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中国旅大地区的渔业殖民政策及海域扩张

20世纪初的40多年间,日本对旅大地区实施了侵占及殖民统治,同步将旅大地区的海域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渔业领域植入日本本土的法律制度,强推各项殖民政策,具体措施包括成立渔业组织、组建科研试验机构、颁布实施渔业法令法规等。这种做法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渔业制度的近代化,客观上促进了旅大地区渔业生产的规范化和秩序化,但是法律政策的移植不过是为日本的殖民行为披上制度的伪装,本质上是殖民主义政策体系中的一部分,目的是掠夺更多的渔业资源,为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提供后援支撑。日本不仅在旅大地区,也几乎同时期在中国台湾半岛、朝鲜半岛并行推进渔业殖民政策,满足其在东亚实施经济掠夺和殖民统治的需要。

日本蚕丝业近代化历史演进中的政府角色分析

17—18世纪,日本曾大量进口生丝,造成白银资本大量外流。故此,德川幕府曾对蚕丝业出台保护鼓励政策。这可以说是后来蚕丝业近代化进程中政府保护扶植角色的预演。幕末,世界生丝市场出现的商机使日本蚕丝产品出口一度激增,但同时也出现粗制滥造、质量低下、国际信誉大幅降低等问题。为解决相关问题,并推动日本蚕丝业实现近代化,明治初期,日本政府开办官营示范工厂,进行蚕种改良等试验,引进并推广新技术,倡导结社,扮演了示范、诱导蚕丝业走向近代化的“助产士”的角色。1880年,官营示范工厂民营化处理后,明治政府又在蚕丝业产业革命进程中扮演了监督、扶植的“保姆”角色,促成日本蚕丝业在世界市场确立了比较优势的地位。

日本近代“文学”概念的生成基于东京大学文学学科成立史的考察

东京大学作为日本第一所近代大学,是孕育日本近代学科的摇篮。对东京大学文学部创立及变迁的考察,可以揭示日本近代“文学”概念在文学建制过程中的意义演变与生成。“文学”一词从古典趋同于中国古义的“文章”与“学问”之义,衍生出代表一切学问或与自然科学之“理学”相对应的意涵,在用西方学科框架重塑古典、创造新知的过程中,转变为学科编制上涵纳人文社会科学诸学领域,内涵上发生包括体例分类、价值评判等一系列以“literature”为基本尺度的演化,这既是古典学自我革新的机缘,亦规制了“文学”之后百余年的走向。日本近代“文学”概念及其分科经验,对晚清中国文学建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将视线拉回原点,检审其历史经验的得失,势必对当下新文科的建构有所启示。

近代日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历史嬗变

近代日本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是专门从事中国留学生预备教育的学校。在其存在的30年时间里,可以分成松本龟次郎时期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日华学会经营下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以及东亚学校三个历史时期。本文通过对该校各时期的办学宗旨、人事构成、经费来源、教务教学等情况进行梳理,分析并揭示其学校性质及嬗变原因。

试析日本大正、昭和之际咖啡馆的变异

日本近代的咖啡馆是文明开化的产物。然而,西方的咖啡馆文化在日本发生变异,演变为大正、昭和之际的风俗咖啡馆。风俗咖啡馆的经营核心为女招待提供的情色服务,辅之以暧昧的半公共空间,代表了享乐、猎奇、颓废的城市文化,受到中产阶级的欢迎。风俗咖啡馆在昭和初期达到顶峰,因其对社会风化的不良影响,遭到日本当局的强力镇压,最终消失于历史舞台。“咖啡亡国”是当时社会对城市文化的挞伐,以改造国家为旗号的昭和维新加强了文化统制,压缩乃至消灭了中产阶级的公共空间,中断了日本向大众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

步平先生与日本化学战研究

步平先生是中国学界最早开展日军化学战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坚持实证研究,调查过中日各地化学战相关遗址,收集大量确凿的文献史料和人证物证。他有关化学战的研究成果丰硕,填补了中国学界的空白。他的研究成果是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论著。步平先生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还是一位胸怀现实、热爱和平的社会活动家。他通过对化学战的研究,推动日本政府承担战争责任,处理战后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他热心奔走,为向日本提出诉讼赔偿的受害者提供帮助。他与日本进步人士开展共同研究,敦促日本正视侵略史实,寻求在中日之间建立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他还呼吁为了人类和平,全世界应共同反对、抵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

