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戴三叉冠人物身份再考

回鹘三叉冠造型独特,是研究回鹘文化的重要历史遗存,关于其佩戴者身份众说纷纭,主要包括回鹘王、回鹘王子、元帅及乐师等。然而,这些解读往往缺乏系统性的论证与深入分析。本研究在现有观点的基础上,首先对回鹘三叉冠佩戴者的身份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分类,通过比对图像资料与文献资料,将三叉冠的形制及其象征的身份进行了归类,指出其身份象征随时间的演变而发生变化。并采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探究了三叉冠在回鹘文化中身份象征演变的深层原因。研究发现:回鹘在西迁前,受到萨满教及阿尔泰系部落生活方式的影响,三叉冠主要象征回鹘王或部落首领。西迁后,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佛教的兴盛,三叉冠的身份象征逐渐世俗化,扩展到王子、贵族以及高级军官。

青州风格鹿野苑式佛像的传播与发展

古青州地区出土大量北齐隋代鹿野苑式石刻立佛像,多数着通肩式袈裟,少数着袒右肩式袈裟、右肩半披式袈裟、双领下垂式袈裟,造型受到印度、东南亚鹿野苑式佛像影响,同时深度汉地化、青州化。在核心区域形成青州、诸城两个各有特征的造像组群,外围区域囊括济南、临沂地方,辐射区域远及冀南、皖北地方。

独乐寺观音阁辽代十一面观音像的材质分析

独乐寺观音阁内十一面观音像保存至今,泥胎存在裂隙、空鼓、脱落等病害。利用超景深三维显微镜、X射线衍射分析(XRD)、激光粒度分布仪等对观音像泥胎进行了材质分析。通过控制砂、纤维含量,分析泥塑试样的收缩性,并探索纤维含量对泥胎收缩性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观音像泥胎的制作原料取自当地,其中土颗粒粒径多在5~70μm之间,约占总量的79.5%;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和伊利石,还有部分钠长石和钾长石,以及少量的高岭石。粗泥层含砂量约为35%,麦草(麦秆及麦壳混合物)含量约6%~9%,长度大多在2 cm以下;细泥层含砂量约为30%,麻丝含量约2.1%,长度大多集中在2 cm。麦草和麻丝的加入对泥胎的收缩均能起到抑制作用。随着麦草含量的增加,抑制作用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掺和6%的麦草抑制作用最好;添加麻丝可使试样的最终线缩率显著减小,但麻丝的多少对线缩率的减小幅度影响不大。观音像泥胎的原纤维配比就有很好的抑制收缩效果。本次研究获得了十一面观音像泥胎的材料组成信息,得出了纤维占比对泥胎收缩性的影响,为十一面观音像的修复与保护提供了参考。

丝绸之路与茹河道沿线佛教遗存

茹河道是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交通网上非常重要的一段,其开通时间早,距离长安较近,沿线曾经上演过许多历史壮剧,留下许多中西文化交流的遗迹,众多的佛教石窟、碑塔及金石造像镶嵌在沿途的摩崖或道旁,静静地守望古道,折射出昔日中外文化交融的盛况。

广安冲相寺唐代摩崖造像(760年代之前)编年研究

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龛位于四川省东部广安市广安区渠江北岸。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龛是为数不多的从隋代到中晚唐时期持续建造的摩崖造像龛之一。本文选择各期保存良好且特征突出的造像龛进行分析,明确各期龛内造像的特征。通过考察与四川其他地区造像的关系,确定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龛的历史地位。本文进一步阐明,广安冲相寺摩崖造像龛积极吸收各地新流行的造像风格并持续建造,但未能创造出新的流行形式,这正是其最大的特点。

山西沁源枣林庄、柳湾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2021年1月和4月,山西大学考古系对山西长治沁源枣林庄、柳湾摩崖造像进行了两次调查。枣林庄摩崖造像开凿有3个主龛,龛下刻有供养人形象及题记,据造像题材与风格推断应开凿于北魏晚期。柳湾摩崖造像共有12龛,风化较为严重,根据造像题材与风格推断应陆续开凿于东魏北齐时期。此次调查为研究晋东南地区北朝佛教遗存的年代序列以及佛教的传播路线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麦积山石窟塑像背光保护加固研究

