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城市“摩登”现象及其论争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主要城市生活中的“摩登”现象极为普遍,凡是城市生活中带有潮流式的东西皆可以“摩登”称之,其中许多内容反映着城市市民在生活中追逐世界潮流的步伐。官方对“摩登”现象多持否定态度,民间对“摩登”现象则是敌视与维护的言行并存,舆论严重撕裂,由此形成了思想舆论界的“摩登肯定派”与“摩登否定派”的论争,这是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在接触过程中产生的碰撞与摩擦的具体体现之一。由此可以了解彼时国人对于西方新奇事物的排斥、选择与扬弃。许多优秀的外来事物就是在这种博弈中逐渐被中华文化所吸收、借鉴,成为民众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社会则在这样的冲突、选择与认同的过程中不断演进与发展。

新型婚育文化视角下农村彩礼现状及治理路径研究——基于中西部地区H省的调查

培育新型婚育文化是新时代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彩礼作为婚育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适龄群体的婚恋生育意愿。农村“高价彩礼”问题相较城市更为突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选择中西部地区H省为分析样本,通过大型问卷调查来客观呈现H省现阶段农村区域不同群体的彩礼态度,并通过预期彩礼价格、实付彩礼价格、彩礼嫁妆比等多个量化指标来测量农村区域的彩礼治理现状与存在问题。根据研究结论,提出要积极引导移风易俗,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完善婚恋公共服务,优化婚恋友好环境等建议。

中国传统冰雪运动文化的时代价值

为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体育故事、全面发展冬季运动,采用文献资料法、观察法、访谈法等方法,总结了我国传统冰雪运动文化的基本内涵,分析了新时代发展传统冰雪运动文化的重要价值。提出在增强文化自信、保障文化安全、繁荣体育史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提升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的文化内涵、增进民族团结与文化交流、丰富世界冬季运动文化方面下功夫,为中国式体育现代化建设提供民族文化力量。

民俗文化视域下的云南兴蒙蒙古族之旱涝灾害应对考察

云南兴蒙蒙古族是杞麓湖滨农耕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之一。元明清以来,随着当地蒙古族的农业开发,杞麓湖西畔的蒙古族聚居地逐渐成为滇中的重要粮仓,然而,严重的水旱灾害常常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破坏。兴蒙蒙古族的民俗文化应对主要包括生活经验的传承、自然崇拜的祈愿和日常生活的禁忌,这些旱涝灾害的民俗文化应对一方面能较好地使民众意识活动脱离对特定事件因果的沉浸,调节当地群众的消极情绪,提升安全感,成为居民情感的疏导口;另一方面,浸润人民群众生存智慧的灾害经验总结和应对是当地蒙古族经历代传承留存的民俗文化精髓。

神圣与世俗:仙回瑶族度戒献祭仪式的教育人类学分析

涂尔干以“神圣”与“世俗”的二元理论深刻阐述了宗教现象的特殊本质,对宗教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本质上说,宗教是人神互构、圣俗交织而成的一种客观社会建制,反映了个体与自我、个体与社会的交互关系,介于圣与俗之间。现代社会不断变迁,科学发展、政教分离以及传统制度性宗教的衰落并未剥离个体和社会的宗教性,反而在更高层面上促进了人的世俗性与神圣性的统一。度戒作为道教、佛教与瑶族自身原始宗教融为一体的综合宗教习礼活动,象征着瑶族男子历经灵魂洗礼最终成长为完整个体的过程,是瑶族青年学习族史族规、礼仪道德和戒律条文,实现身份社会性转变的一项宗教仪式。度戒在人与神、人与人的对话中控制和建构着瑶族社会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评价标准甚至是生产生活方式,蕴含着深刻的神圣力量与伦理内涵。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度戒仪式的世俗教化与宗教巫术难以分割,在发扬理想价值的同时,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转型与反思同为重要。

行为艺术视角下的鄂州嵩山百节龙游祭表演

鄂州嵩山百节龙游祭活动本质上不是行为艺术,而是一种民俗祭祀形式,但它在表演形式、观念表达和观众状态上却表现出行为艺术的某些特征。嵩山百节龙以独特的行为艺术的方式弘扬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酬世文献与中国传统礼制的“下移”