殖民·影像·言说:基于“满铁”映画的考察

“满铁”映画自1923年成立始,至1941年并入“满映”,其在东北地区的电影活动长达18年之久,拍摄了大量影片,这种通过影像塑造殖民地的方式都被之后的“满映”所沿用。“满铁”映画所拍摄的影片是日本侵华史的有力证言,透过影片可以窥见作为权力文本的“满铁”映画借助影像符号塑造了“新国家”、建构了充满“现代”意味的都市与工业景观,也书写着“听话的身体”,妄图将日本殖民者侵略行为合理化、合法化,将日本殖民下的伪满洲国塑造成一个“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南进侵略政策的发展与演变——从消极南进到伺机南进与积极南进

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与其此前“北进、南进”的侵略方向选择有着密切关系。原本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日本陆军及其影响下的近卫文麿内阁除侵华之外,主要重视的是以防苏反苏为目标的“北进”侵略方针。对此,热衷“南进”的日本海军、逐渐亲近海军的外务省是心存异议的。这一分歧到了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以后开始发生变化,即日本陆军在局势影响下逐渐向“伺机南进”发生转变。继而又在德军取得西线胜利后为把握“良机”而转向了“积极南进”的态度。由此,原本意图北进的“新秩序”政策在1940年7—8月间进一步膨胀扩大成了企图南进的“共荣圈”政策,预示着日本帝国主义即将走向太平洋战争的不归之路。

基于朝鲜战争对日本战后复兴的多维度考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给尚沉浸在战败情绪中的日本带来了转机。美国的急切参战使其不得不依靠日本的战争资源,并重新评估日本的战略价值;“旧金山和约”以及《日美安保条约》的签订为日本推行“吉田路线”解除了后顾之忧;日本共产党在战争期间的急速左转及其失败更是极大削弱了日本国内的左派力量,为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铺平了道路。在这场二战后东亚面临的首次战争危机中,日本占尽天时地利,迅速完成向正常国家的身份转换,并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可以说,日本才是整个朝鲜战争的最大赢家。追溯日本在战后何以迅速实现复兴,有必要对其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和面临的机遇做多维度考察。

工藤忠与日本军部的西进战略

工藤忠在中国长期从事谍报收集活动,伪满洲国时期成为溥仪的侍从武官,是溥仪最信任的日本人,并被赐名为“忠”。自1914年开始,工藤忠三次潜入甘肃,联合满清复辟势力拉拢回教军阀,在中国西北进行分裂活动。他是日本最早认识到甘肃对军部西进战略至关重要的人,他对甘肃的认知丰富和细化了日本军部西进战略的内容。分析工藤忠与日本军部西进战略之间的关系,有利于阐明日本军部西进战略的形成与发展,进一步揭示日本侵华的罪证。

蒋廷黻与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

蒋廷黻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是其在中国近代外交史领域的重要贡献之一.具体而言,蒋廷黻基于对外交史料的重视,推动了近代中日关系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把握与引领学术前沿,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著作进行学术评介;探索以朝鲜问题和东北问题为核心议题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学术化书写,强调“近代化”对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并从东亚变局出发阐释甲午战争划时代的影响.蒋廷黻从近代中日关系史和两国历史对比出发,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必败命运,并提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战略.

近代日本的茶叶改制、技术传习与知识扩散

在明治维新之初,日本茶业界技术基础薄弱,日本政府积极承担起技术引进的角色,设立专门的机构和部门,设置传习所、聘请中国茶叶专业技术人员,通过一套传习制度来推广学习到的红茶等制茶技术,改制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红茶、砖茶等,努力提高茶叶的出产品质,以达到与中国、印度等国家竞争的目的。此外,日本还积极“走出去”,派遣专业人员到中国、印度等调查,汲取外部技术并带回国内,为技术传习和知识扩散提供了丰富资源。日本所开创的这套劝业、传习和改制的技术传导机制,给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以深刻影响;日本吸收技术、广泛扩散、共享共谋并结合本土实际有所创造的技术变迁路径,至今不无启发意义。

