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新解密伯力档案的情况概述、价值阐释与现实意义

2021年以来,俄罗斯联邦档案局组织外交部、联邦安全局、内政部等机构,解密上线了370组档案文献,形成了“1949年哈巴罗夫斯克审判档案”项目。该项目解密的档案资料首度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勾勒伯力审判的轮廓,改变以往仅以伯力审判书控诉日本细菌战罪行的局面。以历史细节极大地丰富了有关伯力审判的整体认知,是日本细菌战历史上的核心史料,是全方位认知伯力审判、七三一部队关键问题的重要证据。中俄两国档案互补互证,共同构成了日本细菌战创伤的“记忆之场”,以确凿证据全景式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历史全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现实意义。以俄罗斯解密伯力审判档案为契机展开中俄务实合作,以历史真相揭露日本细菌战反人类暴行,以和平话语凝聚国际历史共识,为“中外文明互鉴、国际和平共建”贡献中俄实践样本。

从普遍到特殊的近代日本皇权叙事

近代日本皇权叙事建构了近代日本人对天皇权能及其运作方式的认知,是日本政府决策的心理基础。考察近代日本皇权叙事说服机制的运作,可知其形成之始即存在顺应西方“文明标准”与模仿中华圣王政治的双重文化性说服模式。两种模式分别使用西方与中国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伦理来论证近代天皇制政权的正当性,从而构成一个整体性叙事。但在一战后新历史语境下,两种模式均不能说服民众继续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于是近代日本皇权叙事转为“八纮一宇”模式,即以“日本固有”特殊性伦理将侵略战争粉饰为“圣战”。而日本政府从“对美英协调主义”到“亚洲门罗主义”的政策转换亦基于上述从普遍转向特殊的皇权认知。

日本对威海卫驻军权的利用与侵华策略调整

日本在《马关条约》谈判中提出以驻军威海卫作为履约担保,开创了日本在华驻军的恶例。甲午战争掀起的列强瓜分中国狂潮却也反作用于日本,使其难以独霸中国,威海卫驻军更成列强关注之焦点。日本不得不调整对华策略以因应国际局势变化,遂利用列强间的斗争,以同情之名表面上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实际却将相关权利暗中让渡给英国,引发了“英国强租威海卫事件”。日本侵华策略从明火执仗地掠夺土地,转向索取租借地与经济特权,谋求建立专属自身的在华势力范围,这一转变正是以对威海卫驻军权的认知变化为标志的。虽然日本对华政策在甲午战后有所调整,但以侵华为目标之主线却从未改变。

大国博弈:二战时期美国调查审判生物战的历史启示

二战结束初期,以美苏中为代表的反法西斯力量,与德日为代表的法西斯集团,围绕生物战犯的调查与审判,争夺重建世界秩序的话语权与领导权。在调查进程中尽展大国之间的博弈,美国政府在对德国和日本两国的生物战调查过程中,虽然都发现反人类、非人道的人体实验证据,甚至是战争暴行,然而,两个战败国家的结局却大相径庭。对德日两国的调查与审判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德国纳粹医生,宣传其恶劣行径的调查审判;二是隐瞒有关日本生物战人体实验的信息,让日本战犯免于起诉。二战前后美国参与调查审判德日两国生物战犯,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因此对战后国家政府间关系产生影响。

近代日本对鸦片问题的认识及对中国台湾鸦片殖民特权的构建

继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列强向中国倾销鸦片,并以坚船利炮促使国门洞开进而催生鸦片问题后,作为后发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对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及鸦片本身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一方面为免遭鸦片毒害,通过颁布禁止鸦片进口的法令规避鸦片威胁,另一方面又难掩对鸦片利润的贪婪及对扩大资本市场的追逐。日本对鸦片问题这种由“危机”到“获利”的认识转变,促使其于甲午战争后在中国台湾建立鸦片殖民特权,不仅通过聚敛大量财富巩固其殖民统治,而且成为其进一步扩大对中国鸦片侵略的恶例。

清新妙绝:日本江户诗坛的宋诗接受——以七绝选本为中心的考察

江户后期诗坛,为了对抗蘐园古文辞派的因明学唐的伪唐诗,宋诗派领袖人物山本北山提出宋诗清新主张,并选定宋三大家诗歌作为清新诗风的代表。北山子山本绿阴、弟子大窪诗佛编选《宋三大家绝句》(1803),北山作序推广,风行日本,是为诗坛宋诗接受的标志性事件。由是带动了宋诗派另一领袖人物市河宽斋编选续编《三家妙绝》(1807),宽斋成名弟子大窪诗佛、菊池五山、柏木如亭作序跋推广。大窪诗佛、菊池五山更绍继其师,编选续续编《广三大家绝句》(1811),宽斋作序推广。连续编刊的三大家七绝,承载着清新性灵的宋诗学旨趣,矫正模拟剽窃的伪唐诗,推动了江户诗坛的宋诗兴盛。柏木如亭亦绍继乃师,编选《宋诗清绝》(1813)、《续宋诗清绝》(1846),将“清绝”作为了选本之名,选诗旨趣承袭北山、宽斋之清新,将选诗目光扩展到了三家之外的宋代七绝,但多选江湖诗人,选诗诗家增多,格局反趋卑狭。

