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曼生壶:生产、消费与书写

曼生壶的出现,在中国紫砂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嘉道年间,以陈鸿寿为代表的文人在借鉴晚明时大彬砂壶制作传统的基础上,将文人擅长的书画艺术运用于砂壶之上,赋予了砂壶以实用功能之外的文化意义,实现了壶式和壶铭的高度契合。这也是曼生壶为文人所激赏的缘由。后世文人对“曼壶”的书写亦集中于陈鸿寿“创式制铭”的贡献。由于受到陈鸿寿与杨彭年身份差异以及书画地位高于工艺的观念影响,陈鸿寿的贡献被予以强调,也就获得了砂壶的冠名权。

成都老官山汉墓髹漆人像足三阴脉循行考证

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经穴髹漆人像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结合早期经脉相关文物文献及同墓穴出土的《天回医简·脉书·下经》,对老官山汉墓经穴髹漆人像足太阴脉、足厥阴脉、足少阴脉进行考证,研究其循行方向及路径特点,对于研究早期经络理论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李贞伯等拍摄敦煌石窟影像档案的内容及价值

敦煌研究院有4万多张石窟影像档案资料,经过多年整理陆续进行数字化扫描后现已经保存于敦煌研究院数据库。从2021年开始我们对之前尚未整理的8000余张不同介质的敦煌石窟影像档案进行了整理。这8000余张石窟影像档案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李贞伯与其他同事拍摄的,其内容主要为敦煌石窟艺术及常书鸿先生等莫高窟守护者们在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等各方面的影像档案记录,是研究敦煌石窟壁画保存状况、自然演变、敦煌研究院发展历程的重要参考资料。

微观视角下的汉代铁剑浅析

文章通过科学仪器对出土汉代铁剑进行分析,得到铁剑的不同锈蚀成分、X光照片以及剑鞘的残留状况,从微观视角拓展了人们对汉代铁剑的认识。

汉墓出土龙形车马饰发微

西汉诸侯王、列侯墓随葬车马器之中出土一定数量与龙有关的饰件与纹饰,其存在形式与在车马器中的位置不同所展现的思想内涵有所差别,尤其是龙首辀饰应是显示威仪,进一步展示墓主社会身份等级内容。两汉时期墓内车马随葬与车马出行仪仗皆带有等级特征,但两者内涵完全不同,综合反映出两汉时期车马在丧葬中的作用与变化。

牙璋源于雷神祭器说

牙璋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流行于东亚大陆的玉石礼器,它以农具铲、耜为原型,是祭祀雷神以祈雨的祭器。周代衍生出“起军旅”“治兵守”“玉节之符”等军事功能。牙璋得名之“章”,上部为“辛”,是雷神的锤斧之象征,下部为甲字形的柱鼓,仍然是雷神之象征。以“章”为偏旁的漳、樟、獐等字,均与雷神信仰相关。流行于大汶口文化的獐牙勾形器和獐牙随葬,也是雷神信仰的表现形式之一。

从元代“汗酒”看中国蒸馏酒起源

元代的蒸馏酒虽有“汗酒”“烧酒”“重酿酒”等汉语名称,但一度流行的“阿剌吉酒”等音译名称,使得中国蒸馏酒起源成为颇具争议的国际性学术问题。本文在系统梳理史籍所载“汗酒”及其制备用具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发现的相关资料,通过“汗酒”名称和蒸馏器具渊源的探析,认为“汗酒”之名理应源自历史典故“汗出如浆”,而制备“汗酒”的酒铛实乃釜、甑等多件套甗式蒸馏器。尤其“酒铛”与古代蒸馏器实物的相互对应,有助于重新审视中国蒸馏酒、蒸馏器的起源及演化历程。

都兰热水所出银盘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参照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并结合犍陀罗地区出土化妆盘和黏土块上的装饰题材,认为都兰热水墓群所出银盘的装饰题材表现的是罗马神话中阿波罗与达芙妮的故事,其中的人物包括阿波罗、达芙妮、达芙妮之父河神佩涅斯以及达芙妮变成的月桂树。与此同时,将日本美秀美术馆收藏的吐蕃鎏金银盘作为辅助材料进行了简要论述,旨在探讨希腊罗马文化因素曾经丝绸之路青海道向中原地区传播的情况。在对都兰出土银盘装饰题材释读和分析的基础上,还对都兰银盘上的月桂树树叶样式与唐代月宫故事镜上的桂树纹样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论述。

