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礼仪传承与重建的意义、策略和路径

提炼文化基因,推进当代文化建设安德明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其在当代社会建设中的作用问题,是包括民俗学在内诸多学科长期关心的重要话题。萧放教授和他的团队完成的《有礼如仪》这部著作,通过对人生仪礼的传承与当代转化发展的深入探讨,为上述问题的研究贡献了一部厚重成果。除了选题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之外,该书尤其在以下两个方面体现出有启发性的优点。

世界社会的日常生活:兴起与影响

日常生活是真实个体相互关联所构成的现实过程,一定是在特定时空存在的,必然具有在地性和共时性。人类基于交通和通信等人际连接技术在当代的革命性变化,日常生活的在地性和共时性已经从容纳在地方、国家发展到世界社会——这是一个我们正在见证的趋势,它也正在促使社会科学的重塑。民俗学追寻日常生活的世界性,可以拓展自己的对象和视角、方法,迈向世界社会日常生活研究的民俗学。

试论“表演研究”的解构力

“表演研究”是国际民俗学界最重要的研究范式之一,它借助于“讲述的民族志”,把研究的焦点转向了口头艺术的表演行为与事件,考察口头艺术如何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特定的社会功能,交流特定的文化含义;它通过比较戏剧、仪式、游戏、庆典、游行等人类文化行为的共性,提出了“表演的广谱”的概念,进而把“表演”提升为人类的本质性特征;它还借助于现象学的观念,强调“表演”的概念中所内含的“身体—主体”维度,反思并批判了主体哲学、意识哲学的传统。“表演研究”在上述三个层面反思并解构了民俗学的传统假设,为学科的自我更新提供了崭新的学术话语资源。

现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与实践民俗学的探索

日常生活是民俗和传统文化的寓所。日常生活转向,为民俗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其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问题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更新。借助日常生活转向,无论是将民俗作为对象,还是将其作为方法,中国民俗学理论体系都得到了相应的拓展。在此过程中,实践民俗学不仅是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提供了落地的路径。

日常生活研究的现代视野、学术取向与发展趋势——“日常生活的当代处境与可预前景”研讨会综述

为了对近年来日常生活研究进行总结与反思,并探讨其未来研究方向,2024年5月24日至26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间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的“日常生活的当代处境与可预前景”研讨会在浙江金华举行。与会者评述了关于日常生活的若干重要理论与研究态势,并对日常生活研究的当代处境与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深入探讨。会议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四个方面:日常生活研究与实践民俗学的学术旨趣与发展趋向、日常生活视域下的文化认同与意义建构、“现代学”视域下的日常生活实践、现代日常生活中的民俗传承。

仪式传统与日常生活——以厦门吕厝“送王船”仪式为例

“日常生活”研究强调将传统仪式与其过去、当下和未来相联结,特别关注传统仪式的当代意义。在“日常生活”视角下,民间传统仪式是村民日常生活的凝聚与强化,也融于村民日常生活之中。以厦门吕厝“送王船”仪式为代表的传统仪式,源于民众的神灵信仰崇拜与现实生活需求,并在民众、村落与国家等多方的推动下实践传统。在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后,该仪式在仪式组织、仪式形制及参与人员等方面发生改变,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以日常信仰活动、村落建设、文化标志与集体民俗展演等形式融入民众现代生活中,亦通过民众日常生活实践增强仪式发展活力。

厨房里有人:川菜的厨师视角

根据自身在不同场合学习川菜的经历,特别是在成都一所职业学校学习厨艺的经历和两个月参与观察两家专业餐厅厨房的经历,作者对食物及其烹饪工艺进行了探索与思考。首先,关于川菜的知识可以分为两种:称为“烹饪”的一套厨房技艺,以及称为“美食”的关乎品味知识的社会面貌。其次,这两种关于食物的知识的复制都变得非个人化。烹饪工艺的传承已经从师徒关系演变为基于文本,而随着川菜发展成为全国和全球品牌,烹饪文化也变得标准化。结合田野调查实践、食物文献史的梳理,作者在比较中强调:关于川菜的知识传承的根本差异显而易见;具身性知识对田野研究非常重要。

河伯娶妇传说溯源——兼论“替罪羊机制”

向河伯献祭少女是民间传说“河伯娶妇”的核心,这一古俗源自受“超验存在”支配和驱动的原始自然崇拜。从“神话历史”角度对河伯黄河水神自然神属性的建构与认同再认识的同时,借助“大小传统”理论围绕河伯本身及献祭行为做出系统梳理,指向“以女妻河”背后存在群体献祭暴力以及被献祭对象成为群体替罪羊的同时,进而借“仪式性死亡”在强调献祭合理性中促成附着杀戮色彩的群体暴力转化。在群体罪责转化至个人、不祥暴力转化为吉祥暴力的两次转化基础上,结合民间传说的特质提出第三次转化,即集体迫害行为随传说在后世的文字和口头传播中被淡化或隐藏。并从民间传说作为另类历史文本的角度出发,提示其作为迫害文本的可能性和文化人类学视域下的可解读性。