战后审判研究话语权断想

战后审判是反抗日本侵略的主要同盟国在战后对日本主要战犯和一般战犯进行的审判。其中东京审判由于事关对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定性,几乎与审判同步,各种主张,包括激烈对立的主张当时在日本即已出现。回过头来看,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是开庭后不久的管辖权之争,管辖权之争虽被法庭驳回,但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审判的焦点,也使以后对战后审判的讨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出现了偏离。由于战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战时的敌我是非立场很快为新的两大阵营的对立立场所取代,当年同仇敌忾的西方同盟国对审判的维护热情也迅速冷却。中国对战后审判的基本主张一以贯之,但与外界在两条平行线上没有交集。通过重新认识战后审判的必要性、正当性,可以看到我们坚持的主张并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主张,而正是当年同盟国战后审判的初心。

日本近代“文学”概念的生成基于东京大学文学学科成立史的考察

东京大学作为日本第一所近代大学,是孕育日本近代学科的摇篮。对东京大学文学部创立及变迁的考察,可以揭示日本近代“文学”概念在文学建制过程中的意义演变与生成。“文学”一词从古典趋同于中国古义的“文章”与“学问”之义,衍生出代表一切学问或与自然科学之“理学”相对应的意涵,在用西方学科框架重塑古典、创造新知的过程中,转变为学科编制上涵纳人文社会科学诸学领域,内涵上发生包括体例分类、价值评判等一系列以“literature”为基本尺度的演化,这既是古典学自我革新的机缘,亦规制了“文学”之后百余年的走向。日本近代“文学”概念及其分科经验,对晚清中国文学建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将视线拉回原点,检审其历史经验的得失,势必对当下新文科的建构有所启示。

德川幕府锁国时期荷日贸易的盛衰及其原因

17世纪中期,日本德川幕府宣布锁国,驱逐先前抵日经商的葡萄牙人。尽管如此,德川将军却允许荷兰人留在出岛开展对日贸易。幕府锁国后,荷日贸易在较长时间内经历了一个盛衰过程。17世纪后期,荷兰人其实已经熟知日本市场的贸易规律,即便幕府锁国,荷日贸易尚能维持高潮。进入18世纪,荷日双方均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贸易开始走下坡路。荷兰人为了保住最东方的商业据点,积极展开对日外交活动。19世纪初,荷日均面临世界格局的变动,双方的贸易也遭遇危机而走向尾声。

晚清学者对“日本文学”的发现——以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为中心

晚清士人对“文学”启蒙的重视,一般被认为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且多以康有为、梁启超等赴日名人为先驱。然而,作为晚清首批赴日游历使的傅云龙对“日本文学”的发现,却很少被提及。傅云龙在《游历日本图经》中专设“日本文学”一门,上卷以江户儒学为中心,兼论诗学、书学、医学、兵学,下卷专论明治时期日本的学校教育。傅云龙的文学观虽然未脱士大夫风的广义“文学论”,但他通过对明治二十年日本的踏查,既感知到了西学与汉学地位之升降,亦捕捉到了西洋教育对文学“启蒙”“开化”之重视。傅云龙对“日本文学”的发现,在晚清的日本研究著作中具有重要的先驱意义。

近代日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历史嬗变

近代日本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是专门从事中国留学生预备教育的学校。在其存在的30年时间里,可以分成松本龟次郎时期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日华学会经营下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以及东亚学校三个历史时期。本文通过对该校各时期的办学宗旨、人事构成、经费来源、教务教学等情况进行梳理,分析并揭示其学校性质及嬗变原因。

试析日本大正、昭和之际咖啡馆的变异

日本近代的咖啡馆是文明开化的产物。然而,西方的咖啡馆文化在日本发生变异,演变为大正、昭和之际的风俗咖啡馆。风俗咖啡馆的经营核心为女招待提供的情色服务,辅之以暧昧的半公共空间,代表了享乐、猎奇、颓废的城市文化,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风俗咖啡馆在昭和初期达到顶峰,因其对社会风化的不良影响,遭到日本当局的强力镇压,最终消失于历史舞台。“咖啡亡国”是当时社会对城市文化的挞伐,以改造国家为旗号的昭和维新加强了文化统制,压缩乃至消灭了中产阶级的公共空间,中断了日本向大众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

