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敦煌郡聚落与移民、水渠关系研究——以敦煌出土文献记载大穰里为中心

西汉敦煌郡聚落的形成与移民到来、水渠修筑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对大穰里相关文献的综合考察得知,西汉敦煌郡效谷县设置大穰里,该里与悬泉置长期密切合作,大穰里从民房、牲畜、车辆乃至人力等层面对悬泉置工作形成支持,并得以增加收入。大穰里的得名有祈求丰收之意,另外还有可能该里是由南阳郡穰县移民建立,因而得名。此外,敦煌文献记载敦煌东部有大壤渠、大让渠、大让庄,其名称来源可能都是源自西汉大穰里,并且唐宋时期的大壤渠、大让渠可能也是继承自西汉时期。足见西汉敦煌郡所建立的聚落与水渠在唐宋敦煌地区还仍旧发挥着作用,大穰里等村落的得名是西汉移民文化的标志,而这些地名或渠名能够延续至唐宋时期继续使用,亦可彰显出西汉移民实边政策及由此形成的移民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地方官府简牍的日常供给、分配与秦汉中央集权

简牍是政府行政书写的基本载体。秦汉时期官府有稳定的简牍供应途径。秦代由司空管理的刑徒直接制作简牍,西汉时期市买成品与自行加工相结合,东汉时期以财用钱专门购买,到了孙吴时期财用钱只是税收名目之一。这个演变过程与简牍制作趋于专门化以及国家对社会资源赋敛形式的变化有关。西北边地不同层级军政机构分配简牍的种类、材质、数量皆有不同的标准。有特殊需求则需要特别申请。民政系统简牍分配机制更复杂。简牍供给表现出国家对地方官府控制加强的一面,分配规则显示出集权体制的森严层级。简牍的特点,客观条件的变化,限制了集权目的之实现。书写载体等行政技术条件变迁是考察制度演变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

马王堆竹简《十问》“接阴”试探

本文结合传统文献考察马王堆竹简《十问》,认为“阴”即精、气,是与形体相对的概念,是一种维持生命活力的气。“接阴之道”是体系性的健身养生理论。接阴的方法主要有运动、导引、按摩、治气、食阴、心态平静、大脑松弛、睡眠等,其目的是通过导引、治气以达到强身、长寿,具体目标包括身体强壮、皮肤光泽、耳目聪明等。“导之以志”中的“志”,指的是心态平静以及保持这种状态的意志力。精气神是古人对生命机能的认知,而“阴”则是健身养生理论的概念。《十问》是一部以“接阴”为核心,从形体(身)与精气(阴)关系的角度来论述的健身养生的理论著作。

从出土汉简看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动因和路径

20世纪以来出土的数万枚敦煌汉简和新疆汉简,为汉代西域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史料,开拓了新的思路。通过出土汉简与传世文献研究,可发现汉王朝经营西域的主要动因是为了实现“四夷宾服”“海内皆臣”的政治目标,应对汉匈斗争这一贯穿两汉时期的主要矛盾。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随着汉王朝政治战略的推进,经贸政策也在不断变化,汉王朝以丝绸之路为纽带,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要路径的渐进式策略,通过应对西域各国对汉王朝的不同态度来不断调整适合于西域各国的经贸策略,最终逐步实现了中原王朝与西域的东西交流、民族融合,为后世历代王朝经略建设西域、维护国家边疆安全、实现大一统王朝治理奠定了基础。

简牍所见面积单位“亩”与“步”解析

“亩”是从耕地形态转化为面积单位的,即宽一步,周制长百步,秦汉长二百四十步的耕地为“亩”,西周以后也成了面积单位“一亩”的标准尺度。不同形状的耕地可以按这个标准来换算。“步”本为长度单位,秦汉以六尺为步;作为面积单位亦称“步”。随着井田制的解体,“亩”的地位上升。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初税亩”,开始计亩收税。秦孝公十二年接受商鞅的主张,“为田开阡陌”,彻底废除井田,执行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的新亩制。秦武王颁“命书”,强调《为田律》,规定“亩”的尺寸及配套设施,汉承之,遂成定制,历代相传。

