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数字化为文明赋彩——文物和文化遗产数字技术应用现状与实践路径

数字技术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已从最初的信息储存和传输,发展到数据处理分析,进而进化到今天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处理与展示,在文化遗产研究、记录、保护、利用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基本形成覆盖文物保护工作全链条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并不断创新核心技术与设备,形成通用技术与国际并驾齐驱、特色技术引领国际潮流的发展趋势。数字技术在考古遗址三维空间信息的获取、分析、模拟、研究和展示等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古代遗址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人地关系等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新一代测绘技术,可实现对建成遗产三维数字形式的记录与保存,在精度、纹理、展示分析、交互以及文物古建的数字修复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通过“空间历史大数据”途径,可以打破过往人文学科与空间操作之间的知识鸿沟与技术壁垒,促进文化遗产以体系化技术操作实现“公众化”,通过文化空间实践达成未来城乡高质量发展和历史人文知识存续之间的良性互动。数字化实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范围在不断扩大,已然从保存、宣传扩展到传承、振兴的层面。从全球视野审视数字化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历程和前沿动态,文化遗产数字化面临着建立更完善的数据资源等挑战。

基于融合发展的延安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研究

融合发展是新时代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创新举措。革命文物由于数量多、分布广,存在保护不平衡、展陈同质化、辐射带动效果不佳等普遍性问题。本文以延安革命文物为例,构建以革命文物为核心价值的要素体系,从全域资源视角出发,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综合分析革命文物空间集聚性、城市关联性、道路通达性、资源组合性等空间特性,提出“分类保护、轴线带动、组团开发”的保护利用空间策略,探索革命文物整体保护和融合发展的路径,切实推进革命文物内涵价值和空间特质融入现代生活,改善民生福祉,赋能老区发展,促进延安精神传承弘扬。

兴隆洼文化头盖骨牌饰研究

头盖骨牌饰在兴隆洼文化中出土数量较少,但其往往出土于墓主人贴身的位置,以及所用材质的特殊性,表明头盖骨牌饰与祖先崇拜有着密切关系,是原始宗教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器物之一。三件头盖骨牌饰分别代表了人面饰、臂饰、祭祀法器三个系统。祭祀法器随着红山文化的消亡,也渐渐失去其原本的作用而消失。人面饰和臂饰则在文化交流中进入中原地区,并发展为青铜人面像和青铜兽面牌饰。青铜人面像在商周时期进一步影响到四川、陕西等地,使当地出现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人面像;在汉代其作为百戏中的面具和仪式面舆继续流传,并衍生出了丧葬面具这一功能,而这一功能在辽代墓葬中亦有发现。臂饰与人面饰的发展脉络基本一致,商周时期其功能也一直被保留,被用于作为彰显身份地位的礼仪性用具且与宗教祭祀活动有着一定关系;秦汉时期,臂饰发展为臂鞲,更注重实用功能,并得到广泛流传;但是其最初的作用并未消失,至辽代仍可见用于彰显身份地位的礼仪性臂饰。

先秦至汉晋时期云贵地区北盘江流域的农业变迁与族群迁徙

先秦至汉晋时期贵州高原西部的北盘江流域的原始农业发生重大变迁,根据生产工具、技术、粮食作物品种等方面的变化,农业变迁过程可以分为新石器时代中期至商周、战国至西汉、东汉至两晋南朝时期三个阶段。造成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战国至两晋南朝时期滇人和汉人移民的两次迁徙带来先进的农具和技术,北盘江流域的原始农业进入锄耕阶段,而且出现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但是,先进农业方式没有在北盘江流域普及,当地维持了多元生计方式和农业生产模式并存的局面。

江西省文化遗产时空格局——以文物保护单位为例

通过多维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的方法,将江西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与地形地貌、水系河流等数据结合,分析各时期空间分布特征及相关影响因素的耦合关系。研究表明,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状态;文物保护单位在不同时期空间分布密度有差异,整体从赣北鄱阳湖平原地区向全省扩散;在地形地貌等因素影响下,大部分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海拔0~200 m的平原地区和200~500 m的丘陵地区,2°~10°的坡度范围以及沿水系河流以及交通网络分布。该研究可对今后江西省文化遗产及遗产廊道的空间整合与协调发展等提供合理依据。