麦积山石窟因崖体岩性及环境影响,以崖体为依托的壁画不易保存,故现存洞窟以彩塑居多,而塑像中又以泥塑为主。受时间、赋存环境及其制作工艺的影响,塑像背光会出现空鼓、地仗脱落等病害,其中有些已经塌落,有些随时可能塌毁。对128窟西侧胁侍菩萨背光进行保护修复时,在采用木锚杆挂长麻后往内部填泥的传统方法基础上,结合局部灌浆加固,将处于稳定状态的空鼓部位边缘进行竹片串联封护;94窟主佛背光壁画的保护修复考虑到其复杂的赋存环境,未进行灌浆加固,对木锚杆拉设长麻及空鼓部位边缘封护过程也进行了全局把控,使加固点互为整体。两次保护修复效果表现良好,可为今后麦积山石窟以及其他石窟的同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陇东地区北周隋代菩萨造像特征研究

陇东地区是中国佛教美术发展的重要地域,境内出土的北朝晚期至隋代造像以泾川龙兴寺出土为代表,是认识陇东甚至中原北方西部地区此阶段造像的重要资料。其中的单体圆雕菩萨造像特征明显。本文从菩萨像尊格判定、服饰、装饰物样式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探讨其与周边长安、南朝造像的关系。

北齐佛教造像的色彩

响堂山石窟是与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并称的古代三大皇家石窟造像群之一,最初开凿于北齐时代,后经隋、唐、宋、元、明各代加以增凿。笔者通过对响堂山石窟、邺城、曲阳佛教造像以及响堂山北齐石窟中所使用色彩的调查比较,对响堂山石窟北齐洞窟中所见色彩进行了初步考察研究。

北魏洛阳永宁寺泥塑初探

北魏洛阳永宁寺位于北魏都城核心区,是由皇室出资营建的佛教寺院。根据记载,寺内有九级木塔,高百余米,是中古中国最高的建筑。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永宁寺遗址进行多次发掘,揭露出寺院遗址及塔基全貌,并获得大量泥塑像残块,为认识北魏时期的佛教建筑和艺术提供了丰富资料。本文从文献入手,还原永宁寺所处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环境,并进一步以风格和技术为手段,探索永宁寺出土泥塑的来源问题。

易县八佛洼辽三彩琉璃罗汉造像研究

河北省易县八佛洼辽代三彩罗汉造像是以琉璃工艺制作的罗汉像,民国期间发现于易县八佛洼半山睒子洞中,而后被国外古董商带到世界各地,现存世仅11尊,收藏于世界各个国家的博物馆中。这批罗汉造像在西方被认为是非常罕见的中国写实主义雕像,从被发现以来,就一直深受美术史学界的关注,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原产地点进行补充论证,对其造型风格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其与山西、山东两座宋代寺庙中的罗汉造像部分表现形式接近,极有可能与这两地的宋代罗汉像参照了同种绘本或彩塑,进而对易县三彩罗汉造像的艺术特点及陈设配置等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探讨易县三彩罗汉造像极高的艺术价值,认为其代表着中国古代写实主义艺术的最高成就,并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飞来峰石窟造像分期与时代风格

浙江杭州飞来峰石窟造像可分为五期——吴越国、北宋、南宋、元、明,各个时期的佛教造像表现出对前代样式与风格的继承及其自身的创新性。总的来看,吴越国时期造像在题材、样式与风格方面主要继承了唐代传统,其创新性表现在个别菩萨像所着之佛装中,启发了北宋菩萨像的新样式。北宋杭州继续流行十八罗汉与五百罗汉题材,现存的一些造像对研究晚期中国佛教艺术的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如飞来峰第5龛的卢舍那佛会图、第28号禅宗六祖像,是中国现存同类图像的最早作品。南宋开凿的飞来峰第68龛又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处以布袋和尚表现未来弥勒佛与十八罗汉的组合。元代飞来峰造像在全国独树一帜,以其无与伦比的汉、藏式石刻雕像展示着对宋代艺术的继承以及来自尼泊尔与西藏的影响。在明代,杭州佛教及其艺术开始衰落,现存飞来峰理公塔造像主要表现为民间风格。

成都地区汉墓出土动物俑研究

动物俑作为汉墓中重要的随葬品之一,对于反映汉代的社会经济、农业生产及丧葬思想具有重要的作用。动物俑的种类多样,主要有鸡、狗、鸭、猪、牛、羊等家禽家畜,也有鱼、蟾蜍、猴、虎、熊等野生动物。成都地区作为汉代蜀地的核心区域,出土了大量动物俑。文章通过对成都地区动物俑的研究,不仅可以梳理该地区动物俑的发展演变规律,还能以点概面地总结出蜀地动物俑的整体特点。

