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法国的书籍生产与思想转变再思考

18世纪是书籍出版趋向繁荣的时代,包括小册子在内的大量印刷读物进入法国人的日常文化生活,法国社会整体的思想气候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此在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学术史中,长期以来一直普遍认为,启蒙书籍是促成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转换历史观察的视角,从社会政治面相角度透视18世纪中期的法国,此时启蒙大潮方兴,而法国社会整体的思想气候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转变。可能的实情是,启蒙时代理性精神和批判思维的成长,并非启蒙书籍流播教化的产物,而是中世纪晚期以来西欧文明史一种持续性发展趋势的结果。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乃至启蒙运动,只是这一进程中一个个突出而显见的节点而已。18世纪来临的书籍时代与启蒙大潮,只能说是在广度上扩展、在高度上提升了该趋势。由于革命主角们从此前时代的著作及其倡导的思想原则中寻找话语来源,让人感觉是启蒙制造了革命,但实际上,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近代法兰西国家建构中留下的政治性和制度性的积弊。

常备军兴起对近代早期法国历史的影响

法国从15世纪中期开始走上发展常备军之路,历经两个多世纪,最终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建成了一支规模庞大且门类齐全的常备军,并成为当时欧洲各国学习的样板。大规模常备军的出现给法国带来军事上的优势,但也促使欧洲列强联合起来对抗法国。供养常备军的压力迫使法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扩大财政收入,进而导致财政—军事国家的形成。有一支强大的常备军作为后盾,法国君主成功压制了一切企图限制王权的努力,确立了法国版的绝对君主制。

19世纪法国定居者殖民活动中关于美国“西部”的跨国想象

19世纪美国的西进运动是英语世界“定居者革命”的重要一环,其影响是跨国性的,对当时法国的殖民活动也有所影响。这两个国家都是雄心勃勃的殖民帝国,它们的领导人都致力于将扩张作为国家政治、经济复兴的一种手段。不仅如此,法兰西殖民帝国还“借用”了美国西进运动中的形象画面,将其纳入北非的定居者殖民活动中。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作家们将北美印第安人的衰亡视为白人在北非殖民的后果的前车之鉴,以此来论证应该更仁慈地对待北非原住民。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就试图通过划出阿拉伯部落土地来防止出现与美国屠戮印第安人相似的情况。然而,到了第三共和国早期,法国的自由主义改革者呼吁通过土地私有化来同化北非原住民,他们称赞美国的《宅地法》可以促进私人土地所有权的平等分配,从而在法属北非建立一个法国的“西部”。

从民族国家到现代移民国家——论法国的移民历史进程

19世纪以来,法国经历了四次大的移民输入的浪潮:第一次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主要来自与法国接壤国家的中欧、南欧和英国的移民潮;第二次是20世纪上半叶,以中东欧国家为主要来源地、以斯拉夫人为主体的移民潮;第三次是从1945年到1973年,先是以中南欧移民为主体,后被来自马格里布等非洲和亚洲国家的移民所取代的移民潮;第四次是1974年至今,以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和非法移民为特征的移民潮。经过这四次移民潮,法国从一个单纯的民族国家演变成为非典型意义的现代移民国家。

法国政治中的权威主义与反权威主义

法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体沿革体现了权威主义与反权威主义政治间的冲突,此种冲突在不同时期表现为国家行政权与立法权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中央集权的崇拜、对权威的渴求和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在法国的政体沿革中,权威主义政治在较多时候居于主导地位。

从政体转型的角度看辛亥革命的性质

辛亥百年,辛亥革命研究也已百年,但是,对这次革命的若干基本问题尚需深入研究。例如,多年来人们一直将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其领导力量定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但是,对此结论却缺乏认真的、充分的论证,似乎这是一个无须论证、不言自明的真理。其实不然。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革命的出现及其结果源于几十年以至百年来中国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斗争,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还大有探索和研究的空间。我认为,辛亥革命的性质是民主共和革命,革命的领导力量是"共和知识分子";彭剑认为,辛亥革命的性质是君主制与共和制的较量;赵炎才则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观点。我想,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关注和深入讨论,完全有希望获得一些以前对辛亥革命未曾注意到的新的认识。