仪式空间中传承人的身体实践研究——以天津皇会为例

身体是人理解自身与社会的主要途径之一,身体实践是一种内源性实践,在不同的空间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既扮演文化记忆载体的重要角色,同时也是人与空间沟通的桥梁。文章以天津皇会为个案,探究祭典仪式空间中传承人的身体实践特征,分析空间与身体的关系,解读身体实践规训与狂欢的内涵、摹仿与搬演的模式,最后强调了集体性建构与传承的观点,即遗产保护的指向。

青铜时代爱琴印章中的神显异象研究

青铜时代爱琴地区的印章主要分布在克里特与希腊本土两地,并不涉及其他地方。此时爱琴地区印章中的神显异象主要表现的是神明降临人间,人类看见神明并最终获知神意的场景。此时爱琴地区印章中的神显异象发生的途径有两类:国王或王后直面神明的真身,以及神职人员通过梦幻看见神明的化身。上述这两种神显异象的发生地皆在野外,石头与树是神显异象生成空间的主要建构要素。青铜时代爱琴印章描绘的神显异象与此时地中海东部地区神话叙事中的神显异象基本相同,同时与荷马史诗表述的神显异象情景基本一致。这就说明,青铜时代爱琴地区印章中的神显异象并不是虚构的神话图像,而是真实的仪式场景。此时爱琴印章中的神显异象建构了王权意识形态体系,同时成为王权意识形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神话历史:文学人类学新文化史观述评

对当下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存在诸多“影响的焦虑”。一是将文字文献作为主要的或唯一的研究对象后所陷入独断论式的研究模式;二是盲从西学方法论造成中国本土知识理论体系的形式断裂与意义含混;三是跨学科研究和跨文化解释的“间距思维”还远未产生重新定向的问题意识和多维互动的研究视角。针对这样的人文现状和学术短板,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立足本土构建出系统的新史料观和阐释策略,将国学传统与“预流”之新学紧密结合,对现代学术研究范式做出深刻反思和全面再造。即以四重证据法作为重新激活历史叙事和文献文本潜能的理论工具,利用四重证据的多种组合性互动方式,呈现文化文本的发生过程;引入万年大传统的学术视野,在长时段中重构文化小传统中各类符号形式的意义,形成有关早期中国文明的认知新模式和知识新谱系;围绕前文字时代的神圣符号物——“玉礼器”,抽绎出一套以玉教信仰为文明原型和想象基础的中国神话学思想系统,这是一次以玉为符码贯通史前史和文明史的当代知识创举和新文化史实践;共同构成了文学人类学派的神话历史观。

食物备制与社交意义的再生产——以豫东年节花馍备制场域中的“玩”与“做”为个案

豫东乡村年节期间,蒸花馍是极其普遍的仪式性活动,这也使得生活于地方社会的民众对这一民俗现象习焉不察,但也正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文化实践中,民众通过花馍备制实现了社交意义的再生产。立足于田野个案,豫东乡村社会花馍备制场域中实践主体“玩”的基本表述语汇和“做”的行为实践策略显示出,人们虽然在口头表述上用“玩”表达游戏的概念,但实际上却是以精益求精、全身心投入的态度在“做”。在看似截然相反的两套逻辑中,“玩”与“做”的共通之处在于社交意义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是基于地方社会的民众对于“巧”和小群体交流以及群体性审美期待的重视,经由此不断去达成进行多层次社会交往的目的。

由巫饰礼:丝帛作为文化基因的神话编码

丝绸文化不仅承载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更是凝结着中华文明的精髓。从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到文献记载的文字文本,丝帛作为礼器的神话叙事,始终贯穿于华夏文明的建构脉络之中,上可溯源至文化大传统时期的原始巫术传统。依据荀子《礼论》总结,丝帛在“事生、送死、祭祀、师旅”的四个环节始终发挥“饰礼”的神圣功能,与玉礼器、青铜礼器等互相联动,在华夏文明认同形成进程中进行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统合,成为中华文化独特的文化基因。运用文学人类学的N级编码论,我们可以在历时性的动态视野中厘清丝帛文化文本的生成路径,阐明丝帛文明传承不衰,成为万年中国文化核心基因的编码过程。