解锁千年塑匠创造密码——微观敦煌莫高窟第45窟龛内北侧唐代彩塑菩萨的发现

通过微观莫高窟唐代第45窟北侧菩萨的发现,引发聚焦古代雕塑匠师的探究,以同理心摹拟、穿越千年时空,推演情景再现。通过解构,提取匠师运用美学法则驾驭艺术表现的创造能力与高超技艺,确认这尊菩萨像的美学价值。

四川安岳新发现千手观音经变造像调查研究

在四川省石窟寺专项调查过程中,四川大学调查队于四川安岳新发现一例宋初千手观音经变龛。该龛经变由浅浮雕“十五善生”与高浮雕千手观音及其眷属构成,千手观音居中,“十五善生”居两侧。该类型千手观音经变为川渝地区首次发现,丰富了川渝地区千手观音造像资料,反映了川渝、敦煌的佛教文化联系。

陕西韩城普照寺彩绘泥塑制作材料与工艺研究

普照寺位于陕西省韩城市,寺内现存有五尊精美绝伦的元代彩绘泥塑。为了解普照寺彩绘泥塑制作材料与工艺,采用光学显微镜、X射线衍射仪、显微红外光谱仪、显微拉曼光谱仪、扫描电镜-能谱仪和X光照相等技术手段进行科学分析。结果表明,普照寺彩绘泥塑内部结构为十字型交叉木骨架,粗泥层和细泥层塑土矿物成分基本一致,具有强度高、抗风化能力强和可塑性好的特点;粗泥加筋材料为麦秸秆和麦粒壳,细泥加筋材料为棉和麻;颜料层显色成分除蓝色外均为古代壁画常见的矿物颜料,存在重层重彩情况。研究结果将为普照寺彩绘泥塑的后续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并为陕西地区元代彩绘泥塑传统工艺的研究补充科学信息。

藏传佛教上师造像与艺术鉴赏

公元13世纪,随着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西藏与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藏传佛教及其造像艺术开始在内地传播。尤其是,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赴北京后,内地也形成了佛教艺术流派——宫廷梵像艺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永乐和宣德年间,宫廷专门设立造像机构,称为“佛作”,专门铸造宫廷汉藏风格的造像。在人员交流上,明、清中央政府不时邀请西藏的高僧大德到内地讲学,使得佛教文化艺术在内地得到极大的发展。也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佛教艺术交流,为中国佛教雕塑艺术发展增添了光辉灿烂的篇章。文章选取制作年代确切、质地优良、工艺独特、保存完整的上师题材造像,对各教派的上师造像进行了比较研究与艺术鉴赏。认为,上师造像鉴定要根据造像的肌体、姿势、脸型、双目、口型、顶发、手印的特征,以及铭文题记、法帽样式、肖像形态、制作年代,工艺风格、胁侍随从等方面进行考究。

关中地区北周镇墓武士俑的艺术特征与文化价值

以关中地区北周镇墓武士俑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考古学研究方法,对武士俑的分类及组合进行考察。指出北周镇墓武士俑具有造型性、再现性、表现性、民族性、时代性等艺术特征。并认为在时空差异下所蕴含的艺术内涵有着明显的区别,尤其在民族性和时代性方面体现了在交融背景下所形成的不同社会文化。

广元千佛崖睡佛龛造像彩绘颜料分析研究

睡佛龛开凿于唐高宗末至武周时期,造像多次妆彩。以睡佛龛造像彩绘为研究对象,应用Raman、XRF、XRD、SEM-EDS、PY-GC-MS等多种检测方法对彩绘颜料层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历史上造像妆彩多达3次,彩绘红色颜料为铁红、铅丹、朱砂,蓝色颜料为青金石,绿色颜料为碱式氯化铜、石绿,白色颜料为硫酸铅,黑色颜料为炭黑,胶结材料为动物胶。该研究成果为后续保护修复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徐人伯:原大秦俑首位复制者

1979年3月,陕西省召开旅游纪念品生产座谈会。会议进行到一半,各项产品任务已被认领,唯独复制原大秦俑这项任务没人敢承担。时任西安玩具厂工艺师徐人伯最后大声表态道:“这任务,我们接了!”三个月后,我国第一个仿古原大秦俑复制获得成功。1989年11月,深圳锦绣中华微缩景区开业,其中秦兵马俑一号坑的设计制作者,正是徐人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