从“你们”到“咱们”——河南荥阳楚湾遗址社区考古的实践与思考

立足正在开展发掘和整理工作的河南荥阳楚湾遗址,公众考古团队和遗址所在地村镇干部群众紧密合作,有针对性地设计并组织实施了楚湾社区考古“五个一”计划,主要包括:一个社区专题展、一场考古进校园、一组口述史访谈、一次线上云教学、一组考古短视频。文章通过介绍楚湾遗址具体的社区考古工作,对实践效果进行分析,探讨人、社区和遗产几方面良性的互动关系,旨在为以遗址为中心的社区考古摸索经验。

金元时期陕北地区正一道的流布与全真道的勃兴--以出土碑铭资料为中心

金元时期中国道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新教派纷纷出现且在宗教理论、传教方式、组织形式等方面都逐渐成熟完善。从对陕北地区发现的道教碑刻资料的考察可知,金元时期该区域内道教流派最初以正一派为主,全真教创立后,通过采取拉拢上层官绅、争取下层百姓、道观间相互扶持、发展道观经济、对儒释吸收融合的综合发展模式,一大批全真教道观陆续兴建,教众迅速增加,从而形成以延安城、鄜州葫芦河川、甘泉北洛河中游、宜川鹦鹉川和绥德州镇川寨长春观为核心的道教传播地带。金元时期道教在陕北地区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教化百姓、稳定社会的作用。

文化遗产旅游地社会嵌入对社区居民亲旅游行为影响研究——基于澳门地区历史城区的实证考察

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引入文化依恋、角色认同和获益感知三个变量,构建社会嵌入对文化遗产旅游地社区居民亲旅游行为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以澳门地区历史城区为案例地,基于402份有效问卷,运用偏最小二乘法对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文化遗产旅游地社会嵌入对社区居民文化依恋、文化依恋对角色认同、角色认同对亲旅游行为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依恋和角色认同在社会嵌入与亲旅游行为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获益感知在文化依恋与亲旅游行为、角色认同与亲旅游行为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社区居民是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的主要参与者与受益者,应注重社区共同体的构建,营造有活力的文化环境,帮助居民从旅游发展中获益,增强居民对社区发展旅游业的信心,以实现文化遗产与旅游的深度融合与双向赋能。

伏羲文化与考古学文化对证探论——以渭河上游为中心

伏羲传说是中国古史传承体系的重要内容,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不能以“科学”“严谨”的名义对伏羲传说加以简单的否定。在古史传说体系中,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代表着我国史前氏族社会的发展,文献、民俗和考古学资料共同说明,黄河中上游地区是伏羲氏族活动的主要地区,特别是渭河上游天水地区丰富的伏羲遗迹、传说,与该地域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等在空间上相互重叠,为进一步开展伏羲传说与考古学文化对证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在相关研究中,应当首先对伏羲传说材料进行深入辨析,甄别真伪,建立传说的文化谱系,与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对证研究。根据大地湾、西山坪、师赵村、傅家门、圪垯川等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渭河上游地区以前仰韶文化和仰韶文化为主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或为伏羲提供了可信的考古对证资料,其间可能存在着原初的“历史信息”和“历史线索”,应当引起学界高度重视。

数字记忆:大湾区“海丝”遗存数字保护和传播研究

数字记忆是指借助数字技术对文化信息进行采集、组织和存储,并在网络空间进行展示和传播的应用方式。在我国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大趋势下,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海丝”遗存的数字记忆可以说是一条可行性路径。它使文化遗产的记忆资源长期保存、在线展示、共建共享,使文化遗产本身“可及性”得以实现,值得我们进行探索和应用。

讲好苏州故事,善治千年古城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苏州自建城以来,绵延2500多年,水网密布、商贾云集、文化繁荣,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历经千年,站在新时代的路口,城市要改造发展,历史文化同样要妥善保护,协调好二者的关系,造福一方百姓,传承中华文明,善治千年古城,苏州将如何作答?2022年是苏州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姑苏区成立10周年。