《保训》写作年代考

清华简《保训》载周文王临终前以舜、微“求中”事迹勉励周武王。周文王生活在殷商末年,殷商时期虽然不乏关于“中”的文献材料,但这种“执中”的智慧只是殷商众多思想智慧之一,远没有上升到一般价值的高度,因此《保训》不可能作于周文王生前。西周制礼作乐,为何者为“中”提供了制度依据,但仍然没有人从周礼中总结出“执中”思想。《尚书》《国语》《左传》所载西周春秋人士关于“中”的思想言论,多是采用“A而B”“A而不A”“不A不B”“亦A亦B”几种方式,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西周春秋时期仍不具备《保训》写作的思想条件。春秋末年的孔子在恢复周礼过程中总结出“礼所以制中”的礼学精神,并从礼学中提炼出“中庸”的哲学思想,子思所作的《中庸》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中庸”学说,至此作为思想方法的“中庸”哲学走向成熟。然而,先秦儒家的“执中”是通过“叩其两端”而得到的“时中”,他们使用“执中”“用中”而从来不用“求中”,因此《保训》不可能是先秦作品。中国封建社会文人恪守“叩其两端”的“执中”本义,《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使用“执中”,朱熹《中庸章句》使用“执中”“用中”“处中”“取中”诸语。“求中”是现代人的语言。以此推测,《保训》可能是现代人的仿古之作。

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

西汉敦煌郡移民问题再探——以敦煌悬泉汉简为中心

通过对中原的贫民、流民、"应募士""徙边者"以及胡姓移民等几种类型移民群体的研究得知:中原移民以"关东下贫"为主,其中贫民、"应募士""徙边者"迁徙敦煌郡主要由当地政府遣员护送,而流民迁徙敦煌郡往往需要敦煌郡遣员招揽.敦煌郡极为重视移民接待安置工作,一般会给中原移民划定居住区域,分配田宅,并关注其后续生活.随着中原移民不断进入,敦煌郡劳动人口得以补充,农业经济获得发展.与此同时中原的生活习俗、儒家文化等传播到敦煌,形成移民文化,中原文化还以敦煌为中转将影响扩展至西域地区.此外,由于敦煌郡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外来胡姓居民也在此活动乃至定居,这些胡姓居民对于有助于推动西汉敦煌郡畜牧业、商业的发展和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助益.

新出秦简“新地”与秦代“差序疆域”的建构

秦简所见“新地”的界定应改变过去以时间界定为主线的研究取向,立足秦统一战争的宏观视角,考察郡制推展、罚戍署地规定与“新地”划郡而治、“东故徼”分界下的故秦地与“新地”,结合空间关系进行重新界定。“新地”实际以郡为单位进行划定,在时间上,“新地”可能是秦王政十七年至十九年间开始设置;在空间上,秦统一前东部边境防线“东故徼”变成统一后故秦地与“新地”的分界线。由此“中县道”、故秦地之郡与“新地”构成秦统一后的“差序疆域”。

战国时期古史系统简论

战国时期的古史系统,①可以分别从诸侯国和诸子两个方面进行考查,两者既有交集,也有差别。根据笔者的考察,周人的古史系统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到虞夏商周四代,再到炎黄古史系统的发展,此后诸侯与诸子竞相发展古史系统,但最终黄帝一元古史系统成为主流。②黄帝的传说来源久远,西周时期的《逸周书·尝麦》就已有了关于黄帝的记载。③但是出土文献中黄帝的出现相对较晚。田氏代齐之后,齐威王因齐在著名的陈侯因敦中提到了“高祖黄帝”。

由清华简《四告》相关语词谈古史道统说的传承及知识谱系

清华简《四告》由于语言及古史内容多与今《尚书》相合,公布以来备受学者重视。《四告一》中的“宅天心”,整理者指出其又见于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依今古文之间常见的异文关系,“宅”应读为“度”。^((1)) “天心”之外,《四告一》还有“天德”“纲纪”,《四告二》又有“天常”,它们是古史记述系统中的高频关键词。由这些词汇出发,我们可以将很多文献中的古史记述,彼此参互求证,更可见古史道统说的源流及知识谱系。^((2))(一)“天心”。

理论升华与史料分析相结合的力作——评贾丽英《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研究》

贾丽英教授所著《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研究》一书为2016年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2022年成功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作者以丰富的史料、清晰的架构、宏大的视野,系统、深入地阐释了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身份秩序的相关问题。具体而言,该书有如下四个特点:其一,精彩的理论升华。该书开门见山提出“爵刑一体”论,并明确衔接爵制身份(正身份)与徒隶身份(负身份)之间的核心身份是“庶人”。作者认为秦汉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个人的身份秩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上下流动的等级序列,有爵者、无爵者、徒隶,自上而下构成一个“爵刑一体”的身份序列。在秦汉社会身份演变过程中,国家政策导向、赦令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体现着中国古代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特点。“爵刑一体”论,不仅是统摄全书诸问题的纲领,而且具有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历代对孔子称管仲“如其仁”的解读——从安大简《仲尼曰》“管仲善”看