日本在中国旅大地区的渔业殖民政策及海域扩张

20世纪初的40多年间,日本对旅大地区实施了侵占及殖民统治,同步将旅大地区的海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渔业领域植入日本本土的法律制度,强推各项殖民政策,具体措施包括成立渔业组织、组建科研试验机构、颁布实施渔业法令法规等。这种做法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渔业制度的近代化,客观上促进了旅大地区渔业生产的规范化和秩序化,但是法律政策的移植不过是为日本的殖民行为披上制度的伪装,本质上是殖民主义政策体系中的一部分,目的是掠夺更多的渔业资源,为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提供后援支撑。日本不仅在旅大地区,也几乎同时期在中国台湾半岛、朝鲜半岛并行推进渔业殖民政策,满足其在东亚实施经济掠夺和殖民统治的需要。

步平先生与日本化学战研究

步平先生是中国学界最早开展日军化学战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坚持实证研究,调查过中日各地化学战相关遗址,收集大量确凿的文献史料和人证物证。他有关化学战的研究成果丰硕,填补了中国学界的空白。他的研究成果是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著。步平先生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还是一位胸怀现实、热爱和平的社会活动家。他通过对化学战的研究,推动日本政府承担战争责任,处理战后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他热心奔走,为向日本提出诉讼赔偿的受害者提供帮助。他与日本进步人士开展共同研究,敦促日本正视侵略史实,寻求在中日之间建立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他还呼吁为了人类和平,全世界应共同反对、抵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

20世纪初日本的东北亚商贸调查研究——以《清韩俄贸易视察报告书》为中心

20世纪初,为争夺“满鲜”殖民权,日俄矛盾已然不可调和。为给日俄战争及战后的经济扩张做情报储备,日本军政官民对东北亚地区进行了各种调查活动。1903年5月到8月,日本函馆商业会议所接受农商务省的委托,前往中国及朝鲜半岛做商贸调查,并据此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清韩俄贸易视察报告书》。报告书表达了日商对殖民“满洲”的希冀,其提出的增开新航线、扶持海外日商、经营大连取代营口等建议,对日本制定日俄战后东北亚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江户时代(1603—1868)《芥子园画传》和刻本初探

《芥子园画传》(亦称《芥子园画谱》)为中国明清时期著名的绘画技法图谱。江户时代(1603-1868),“唐本”《芥子园画传》传入日本后,被数次重刻、翻印、并施加训点假名,最终形成版本各异的“和刻本”《芥子园画传》。文章重点对1748年“河南楼宽延版”《芥子园画传》、1800年《芥子园画传考》、1819年《译本芥子园画传》三种和刻本的内容、特点、影响等加以探讨,旨在梳理《芥子园画传》在江户时代的传播与接受轨迹,明确其在中华文化域外传播中的作用。

日本蚕丝业近代化历史演进中的政府角色分析

17—18世纪,日本曾大量进口生丝,造成白银资本大量外流。故此,德川幕府曾对蚕丝业出台保护鼓励政策。这可以说是后来蚕丝业近代化进程中政府保护扶植角色的预演。幕末,世界生丝市场出现的商机使日本蚕丝产品出口一度激增,但同时也出现粗制滥造、质量低下、国际信誉大幅降低等问题。为解决相关问题,并推动日本蚕丝业实现近代化,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开办官营示范工厂,进行蚕种改良等试验,引进并推广新技术,倡导结社,扮演了示范、诱导蚕丝业走向近代化的“助产士”的角色。1880年,官营示范工厂民营化处理后,明治政府又在蚕丝业产业革命进程中扮演了监督、扶植的“保姆”角色,促成日本蚕丝业在世界市场确立了比较优势的地位。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职员表释读

笔者发现关东军司令部于1940年9月30日编制的《编成(编制改正)详报》,载有《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将校高等文官职员表》和《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判任文官同待遇者职员表》(两表编成于1940年8月22日),分别收录97名、125名职员信息。基于对两份职员表的总体梳理,厘清相关史实,提出论点,结合有关史料展开详细论证,并分析了既往研究中鲜见具体讨论的两名非医学技师。

琉球工艺之花——红型的工艺创新与艺术特色

琉球王室仿效中国建立衣冠制度,命令宫廷画师与工匠共同绘染王室服装。在双方的努力下,型版印花工艺与手绘被创新性地结合起来,并突破了困扰自身发展的工艺局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红型工艺。由于红型是由宫廷画师参与创作的,其作品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与艺术特色。20世纪初,红型因其独特的魅力受到了众多日本本土艺术家的青睐,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从而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

医学犯罪的肇始——石井四郎博士论文史料拾遗

1924年至1926年,石井四郎在京都帝国大学读博期间,通过阅览当时西方国家关于细菌武器的开发报告书,萌生细菌战思想,同时利用入学当年香川县地区流行性乙型脑炎,从细菌学角度开展系列研究。从现今医学专业看尽管结论是错误的,却成为石井四郎创建细菌战的跳板,为其鼓吹细菌战充分准备。此后石井四郎又利用京都大学的背景关系及陆军军医学校的阵营枢纽为细菌战研究和开展广泛织网,从而形成包括七三一部队的大规模研究机构,在中国战场疯狂地施行细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