宋代端午服饰艺术特征研究

宋代端午服饰的艺术特征主要体现在服饰形制、纹饰、色彩三个方面。遵古与创新、内敛与外放、禁锢与突破三组对立统一的关系诠释了宋代端午服饰形制上的特征;自然与超然、均衡与调和、繁复与简约三组概念对纹饰特征予以概括;而正色与间色、单色与五色、复色与杂色三对色彩概念的使用反映出宋代端午服饰在以色名身份、别等级的基础上,以色辟邪禳毒、以色祈祥增寿等迎合端午节俗为主的色彩特征。宋代端午服饰艺术特征综合体现出宋时端午衣饰因社会文化、生活习俗、着装风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下所具有的时代化创新与审美。

节日影像与当代中国视听形象的建构

对于全球大多数国家而言,从历史中延续至今的文化遗产都是国家形象体系中必不可少的构件。在文化遗产的诸多事项中,传统节日不仅是一个文化唤起和文化参与的时间契机,其本身也蕴含了丰富多元的要素与内容。本文以影视剧和综艺节目这两个形态的节日影像为研究对象,探究了文化遗产在当代视听创作中的话语表征方式。与传统的纪实类作品相比,本文所研究的节日影像突破了纪实假定中对于历史真实性的质询,而进入到一个诗学的共鸣模式。一批古装影视剧通过故事世界、历史叙事与“节日-博物馆”的营造,让观众重返历史现场,达成了节日沉浸的效果;而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创作的文化综艺类节目不仅营造贯通古今的文化共振,也依靠“第三时空”实现文化创新,形成了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情境的历史自觉。

传统村落文化整体性数字化保护与振兴研究

传统村落中,形成了众多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间蕴涵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基因。然而,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亡,做好其保护工作是重中之重。在保护过程中,应从民众生活出发,贯彻整体性原则,在传统建筑修旧如旧的同时,进行传承性生活相的自然修复;在对村落文化进行数字化记录、保护、整理、展示的基础上,盘活村落优秀文化资源,使其活化、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由此带动乡村振兴。

民俗传统在新技术语境中的转化与创新

新时代技术飞跃创造出新语境中对于传统文化重新表述和阐释的可能性,推动着包括民俗在内的文化传统在当代发生转化和创新。口头文本与书写文献在影像表达中的继承与发展表现出新的时代特点。从叙事传统的口头、书写、印刷、数字化等多种表现形态上可以看出,以往单向的、线性的、不可逆的传承和传播,已经转变成为多主体的、交互式的、时空叠加的、场景化的交流和共享。民俗传统在当代社会消费主义倾向中逐渐出现了商品化倾向,脱离了旧有意义,逐渐转向对社会中新增长的文化需求的满足以及对于形式的观看、审美及消费。

中国神话研究中典籍文献搜集整理述论

历代典籍文献是中国古代神话研究中非常重要的“第一重证据”。近百年来,神话类典籍文献的搜集整理经过了爬梳剔抉、熔铸提炼、分类汇集三个阶段,粗略地搭建起中国古代神话的基本框架,使之成为一个较为成型的系统。但是,相对于“第三重证据”——民间口传神话的搜集整理而言,中国神话研究中典籍文献的搜集整理在规模上、范围上、内容上、数量上都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因此可以从经、史、子、集中神话文献的再梳理和补充搜集整理、纬书中神话典籍文献的搜集和整理、道家典籍文献中神话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地方文献中神话典籍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几个方面入手加大力度,以为中国古代神话的整体研究提供更为翔实的第一重证据,助力中国的神话理论研究走向世界神话研究的前列。

“家乡民俗学”众人谈

安德明:“家乡民俗学”最初成形于近二十年前的民间文化青年论坛,那次网络会议形成了许多有创新性的话题和研究方向。我最初的思考,是想概括中国现当代民俗学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即大量研究者均以自己家乡的民俗文化为调查研究对象的情况,并试图从一个新视角来反思和探讨中国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同时,参照国际学界相关研究成果,通过总结中国民俗学史上的家乡研究潮流并结合自己在家乡进行田野研究的经验,探讨民俗学的家乡研究在学术史上的表现及其优劣得失等问题。

民俗学视角的生活世界微观史

本文论述了日本农村近代化过程中出现的vernacular式的所有权观念和资源利用方式。日本政治和经济的近代化始于19世纪中叶,政府积极引入了西方的法律、制度、技术及知识。然而,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一边自觉或不自觉地游离于西方逻辑之外,一边创造出与自身独立和自我生存相关的vernacular经济形式。既往的经济史和法律史研究侧重于正统历史,鲜有涉及vernacular经济问题,而本文则聚焦日本农村的vernacular经济现象,揭示出蕴含其中的“半”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