云南的关联,移民实边和推行土司制度等云南边疆治理举措;同时,聚焦清朝时期的云南边疆治理,关注到了康熙时期的平定“三藩之乱”、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以及陈宏谋治滇的相关举措。上田信以宏大的视野书写云南历史特征和相关历史事件,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但是其中的一些看法比较片面,值得反思。

民族志视域中的茶马古道与地方文化构建——以丽江阿喜村为例

茶马古道文化是由这一文化线路上的地方文化所构成的文化统一体。只有对地方文化进行深入的民族志调查,才能对茶马古道有个整体切实的把握与理解。作为云南丽江的一个纳西古村落,阿喜村因保存完整的茶马古道文化遗产而日益受到关注,但也面临着保护与开发、传统与现代、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等诸多方面的结构性挑战与机遇。在新时代语境下,传统与现代性形成悖论的同时,又得到了新形式的统一。这既是理解当下茶马古道文化的关键切入点,也是我们设身处地理解民间社会的逻辑点所在。

开拓乡土文献学研究的新领域——构建“茶马古道学”刍议

自1992年我国学者提出“茶马古道”这一概念以来,对其研究呈现多学科参与、多种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的特点,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茶马古道应古代中原地区与西部牧区经济交流的需求而产生,后来逐渐成为西南地区与内地及至国外等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见证。然而,在乡土文献学持续发展及对茶马古道研究不断扩展的背景下,缺乏学科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茶马古道研究深度和广度的瓶颈。为此,提出构建“茶马古道学”学科的构想,重点探讨“茶马古道学”的任务及内容。

卫所移民与西南边疆社会变迁——以云南蒙化卫范氏家族为例

在明初设卫屯田时,大量的汉族人口移民进入西南边疆地区。通过对《蒙化范氏族谱》的分析,探讨移民族群在移居迁入地后,是如何发展为迁入地的大家族和影响迁入地的社会结构,从而进一步研究明朝时期汉族移民对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云南抗战档案编研国内研究综述

中国抗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近代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采用文献计量法,运用跨库检索的方式,对国内云南抗战档案编研的学术期刊、学位论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进行了收集整理,并分别从年度、作者、期刊、主题、作者单位、合作情况、国家社科基金、存在问题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

云南祥云程官厂程氏洱海卫指挥使考——以新发现程氏两份家谱资料为中心

据《万历云南通志》记载,明代洱海卫指挥使共有4人,《光绪云南县志》记载将指挥使、指挥同知混淆,记载混乱。以两部家谱文献为中心,参照《明实录》等相关间接史料就有关人物与家谱文本进行考订。初步考订程氏为洱海卫四位指挥使中的一位。同时就卫所体系的有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中国远征军反攻松山艰难原因探微

在松山战役中,中国远征军取得了全歼日本拉孟守备队的胜利,但这一战役的胜利是以无数中国士兵的生命为代价取得的,中国远征军在此战役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松山独特的地理位置、日军极高的战斗能力和对战术的有效使用、中国远征军轻敌、情报工作懈怠及领导指挥不当等多重因素给中国远征军反攻松山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使得中国远征军在松山战役中伤亡惨重。

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设置及“乌蛮”的发展

蒙古帝国和之后的元王朝为了加强对云南的有效治理,把云南的政治中心从洱海地区东移到滇池地区。为了达到此目的,蒙古帝国首先以云南的主体民族"乌蛮"的"部"为基础,设置了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元代又在万户府、千户所的基础上设置路府州县,这些举措使云南行省得到了稳步发展,奠定了明清以后云南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也促使"乌蛮"由单纯的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朝着现代民族方向发展。

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历史与价值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由于唐宋以后在这条古道上贸易的代表性商品是茶和马,故称之为茶马古道。这条古道上的茶马贸易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衰于清。它把西南地区的许多民族紧紧地系在了一起,加强了彼此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彼此的团结和友谊,巩固了祖国西南边疆,文章试图从多角度去把握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发展历程,挖掘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所具有的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明清云南改土归流的文化条件

明清云南改土归流的文化条件沈海梅一明承元制，在平定云南后，分封了一些土官、土司。同时，明王朝对土司的承袭、衔品、考覆、贡赋、征调作了规定，从而形成一套完备的土司制度。据《土官底簿》所载及一些学者的统计，〔１〕明初在云南任用了一大批土官，共１５０家之多...

论南诏的建制与改制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异牟寻即位后，对制度进行了改革，南诏制度遂有前后期之别。虽然南诏前后期诸制度的内涵各异、特点不同，但其制度对南诏地方政权的长期稳定、经济发展、民族融合及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云南方志的价值及其开发利用

本文简要介绍了云南最重要的几种方志,对云南方志的五个特征:地方性、广泛性、资料性、真实性与民族性进行了论述,分析了云南志的价值,并讨论了开发利用情况。

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善后措施

改土归流是一个包括革除土司和善后工作两方面的全过程。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善后措施包括调整疆界、选拔流官、设置营汛、查田编赋等 ,既有其成功的经验 。

滇西抗战遗址遗迹多维价值评估体系的构建

正确认识历史遗址遗迹的整体价值,才能对其实行有效的保护和合理的利用。保山作为滇西抗战的主战场,在其所辖的四县一区留有许多抗战遗址遗迹和大量战争实物,可从本体价值和衍生价值两个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估体系的构建。

高黎贡山中部民族聚落分布及演变特征

以高黎贡山中部地区遥感影像数据为基础,利用GIS空间分析工具对该地区聚落空间分布、演变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当地聚落分布总体受地形起伏度、河流水系的控制,随地形位置差异,该区域聚落表现出3种基本格局模式;在研究区的北部,高黎贡山西坡龙江左岸的大面积台地以聚集型聚落为主;东坡怒江沿岸的河漫滩之上的阶地多为松散团聚型聚落,在支流洪积扇则表现出具有一定核心的扇形分布格局;高海拔山地则以离散型小聚落为主,聚落演变反映了地形地貌主控作用下人口、社会经济发展对聚落扩展模式的影响。

滇西民族商业资本的转化与近代云南社会

在近代云南，滇西民族商业资本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成为云南民族商业资本中的代表。本文从滇西民族商业资本的转化着手，研究了滇西民族商业资本和近代云南社会的相互关系，认为近代滇西民族商业资本虽然有向产业资本转化的一面，对近代云南社会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但当时云南社会的内在限制和外部条件却使近代滇西民族商业资本更多地滞留在流通领域，走上了商人支配生产、商业资本主义和封建土地制度相结合的道路。

滇越铁路与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结构变迁的关系

滇越殖民铁路的修建和运行在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深远,除了其殖民地化程度加深外,就是对其自给自足之经济结构的触动——锡矿业经济结构变迁及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为重工业基地、农业经济结构变迁、农民阶级解体。这是在西方殖民的冲击下发生的经济结构变迁,对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有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明代宦官与云南

有明一代，宦官之祸为中国封建社会所罕见，其干预朝政范围越出宫廷和中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各个领域。云南地处西南一隅，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也与宦官有着密切联系。镇守太监与矿监税使，为明代宦官插足云南的具体形式。本文拟对此进行考察，探讨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