自孔子肯定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功业并称之“如其仁”,但又批评管仲之“器小”“不知礼”之后,历代儒家对管仲的评价各有不同,大致有三:其一,孟子、荀子以及董仲舒对管仲多有批评,忽视孔子称管仲“如其仁”;其二,汉唐至北宋时期儒家学者大都称管仲为“仁”,或同时又认为管仲有“器小”“不知礼”的欠缺;其三,程朱一脉以及后来儒家学者大都称管仲有“仁之功”,虽并非“仁人”,但与之密切相关。新出土的安大简《仲尼曰》明确讲“管仲善”,印证了《论语》中孔子称管仲“如其仁”以及后世多数儒家的解读。然而今有学者主要依据孟子轻视管仲的功业并言“以力假仁者霸”,认为孔子称管仲“如其仁”实指孟子所反对的“以力假仁”,而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蕴含着管仲“不知仁”之意,明显有过度贬低管仲之嫌。

试论出土先秦简帛文献的“牛”

出土先秦简帛文献记有的农业资料是先秦农业及其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但并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结合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记载,搜集整理出土先秦简帛文献所记的牛的资料,具体分析其中疑难文字的形音义,逐一探讨“■”“戠牛”“■”“■”等不同称法的牛,阐释总结牛的社会功用,以期为出土先秦简帛文献、先秦农业史和先秦农业科技史等研究提供借鉴。

百年简牍研究主题流变考:基于地域维度

基于百年以来出土的简牍文献,研究者已展开了大量研究。以简牍文献出土的地域为切入点,深入比较分析不同研究者对于简牍研究的主题特征,就会发现,不同地域出土的简牍文献特征存在着一定的差别,从而使研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主题。由于不同地域出土的简牍文献的研究侧重点存在着明显差异,由此构成了一个特征鲜明的简牍研究地域与主题分布的画卷。这一发现可望为简牍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中,将不同地域特征纳入其中提供参照。

从周家台秦简看中国古代的祝由术

周家台秦简完整地展示了古代祝由术实例,为精准了解古代神秘的祝由术提供了珍贵史料。祝由术的核心原理是依据病症推断出致病的缘由,然后针对导致疾病的对象采取祝祷措施,“祝由”一名恰好是这一原理的概括。祝由术是使令式的,而不是祈求。祝由术程序中有对病由的回报,或者是回报以某种好处,或者是回报以祭品,但属于诱惑性质。

论河西简文“胡驿(胡译)”“羌译”“羌胡译”“匈奴译”

居延汉简“译”“胡驿”简文,应是显示身分的语词。“胡驿”应当就是“胡译”,涉及在民族语言交流中的特殊职任。悬泉置出土汉简除“译”的身分外,又有“羌译”“羌胡译”“匈奴译”等。“羌译”“羌胡译”“匈奴译”应是胜任中原语言与西北民族语言对译的专职人员。有简例可见出身“羌”者。在西北边地行政生活中,其作用受到重视。“译人”在汉代民族文化交流中有重要的作用。考察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应当注意“译人”之表现的积极的社会文化意义。相关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西北民族关系史及丝绸之路史的认识。

清华简《保训》释义

以整理者的严式释文为底本,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重新释读清华简《保训》。在研究方法上,注重运用“二重证据法”,将《周易》《尚书》《逸周书》等传世文献与《保训》相比较,又征引马王堆帛书《老子》、清华简《五纪》等出土文献与《保训》相印证,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来发掘《保训》的真义,并将之作为章句训诂的依据。《保训》是周文王的临终遗训,文王追述了黄帝之质朴、舜之良善、微之理智、汤之义勇,并将自己所秉持的诚实、公正、宽容、不懈之道传给武王,叮嘱武王要心存敬畏、勤政用贤。《保训》对于中国上古史尤其是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地湾汉简《孝经》残文考论

《地湾汉简》编号为86EDHT∶17的残简正面为《孝经·诸侯章》经文,背面为其传文。残简经文语句顺序与今本《孝经》有异,而与今本《文子》相同,但后者为东汉时人所伪造,故残简不可能是“《文子》残章”,而应该属于汉代的今文本。《孝经》与今本《文子》分别对竹简《文子》相关论述进行过改编,其将王者不骄不溢的论述,改造为诸侯“制节谨度而能分施”的主张,反映出晚周天子衰微诸侯力征的时代背景,也适应了汉代王侯“制节谨度以翼天子”的时代要求。

清华简《五纪》“大音”与《五音图》图式略论——重读李学勤先生《伶州鸠与武王伐殷天象》

受李学勤先生《伶州鸠与武王伐殷天象》之文的启发,从“中国传统学术乐律和历法长期不分”的角度,重审清华简《五纪》中的“大音”问题和《五音图》中的“五角星”图式问题,得出一些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