媒介变迁视域下东北“三少民族”传统木工艺的保护与传承

历史上,东北“三少民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常常游弋于群山峻岭之间,与山川河流为伴,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木工艺文化。随着时代的流转和社会的变迁,这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逐渐遇到发展困境。媒介及其变迁作为影响当前社会文化的一个关键因素,应该对这三个民族的传统木工艺的保护与传承起到重要作用。目前,除了运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对这些工艺进行充分的媒介留存之外,还应探索相关传承工作与各种传播渠道的融合,提升其效率和质量。民族文字的缺失与长期封闭的生存环境使东北“三少民族”进入媒介化社会的历史相对短暂,其传统木工艺的保护与传承不仅需要艺人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民众广泛参与构建相应的情境,而快速发展的媒介可以在这一工作进程中发挥不应忽视的作用。

汉唐文脉下的“古代和田艺术模式”考析

大夏美术造型样式沿丝绸之路进入塔里木盆地后形成古代和田派艺术模式,这种艺术样式在尼雅、达玛沟、约特干等遗址中都有着生动的体现。丝绸之路使得汉唐文脉下的造型艺术体系得以确立,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从视觉图式扩展至风俗礼仪的各个环节之中。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和田的布扎克彩棺,棺上面绘制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反映出西域与中原地区密切的文化交流。和田木雕在装饰范围、表现形式及雕刻技艺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镂雕、平雕等技法被广泛应用,作品中渗透了现实气息,造型上趋向真实,并在二维平面的基础上强化装饰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汉风风格。

2021年度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先秦两汉遗存考古调查简报

2021年9月至10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西藏民族大学、巴塘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对巴塘县境内的金沙江干流及昌波曲流域的先秦两汉时期遗存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调查复查了扎金顶石棺墓群和架炮顶石棺墓群;同时新发现了锐哇村石棺墓群、纳交遗址、夏贡村遗址等10处文物点,采集了一批典型陶器、骨器、石器标本,对研究金沙江上游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先秦两汉时期遗存及石棺葬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李济与夏文化探索

李济1926年在晋西南的考古活动明显带有探索夏文化之目的。小文《李济与西阴村和夏文化》曾专论此事。20多年过去,围绕这次考古活动的学术史研究纷至沓来,其中不乏质疑李济探索夏文化之心的声音。现在回顾相关诸说的基础上,全力搜求公开发表的报告及馆藏档案等直接证据,并结合李济的教育背景、时代学术思潮、合作者丁文江与袁复礼的古史观、考古活动的行程及活动结束后的言论、梁启超与戴家祥的回忆、徐中舒“仰韶文化即夏文化说”的提出等进行语境重建,力主夏文化探索的学术史书写应自1926年李济晋西南考古始。最后尽力搜求李济有关夏文化的言论,提炼出李济对夏文化的基本态度:彩陶文化应非夏文化,而更可能是夏文化的来源;虽尚未发现与夏朝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但不能忽视夏的存在;晋西南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区域。

提升济南红色文化传播力 筹谋黄河时代高质量发展

文章以济南为例,从传播学视角通过开拓“百里黄河”红色生态治理,构建红色文化多元媒体矩阵,凝练红色城市文化传播精神,形成红色文化生产力聚落助力实现新时代新旧动能转换,为黄河流域城市红色文化传播力提升,内化社会和谐的价值取向和生态行为方式,增强民族自信力提供参考。

明代亲王墓出土仪仗俑分类研究

明代亲王仪仗俑出土数量众多,保存较为完整。通过分类对比研究,可以发现明代亲王墓中仪仗俑的使用和演变是有一定规律的,其所穿冠服对于研究明代衣冠服饰和礼仪制度具有一定的意义。

山西民间红色老物件的当代价值与新时代传承

新民主主义革命至今各个历史时期遗存下来,散落于山西民间各地的红色老物件,具有非常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老物件分布较为集中,之后各个历史时期的老物件则遍布山西各地。这些老物件具有纪实山西历史、见证社会变迁,反映现实需求、明确前进方向,传承山西精神,赓续红色基因等当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搜集、整理、保护、传承、利用好红色老物件,讲好中国故事、诠释山西精神。

区域红色文化资源在思政教育中的应用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的先进文化,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贯穿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意志和家国情怀。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传播好红色文化,进而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江苏:以河道“重生”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