一个“非理性”制度的“存在理由”——论法国旧制度时期实行谷物管制的原因

谷物管制是法国旧制度时期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然而,它长期以来遭到学者们的误解和批判。其实它顺应了绝对君主制国家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迎合了重商主义的战略目标,与民众的"道德经济观"相应和,也和生计型经济相互依存。因此,谷物管制虽然在重农学派和一些历史学家看来是一种"非理性"和"低效"的制度,却在法国旧制度时期有其存在的理由,发挥着特有的功能和作用。

强制委托代表制与独立自主代表制--试析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代表制理念之争

在政治领域内,代表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近代代议制运行的枢纽。强制委托代表制和独立自主代表制作为两种重要的代表制,前者强调代表的言行须听从选民;后者强调代表的言行应自主决断,体现了不同的政治理念。但是,直到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强制委托代表制和独立自主代表制之间的冲突才得以充分展现,并一直纠结着法国革命人士,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难题。法国革命人士之间的代表制理念之争,不仅影响了《人权宣言》和1791年宪法文本的制定,而且影响了法国大革命期间宪政制度的构建。

后现代之后重审法国启蒙运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对于作为现代性基石的启蒙运动大加鞭挞,指责它具有欧洲中心论、帝国主义、反女性主义等倾向,甚至声称它应对20世纪的极权主义、环境危机等问题负责。等到世纪之交,一批较为熟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学者开始反驳后现代主义对于法国启蒙运动的批判,并试图建构启蒙思想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21世纪以来,启蒙运动研究不仅回应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同时也与新的史学潮流相结合。研究者从殖民帝国、奴隶制、种族问题、女性主义、环境主义等多个角度考察启蒙运动,大大拓展了启蒙运动史的研究视野。为了客观评价后现代主义对于启蒙哲人的指责,新的研究改变了社会文化史注重启蒙运动载体与底层文人的研究取向,重新关注启蒙大哲的思想文本。在此过程中,史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了启蒙思想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民族万岁”──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中的民族主义

“民族万岁”──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中的民族主义李宏图１７８９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革命摧毁着旧的封建王朝国家，也引起了欧洲各国封建君主的恐慌，他们联合一致向法国进攻，妄图镇压革命，重新恢复旧的封建王朝。在这场民族危机之中，法兰西民族以英勇的革命精神，...

从绝对主义理论看法国旧制度末年君主制改革的困境

18世纪70年代初,法国的司法大臣莫普进行了一次打击高等法院、加强王权的改革。然而,这次改革终因缺乏社会支持、饱受抨击而走向失败。司法界著名人物马尔泽尔布从绝对君主制应反对专制主义、遵守根本法并保护臣民财产权等原则出发,大力批判了莫普的举措。马尔泽尔布与莫普之间的冲突正体现了法国绝对主义的内在张力,它既宣言王权之绝对性又规定了王权之限度。改革所引发的争论开启了关于根本法的讨论,加深了人们对专制主义的痛恶,并促成了超越绝对主义的自由君主制理念,这些都加剧了旧制度末年法国君主制的困境。

共存与对抗——18世纪法国社会转型特征

18世纪的法国是社会大转型时期: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崛起的中产阶级开始挑战日趋没落的贵族;城市的扩张及其文化的繁荣,促成民众文化共享、自由意识觉醒;此时,波旁王朝试图阻断巨变的社会洪流,强化专制职能;但是,貌似强大的专制政体在社会巨变的浪潮中却日显老态与无能:改革总是不了了之、首都规模急速膨胀、政府失去舆论控制、王权遭到蔑视与冷漠。这种共存与对抗的转型特征,使法国成为18世纪欧洲反封建运动的大舞台。

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法国式道路

近代农业向资本主义关系的演进形式,由于世界各国具体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和不平衡性的特征。"革命的法国范式"是欧洲中世纪比较典型的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发展近代农业资本主义的演进道路,这种建立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小农资本主义经济缺乏农民与土地分离的退出机制,不仅"剪断了法国农村资本主义的翅膀",而且严重地阻碍和拖延了法国从传统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国的历史进程。当代法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家族化、商业化、资本化、区域化、专业化、产业化、公司化、社会化、合作化及农民职业化交织在一起,既保持了欧洲大陆地区农业生产的传统特点,又顺应了当今世界农业国际化、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法国启蒙运动与旧制度后期的民族主义话语

