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类刻写辞札记两则——附合文一例

本文是两则与记事类刻写辞相关的札记:第一则,《契合集》57反中的所谓“卜”应改释为人称“司”;第二则,《合集》35260“甲申十彡气小甲廿一”中的“十”是人名。最后附合文一例,即《合集》26026(《北珍》435)+《合集》24115(《北珍》438)中的“■”是“有咎”的合文。

甲骨文中的“■”

甲骨文中有“■”字,见于《说文》古文。《说文》云:“■,乱也。一曰治也,一曰不绝也。”魏三体石经《尚书·无逸》与《尚书·君奭》中的“乱”字与此相同。旧释此字为“系”,不确。殷墟卜辞中的“■”字,多读为联,或读为乱,还可读为蛮,南方称蛮。

商代法制研究初探

《汤刑》是自成汤以来历代商王在充分增损夏代《禹刑》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法律制度。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至商王的废立与制裁,下至社会人伦和生活日常,皆有明文规定,设置在宫殿南门外的阜辟上。按照商代刑法规定,要对罪犯施行强制性处罚。根据刑法规定,商代刑罚有徒刑(包括监狱改造)、肉刑和死刑三大类。该研究是以文献、甲骨文及商代考古遗迹为据而论证。

从口头言辞到书面载录:甲骨卜辞的记言机制

记言是先秦散文的主要书写方式,《国语》《左传》《战国策》均有精彩的记言部分。先秦散文记言的成功并非凭空而来,记言的源头在哪,以何种形式存在?它的动机是什么?从文学史的角度,以上问题值得厘清。甲骨卜辞是目前我国最早的成体系文献,具有典型的记言性质。为此,文中将从记言的类型、技巧、动机三方面梳理卜辞的记言机制,探寻散文记言的重要源头,揭示卜辞记言在中国散文书写中的价值。

商周“南阳”考

商周时期的“南阳”,既见于传世文献,也见于殷墟卜辞。文献显示,春秋战国时期(前272年之前)的南阳,只是地域名,且有晋之南阳、齐之南阳、楚之南阳之分,但都不是具体地名,更不是政区名。甲骨文的南阳与雍地相对,当是晋之南阳靠近雍地(今河南修武县西)的某个地方。它不仅在空间距离上与殷商王都相近,而且在战国以前的地位和影响也是齐、楚南阳所不能比拟的。魏晋时期托名司马迁撰写的《太史公素王妙论》,说范蠡为南阳人实际并不确当。因为春秋时期楚地既无南阳郡,也无南阳县,甚至连地域名的南阳在文献中也未见踪迹。就范蠡的里籍来说,春秋战国之际属于楚国宛县(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正确的表达应是宛人。故《太史公素王妙论》说范蠡为南阳人本不严谨,不能据以把楚地南阳地名出现的时间追溯到殷墟卜辞,断定早在商代后期就有了楚地南阳的地名。

殷墟卜辞研读札记二则

本文由两则札记组成。第一则依据台北史语所数位典藏系统公布的清晰彩照,对《乙》9029重新进行释读,纠正《乙》9029+中“王”“丁”同版的错误;第二则基于一组甲骨新缀,明确《合集》24804的臼角方向,并对已著录卜骨中存在的几版正、反讹混例予以订正。

甲骨、金文中的妘姓之周与“洽周”

殷墟甲骨文所见以“周”为名的国族,活动年代要明显早于“太王迁岐”的时间,故无法认定为姬姓之周。本文通过对西周金文的梳理,认为上述“周”族很可能正是铜器铭文中出现的妘姓之周,其所属母族为“■”,势力范围位于晋陕一带。新见太保簋铭的“洽周”当为复合地名,意即洽水流域之周地,在今陕西合阳县境内,或为妘姓之周的族邑。