论西藏带柄铜镜的东、西两系

西藏发现过多面青铜带柄铜镜,近年来也有新的传世品被发现。这些青铜镜的发现,反映了西藏在早期文明发展过程中与周边文化之间多方面的交流。总体上看,可将现有的西藏带柄铜镜分为东、西两系,在流行时代、流行地域上各有特点。青铜带柄镜在北方欧亚草原文化、南亚及中亚地区青铜时代遗存中也多有发现,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也曾流行过不同形制的带柄铜镜,其背后隐藏着不同族群之间在青藏高原通过“高原丝绸之路”流动与交往的历史背景,也是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之间远距离、跨区域互动的一个生动例证。

唐代“失背镜”相关问题初探

“失背镜”特指唐代金、银背镜在镜背金、银壳脱失后留存的铜镜本体。本文通过对“失背镜”本体的观察认为,其镜背的特殊符号与痕迹说明金、银背镜的铜质镜体与金、银质镜背分别由不同的机构异地制作后组装而成。金、银背镜的安装方式为物理嵌合,不使用大漆,镜背符号的作用主要是为嵌合提供对位指示。研究与理解金、银背镜需要有金银器与铜镜的双重视角,一方面需要以金银器研究的视角理解金、银背镜在使用与管理过程中比照金银器管理的史实,另一方面对于金、银背镜最终衰落的原因,要从铜镜审美风尚转变的角度理解。

医针实物遗存的医学考古学解读--兼论中医对民族医学内容的影响

中医学与民族医学中普遍存在针刺法的治疗手段,不同地域与时段的考古发现中,医用针具逐渐增多,以已确认的医针遗存为参照,从医学考古学角度科学识别和深入解读民族医用针具成为可能。结合考古学研究方法、中医针灸学知识及民族医学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民族医学文化中的医针形制存在一些地方性特色,这与当地的自然资源条件、医疗理念及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脱不开干系。中医理论及中医九针体系对民族地域的医药文化构成了一定影响。民族医学的医针选用因病症的地域性而存在差异,中医九针体系则最终实现了不同医针功能与医疗技术的整合。该命题的设置与研究实施,有望使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文化经典与学术信息为大众所知晓,从而共同推进中华传统医药文化的保护与弘扬。

明清封舟的航行动力风险及使团预防措施

明清时期,中琉交往频繁,册封琉球使团作为中方构设的官方渠道,数十次横渡东海、互通往来。中琉航路自然环境复杂,使团出行既有海氛未靖之险,更有惊涛骇浪、船破人危之虞。为应对封舟航行中自然动力带来的风险,使团采取提升封舟性能、改进航海技术、遴选贤才能士、储备应急物资等措施预防。在保障航海安全的同时,这些预防措施也对琉球的造船航海技术、文化、农业产生积极影响,推进中琉两国宗藩关系的发展。

明梁庄王墓出土鹘捕鹅玉束带发微

2001年在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出土了一套鹘捕鹅玉束带,其残留玉带饰均刻画有鹘捕天鹅图像。论者往往据此将其与金元之际流行的“春水玉”关联,进而推测其为金元遗物。本文尝试通过分析“春水玉”图像形式的渊源与变迁,突破材质媒介的界限,以进一步明确梁庄王墓玉束带的造型来源,揭示其作为明代内府制器的可能。本文指出,这种可能性的成立,不仅源于形式考察,更与墓主个人趣味和生活体验相关。通过揭示海青驾鹅活动流行于明初宫廷及彼时宗亲之间围绕海青等猛禽展开交流互动的史实,梁庄王墓出土的鹘捕鹅玉束带与其他相同主题的传世器物和画卷共同成为体现明初宫廷生活与趣味的珍贵艺术遗存,进而为今天理解元明宫廷文化艺术的嬗变提供管窥之径。

中国西北地区出土汉晋帛鱼探析

敦煌与塔里木盆地的汉晋烽燧、墓葬遗址中出土了多件帛鱼。根据共出物品可以判定帛鱼是汉文化产物,其在中国西北地区流行与中原王朝经略西域有关,当地食鱼的习俗则是内地鱼文化西传的现实依托。结合汉文化中鱼的意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文化背景,帛鱼可能具有祈求生育、符瑞、辅助升仙等功能。塔里木盆地出土帛鱼均来自较高等级墓葬,彰显了西域族群对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也以考古实物证明了西域自汉以来即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铜镜的形制变迁研究