法国旧制度后期民族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与高等法院之间的冲突的影响。在长期的冲突中,一些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话语得以形成。作为18世纪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启蒙运动则对这些话语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它参与到民族主义话语对于历史和民族认同的建构之中,在理论层面上阐释民族情感与爱国主义。“哲学家们”还在公共领域中传播着这些观念。至法国大革命前夕,在公共舆论中,民族主义已经获得了更为普遍的接受。

法国的路易十四研究

18世纪以来,法国人对于路易十四的兴趣就一直存在着,对于他的研究的基本脉络未曾中断,并且不断获得成绩。目前法国人对于路易十四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新特点:虽然有关著述的作者的行业与职务颇不相同,但著述内容丰富,论述详实;比较一致的美化路易十四的现象颇为突出;研究范围广泛,路易十四的婚姻、身体、宫廷生活、个人情感,甚至一些难题皆有研究者进行探讨,并且已经出版不少著述;法国作者们对于路易十四的情妇关注过多,削弱了对于历史的主要内容(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社会生活等)的研究。总之,法国人对于路易十四的研究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同时还有若干问题有待继续加深研究。

基佐论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

弗朗索瓦.基佐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和学者,但与主流自由主义思想家不同的是,他从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的角度,对政治的积极意义重新做了说明。他主张,政治权力要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政治应该以服务社会、增进福祉为宗旨,政治治理应该以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方式来进行,这样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认识到政治参与的必要性。他批评了人民主权观,认为真正的主权是"理性、正义、真理"。这种理性主权思想的目的不只是限制权力,而是为政治权力设定道德基础而予以重新肯定。按照他的理解,正当的政治权力必然要以道德为基础,政治权力是德性的正当体现,因而是值得追求的目的。当今,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现代政治的最大难题并非如何在政治和社会之间划清界限,而是如何加强两者的结合。研究基佐关于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和道德基础的思想,不但有助于加深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解,还可以为现代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有益的启示。

法国大革命缘何未剥夺小农土地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

1789年7月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未剥夺小农土地发展资本主义大农场,是因为当时的法国既没有大幅提升农业商品生产力的必要性,又没有能保障该变革进行的领导力量,同时也没有成功进行该变革所必需的社会安全保障机制。正是这些因素,使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在处理国内土地问题时没有复制英国圈地运动模式,而是让众多小农变成了小块土地所有者,以致法国资本主义农业在长时期内主要沿着富农经济道路发展。这无疑是符合18世纪80年代末法国国情的正确选择。

理想与现实的悖论:法国立宪坎坷路

法国立宪进程的突出特点是跌宕起伏,历尽坎坷。从18世纪末大革命启动立宪,到1875年共和宪政确立,历时近百年。此间,宪法制定了十几部,政体瞬息万变,两次共和,两个帝国,两个王朝,轮番上演。完整审视法国立宪过程将会发现,由理想与现实的不断冲撞构成的悖论贯穿其中。实际上,这一悖论并非是不可避免的。

1854年波罗的海之战的重要历史价值——基于法国国家档案馆与外交部档案馆所藏档案的探讨

19世纪中期,发生了一场欧洲范围的巨大冲突,引发了欧洲北部至中近东的广大地域的战事。人们比较熟悉克里木战争,但是几乎不了解1854年波罗的海战争。实际上,1854年的波罗的海战争也是这一场大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地表明:法英两国为了谋求欧洲的优势,曾以军事力量直逼俄罗斯帝国的心脏。无疑,波罗的海战争严重地打击了这个帝国的军事威望与国际声誉。因此,必须加强对于1854年波罗的海战争的研究,才能深刻认识当时欧洲列强法英与俄罗斯之间的大冲突的实际状况与真正意义。

对巴黎公社几个问题的商榷

本文论述中央委员会在３月 １８日起义中，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起义的组织性和自觉性，但不能使起义具有健全的组织性和完全彻底的自觉性。中央委员会在公社时期，对公社的军事活动不是起推动和协助作用，而是起消极的、负向的作用。公社未能与农民结成联盟的原因，不只是在于公社对农民问题认识不足，而且还在于农民方面根本不具备与公社结盟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