“了不起的甲骨文”:主题报道塑造“地方感”和中华文明传播的经典案例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的神圣使命。《河南日报》审时度势,在《河南日报》开办了每周三第五版的“了不起的甲骨文”主题报道。研究30期的报道文本不难发现,该专版忠实践行了传媒三大功能,形成了媒介事件,构建了媒介仪式奇观,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记忆属性,形塑了中华文明原乡的“地方感”,打造了中华文明传播的经典案例。

以青年为中心:略论甲骨文的当下传播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自从19世纪末被发现之后,就开启了研究中华上古文明的新篇章。今天我们传播的甲骨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让经由“第二个结合”而得到更广泛弘扬的甲骨文成为“中华文化新地标”,并在世界文明的互鉴中讲好甲骨文故事,就构成了甲骨文传播的现实路径和终极目标。就此而言,“了不起的甲骨文”系列专题的推出,表面上是一场中原本土文化的传播和文旅打造,实质上则是在更深的层面思考一种悠远的文明如何传播与传承的问题。这种探索,也回答了在自媒体和碎片化的时代,主流媒体如何深度参与古老文明的重述和如何建构新时代的精神原乡的问题,从而更呈现出一种典范的意义。

殷墟卜用龟腹甲中甲形态研究

本文描述了殷墟卜用龟腹甲中甲齿缝片的形态,结合钻凿、形态特征组合,将中甲齿缝片残片分为十四大类,并简要论述成因。

李学勤先生与清华简

李学勤先生是当代的学术大师,也是清华简整理、保护、研究工作的核心人物。清华简的入藏,本身就是李先生慧眼识宝的结果;李先生还组建了一支高效的团队,科学规划清华简的保护与整理事宜,并身先士卒,取得了大量前沿性研究成果。在李学勤先生的带领下,出土文献中心的各方面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出土文献的学科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此,对于李学勤先生的相关贡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殷墟YH127坑甲骨缀合二十组

YH127坑甲骨经过几代学人的接力缀合,复原程度已相当高,但从整体情况来看,仍有不少甲骨是能够被缀合的。文章从未著录甲骨的缀合、误缀甲骨的改缀、旧缀之新加缀三方面介绍了新缀合的20组甲骨。揭出一片有发掘编号但未被著录的甲骨,并通过缀合复原了一组与妇好生育有关的卜辞。在丙编615基础上加缀的一片未著录甲骨,证实所谓的“子目”实际是“子眉”。结合甲骨形态、卜辞内容和兆序等线索,对误缀的七组甲骨进行改缀,使真正同属一版的甲骨各归其位,相关辞例得以通读。在前人缀合基础上的加缀有助于解决过去存疑的问题,如复原了文字编未准确收录的“鲁”字异体,明确乙4241的残字是“蛊”而非“[用土]”,以及深入讨论甲骨中单个兆序数字大于“十”的问题。

殷墟甲骨文倒书现象研究

殷墟甲骨文倒书现象可归纳为笔画倒书、偏旁倒书、单字倒书、多字倒书与单例刻辞倒书、多例刻辞倒书、整版刻辞倒书等多种情况。在习刻刻辞与记事刻辞中,倒书现象相对比较常见。甲骨文倒书属于特殊形态,它既体现了甲骨文字的“原始性”,也展示出刻手的契刻习惯、技巧与态度对于文字刻写的巨大影响,而部分倒书现象则可能与内容区分、刻手习刻、龟骨登记等有关。倒书现象生动展现了甲骨文契刻的真实面貌。

早期甲骨缀合史中的几个问题

缀合是甲骨研究的重要工作,回顾总结甲骨缀合理念、方法的形成历史十分必要。长期以来学界多认为加拿大人明义士是最早有意于甲骨缀合的学者,通过聚焦1933年之前的文献,可以发现这一认识是不准确的。明义士著作中收录的缀合多非原创,大部分因袭自郭沫若。郭沫若的第一版缀合时间应为1929年甚至更早,其甲骨缀合理念与方法值得系统梳理,学术史价值需要重新审视。