明清以来,“酬世文献”甚多,但其编纂目的在于日用应酬,多为民间坊刻,印刷粗糙,版本混乱,用之即弃,所以存世较少。目前至少可梳理出《酬世锦囊》《应酬汇选》和《乡党应酬》三个系统,其祖本可溯源至清初乃至元明的民间日用类书。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主张“应酬即是格物”,“应酬即礼”,为日用应酬的礼仪化和酬世文献的编纂做了理论铺垫。作为一种礼仪手册,酬世文献延伸并细化了宋代以来的庶人乡礼,打破了“庶人无酬酢之礼”的限制。酬世文献中的礼文,是明清以来民间礼仪活动中口头言说、文字往还、人神沟通的主要文本资源,其中的活套、丽句、佳联极便于下层行礼者模仿套用,促进了礼文在民间社会的应用。乡间礼生、“下层读书人”或“平民读书人”,都是酬世文献的传播者和应用者。民间酬世文献的流行,推动了传统礼制的下移和礼仪之邦的形成。

明代地方公共典礼的庙堂设计

明代地方公共典礼不同于庙堂典礼和庶民礼仪,是指在各府州县乡、都司卫所等地方的公共领域内公开举行的,由地方政府官员主导、官民共同参与的仪式活动。地方公共典礼以仪式展演的方式表达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关注,于润物无声中指向地方社会秩序的建构。明代的官方礼书、典制类史籍,以及大量官箴书中关于地方公共典礼的集中记载,展现了庙堂设计视角下公共典礼的形成及其内容。具体来讲主要包含3类:一类是官署公式,包括新官到任典礼、朝廷遣使各处开读诏敕典礼、进春鞭春仪、庆典朝贺仪与进表笺仪、日月食救护仪;一类是崇教化类礼仪,包括庙学释奠、释菜与行香礼,以及乡饮酒礼、乡射礼;一类是公共祀典,主要指各级各类坛庙祭祀。这些典礼仪式举行于开放的公共空间,以地方公共事务为内容,体现了地方社会的公共权力,推进了地方公共礼仪文化的形成。对明代地方公共典礼的研究,是理解明代地方社会礼仪秩序建构的重要内容。

秦汉战鼓在群众广场舞中的推广价值与路径探索

秦汉战鼓作为一种流传两千多年的民间传统艺术,属于群体性活动的艺术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在我国全民健身运动发展的当下,通过文献资料等方法,对秦汉战鼓的历史渊源、发展演变、艺术特征和社会功能进行简要分析,探讨秦汉战鼓在群众广场舞中的健身、社会、审美和文化价值,探索其推广路径,对于秦汉战鼓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吐鲁番等诸民族间丧仪葬俗之交流——以汉藏回鹘西夏《十王经》存本谈起

敦煌与吐鲁番地区都是中古时期诸多民族聚汇、也是诸多宗教交融之地,诸民族的丧葬仪俗也会存在交流融通,现虽详考明述还较困难,但借助中古广泛影响民俗丧仪的《十王经》来作某种探查或为可行。敦吐两地都出有汉与回鹘经本,此经现知还有西夏与西藏本,敦煌又由汉、藏、回鹘、西夏诸族主导过当地政权。因而,藉此窗口线索考察诸宗教民族丧俗因素,或可了解诸族宗教之交流并获知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状态。

器物文化视阈下宋代服饰审美研究

文章从器物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文献研究法、图像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在古籍文献、传世图像与出土文物中钩沉索隐,撷取宋代家具、瓷器类型与服饰形制风格,或就色彩装饰进行比较分析,归纳推理宋代服饰器物文化内涵及其审美价值。研究表明:宋人对待家具、瓷器及服饰器物文化的态度,既有承续传统的“大道至简”思想的体现,也有文人精神与“世俗化”思想的体现。宋代服饰基本遵循清雅简素,但局部装饰却材美工巧、富丽雅致,其服饰形制风格具有一定的“近世化”特征,这是宋制汉服能够在当代社会流行的重要原因。文章为传统服饰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必要的理论支撑。