明治日本海运兴国的源流与实务

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是日本全方位向西方学习,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幕末以来,以本多利明为代表的思想家主张发展海洋事业,实现“海外雄飞”。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确立了“海运立国”的方针,在实践中走出一条优先发展海运业、进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海运兴国”之路。为大力发展海运业,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海运会社的成立、主导大型会社的重组、投入大量资金对海运会社和特定航路进行补助、制定各项鼓励海运发展的法律法规等。海运业保障了日本近代纺织业的腾飞,也大大促进了造船业、制铁业的快速进步,还带动了保险、金融、海员教育等其他产业的发展。海运成为明治日本“兴业”的保证、“富国”的手段、“强兵”的要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海运兴国”之路也伴随着日本的对外扩张,具有侵略性。

“一个军事民族”:杰克·伦敦日俄战争书写与帝国焦虑

杰克·伦敦以日俄战争为背景的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中,有关日本新闻审查、武士道规训和“黄祸”问题频频出镜。结合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美国主流意识以及同时期太平洋地区的国际格局不难发现,杰克·伦敦的战争书写与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桴鼓相应。这也为探绎伦敦启示录般的预言——日本是“一个军事民族”提供了重要线索。事实上,伦敦频频告诫国人警惕日本“军事黄祸”,一方面,折射出俄国在战争中的失利引发西方白人普遍的焦虑心理;另一方面,则体认出杰克·伦敦对战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和太平洋地区国际格局演变的准确预判。

近代日本在东亚的殖民主义渔业政策

日本殖民统治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期间,移植国内渔业法制,在上述两地设置水产试验科研机构、成立渔业或水产组合,通过完善制度和政策建设,在短时期内使两地的渔业法制实现了近代化,推动了海洋渔业走向规范化和秩序化。但这种近代化是基于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之上的,目的是满足殖民统治和资源掠夺的需要。渔业法律政策为殖民统治披上制度的外衣,先天带有殖民属性。日本殖民者借助法律政策在东亚渔业领域主导规则建立,构建特权甚至是霸权秩序,也为日本构建“海上帝国”以及在东亚地区的殖民起到后援支撑作用。

全面侵华时期日伪政权对华北猪鬃的统制与掠夺

猪鬃是近代重要的工业及战略物资,无论在作为生活用品的毛刷还是在坦克机枪喷漆清洗原料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用途。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市场上猪鬃出口第一大国,华北地区作为猪鬃产地,又处于北方出口转运中心,其猪鬃生产极为重要。全面侵华期间,日本为弥补本国工业生产所急需的猪鬃材料,在华北地区制定了专门的猪鬃发展计划,成立相关统制机构,进行大肆掠夺。从出口数据来看,该时期华北、东北两地的猪鬃生产量值占了日本消耗猪鬃量值的八成以上,日本对中国的殖民罪恶可见一斑。

琉球工艺之花——红型的工艺创新与艺术特色

琉球王室仿效中国建立衣冠制度,命令宫廷画师与工匠共同绘染王室服装。在双方的努力下,型版印花工艺与手绘被创新性地结合起来,并突破了困扰自身发展的工艺局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红型工艺。由于红型是由宫廷画师参与创作的,其作品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与艺术特色。20世纪初,红型因其独特的魅力受到了众多日本本土艺术家的青睐,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从而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侵华日军的“上克下”与“下克上”——以其军纪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彻底性与封建性,导致日本的军事制度与军事组织存在着重大缺陷。为使士兵成为对外扩张的工具,日军内部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并采取了严苛的管束措施,从而造成了一种“上克下”的氛围。而“下克上”现象作为对“上克下”现象的反动,在全面侵华期间骤然增多、日趋恶化。由于大规模的征召动员,严厉的处罚和私刑,部队的频繁改编、调动,军官的能力缺陷或年龄问题以及高度分散配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上下相克”的情况在战争期间进一步加剧,并使其在毫无改善的状态下最终迎来了战败投降的命运。

日本对俄观的形成及其东北亚史意义——以岩仓使团为中心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岩仓使团远赴国外考察之旅是日本世界观转变的分水岭,其中尤以对俄国的认知颠覆最具典型性。江户时代,日本人认为俄国是威胁日本独立的强国,又视俄国为体制改革的楷模。访俄考察后,岩仓使团俄国观变化巨大,对俄国实力重新排序并列为欧美强国末位。在重构东北亚国际关系的纷争中,日本认识到俄国的威胁性不如想象中急迫,内则将“俄国威胁论”用于政治斗争,外则借助其威力奠定19世纪下半叶日本对朝鲜政策的基调。日本对“俄国威胁论”的运用对东北亚国际关系史有着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