史语所藏“类家谱”甲骨刻辞新探

自20世纪初以迄今日,“家谱刻辞”的真伪一直是甲骨学界的著名公案,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增多的公开讨论,使得此议题逐步获得厘清。笔者曾目验史语所藏甲骨实物,此次据以进一步复原碎甲,对聚讼已久的家谱刻辞问题再次予以检视,不仅证明了历来受质疑的“子曰”辞例于晚商确实存在,论证了“子曰某”乃是称呼子之名的一种记录,同时也发现刻手在习刻完毕后,存在刮除旧迹、更换方向再行书写的现象。本文为揭示以上文化现象提供了基于实物的理论根据。

甲骨文“田”人身份及相关问题研究

宾组军事卜辞《合集》6057记录有土方侵犯商王朝势力范围的史实,其中有“侵田几人”这样的表述。以往多将此中的“田”解释为田地,“田几人”指几人之田,“侵田几人”意思就是侵犯多少人之田。商代甲骨文及西周早期金文中均未见以“人”为量词修饰“田”者,反倒是金文中常见“田几田”这样的表述。结合甲骨文中“人几人”“刍几人”之“人”“刍”指某种身份之人,则“田几人”中之“田”也当是指一种身份。“示某田”之“示”或可读为“寘”,为将田人安置在某地的意思。“田”所反映的是商王朝领土扩张的一种方式。

商代的“犬”与“犬师”

“犬”,系商王朝职官,见于商代甲骨卜辞及青铜器铭文。自20世纪30年代,学者即开始商代“犬”官研究。近年,随着新材料的发布,有关商代“犬”的内容逐渐丰富。本文在学术界相关研究基础上,获得一些新的认识:据目前所见材料,商王朝至少已于19地分设职官——“犬”,一地至少置2名“犬”官,机构较为庞大而完备,直至商代末年,历年甚久;“犬”主要职司田猎,负责观察、追踪禽兽出没踪迹,及时上报,提议行猎,并跟随商王田猎;各地所设之“犬”——“多犬”,虽分管所辖地区田猎事宜,但有时受商王调遣,去往异地陪同商王行猎,且与其他“多犬”联合捕猎;“犬”辖“犬师”,左、右编制,受商王之命也执行军事任务。

殷历复原与甲骨断代

张培瑜和李勇论证过商代五次月食时间,文章据此提出商代己未月食发生在殷历十月的新见解,推出殷历建正的月份;并首次揭示因“闰拍”导致商周历法出现一年两闰的机理,初步复原出晚商殷历。在殷历新谱的观照下,得出十祀征人方为帝辛世战事的结论,最后识别出晚商殷王的年代。

释“醳”

甲骨文“■”字从酉从彡,旧释纷纭,惟陈汉平释“醳”是正确的。其实“■”所从之“彡”乃“液”字初文,字形稍变而孳乳为“彡(肜)”。“彡(液)”在卜辞有消融、消弭义,即“液”的间接用义,而所谓“肜者,相寻不绝之意”,正来源于“液”之相续滴沥之形义。“■”之构形与甲骨文“易”字相似,皆从彡(液)得声,故可释为“醳”。“醳”本义指米麹化为酒液,在卜辞中的用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多用作祭祀动词,指用醇酒祭祀,一般用于酬神阶段;二是直接读为“释”,义为释放、解除。

甲骨文“■”相关问题再辨析

卜辞中与祭祀、战争相关的“■”字,学界有“用牲法说”和“册告说”两种解读,近年来尤以“册告说”最为流行。然通过对相关卜辞的进一步考察发现,“册告说”的一些观点有待商榷。我们更宜将“■”看作假借字而非会意字,卜辞中“■”后的“若干鬯”并非“■”用的对象,同一条卜辞中同种牺牲可用多种用牲法处理。“■”用的大量牺牲有可能会真正使用。“用牲法说”有其合理性,不可轻易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