铜镜是我国使用超过四千年最古老的照面用具,它在古代与人们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祭祀礼器、生活用具、辟邪法器、爱情信物、馈赠礼品、装饰用品等社会功能。古代铜镜的形制,包括铜镜的大小、厚薄、形状、纹饰、铭文、镜钮等。不同时期的古代铜镜,其形制特征都会有新的突破和发展。古代铜镜形制的设计变迁映射了冶炼技术的进步及社会风向的转变,透露出时代的气息。通过对古代铜镜的出土文物与相关典籍进行深入调研,比较分析其在各个时期形制的特征差异,进而归纳其形制演变的规律,并总结得出其形制变迁的原因。

美食美器——清代宫廷饮食器具述论

清代作为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其宫廷饮食器具在承继中国历代宫廷精致奢华的基础上也有一些自身特点。清代宫廷拥有造办处、御窑厂、江南三织造等御用器物制作机构,保证了其饮食器具的精美奢华。清宫的饮食器具材质上乘、工艺精湛、装饰精美,代表着清代饮食器具的最高水平。清宫的饮食器具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宫廷饮食文化的精华,还融合了清代统治区域内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饮食器具的精髓。同时,清宫饮食器具又是宫廷典制和宫廷礼仪在饮食文化上的反映,严苛的等级差异和礼制要求使得精美的宫廷饮食器具带有部分“礼器”的性质。

新疆出土史前海贝来源和传播路径再认识

根据分布特征、年代以及发展趋势,新疆史前海贝是甘青地区东部人群和文化扩散的结果。甘青地区经由“草原丝绸之路”获取海贝的路径,也被新疆东部人群继承了下来,并由此进一步向新疆西部传播。新疆以西的地中海、红海乃至西印度洋沿岸考古材料显示,其不仅有着深厚的海贝文化传统,也有不断向西亚、中亚内陆等欧亚草原地带扩散的趋势,并与甘青地区东部出土海贝年代基本前后相接。这不仅进一步证实新疆史前海贝经由“草原丝绸之路”自西而来,也表明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在史前便与地中海、红海和西印度洋沿岸产生了持续且稳定的交流互动,而“草原丝绸之路”则是汉代“绿洲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沟通东西和连接海陆的主要通道之一。

满汉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清代度量衡制度

入关前,在汉人社会计量标准的影响下,满人“约定俗成”地形成了自己的度量衡标准。入关之初,清朝维持了满汉两套不同的度量衡管理体系,康熙以乐律累黍说为依据,融合满汉计量传统,从形式上统一了清朝疆域内的度量衡标准;乾隆时期通过颁布标准器、重申法令、刊刻权衡表三项举措,因地制宜地完善了清朝的度量衡制度。融合了满汉两种文化的清代度量衡管理制度,突破了汉人社会传统的度量衡范式。

湖南出土滑石猪的考古学观察

湖南古墓随葬滑石猪时代较早、数量亦多。其分布范围遍及湘江、沅水和澧水流域,流行时间从西汉早期延续至隋唐时期,类别形制存在写实与抽象两种风格,每个阶段又各有特色和演变。其在湖南盛行的背景和意义主要有三:一是当地铁器化进程的加速和采矿业、手工业的进步,为滑石矿的大量开采和滑石器的广泛制作提供了条件;二是西汉以降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养猪业的发展,推动了猪形明器的出现和传播;三是远古以来葬猪习俗和崇猪信仰的传承与流变,赋予了滑石猪丰富多元的丧葬寓意。

先秦蓖纹锯齿镰研究

先秦蓖纹锯齿镰主要出土于吴越、荆楚地区,形制多样,具有地域性差异。其中,直背型无銎蓖纹锯齿镰多见于吴、越两地,弧背型及有銎蓖纹锯齿镰则多见于楚地。随吴、越、楚三国势力的消长,蓖纹锯齿镰在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战国中期到战国晚期迎来了两次地域间交流的兴盛期。在地域交流过程中,蓖纹锯齿镰完成了形制及用途上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