礼乐文明的未来图景——媒介转换与礼图图像审美属性的凸显

礼图是礼经的图像转写,是对经典世界中礼仪行为的形象化表达。礼图既有礼的属性,又有图的属性,它不仅是礼经的附属物,还应有其作为图像的艺术审美意义。从图像视角来审视以往被用作经学解释工具的礼图,可以窥见它在不同媒介下的形变。经历印刷礼图、影视礼图、数字礼图等不同媒介形态,礼图呈现出不同风格的礼乐情境。礼图媒介形态的更新,凸显了礼图作为图像的审美属性,打开了礼图溢出经学研究领域以外的能量,使礼图助力人类重返礼乐文化生活成为可能。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共同体的建构与影响(1918—1937)——以北上广三地报刊为中心

学术报刊作为知识生产、传承、传播的重要载体,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共同体及学科的早期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共同体与学术报刊间是彼此契合、互相成就的共生共存关系。在学术报刊的中心表达与边缘互动的作用机制下,学术共同体得以初步建构起来。中心表达主要包括:学术思潮的引领、学术研究的示范、学术交流的推动、学术人才的聚合等;边缘互动涉及报刊互动、学人互动、学科互动与地域互动。而早期民俗学学术共同体具有的扩散效应与集聚效应对民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下民俗学的学科危机应对与“三大体系”建设都有一定借鉴意义。

六艺:从共同资源到一家垄断——孔子与儒家经典之成立

按章太炎的划分,礼乐射御书数为“小六艺”,为王公贵族子弟在小学阶段的必修技能;被孔子删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则为“大六艺”,属于成人教育的“大学之道”,是官员任职前必须学习的待人接物、处事礼仪与一般道理。孔子晚年集中精力编辑、注解、诠释六艺,因“有德无位”而称“述而不作”,渗透思想价值和道义灵魂,总结三代而又超越三代,寄托《春秋》而行“素王”褒贬赏罚之权柄,最终把作为上古道术的六艺演绎为儒家学派独有而专用的文本载体。

前孔子时代的乐论话语与乐政言说

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末期的前孔子时代,随着“礼崩乐坏”的到来,形成了一批初具理论形态的乐论话语。这些话语的言说主体,或为精通乐教的卿大夫群体,或为具备专业知识的畴人群体。不过,早期乐论话语的生成,并非出于言说主体的主动理论总结,一是出自对“礼崩乐坏”政治环境的讨论,二是出自对具体政治事件进行评论时的现场发挥,三是出于诸侯卿大夫对礼乐知识的主动学习和了解,均发生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之下,因而有着共同的理论聚焦和政治关切,特别是他们所提出的“乐以成政”理论,可视为对西周以来乐政体系的学理总结。具体表现为:将和平之声确立为周代乐政的生成条件,由心、耳关系反映出周代乐政的运作机理,由“乐以殖财”实现周代乐政的作用效果,等等。另外,早期乐论话语还十分关注“乐”与“德”之间的关系,将德礼观念确立为周代乐政的价值内涵。可以说,早期乐论话语紧紧围绕着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为孔子以后儒家乐政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礼的损益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礼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贯穿在中华文明核心经典“六经”中的精神。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坏乐崩”其实只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转型时期礼的变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通过对礼学经典的整理与传承,对礼义的阐发,对周礼做了“创造性转化”,礼经过转型之后在秦汉以后以新的形态存在。在三礼学体系中,以国家为主体的《周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到重视,北方更是参照《周礼》的政治制度,说明礼对于促进魏晋时期的最终统一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礼学的转型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学的发达这两个历史事例可以看出,礼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发展是连续不断的,是维系中国文化的统一以及中国历史的统一的重要文化因素,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主要内在动因。

隋唐宾礼探故

传统中国的宾礼至隋唐始成为王朝外交文化的一部分,它是皇帝专门迎接、接见与宴会蕃国主与使者的仪式。此前中古时期,宾礼按照儒家经义分为了两条线索,其一对象仅为诸侯,其二则含廷臣。隋唐延续了北朝的传统,隋初有附庸的梁国为其诸侯,至唐则以宾礼待“四夷”。《开元礼》规定了宾礼的范围与仪式,其文本定型于隋开皇初,各篇大都整体来自古礼的格套,体现了中国礼制设计传统的基本价值取向。正因如此,这种与王朝现实政治运行关系较为密切的礼仪项目,越是依照古礼的格套来设计,就越远离现实和实用性。在唐代的历史上,另有制度安排来承担宾礼的功能,即其所以待臣僚之制,包括常朝仪制与宴群臣之会。这意味着不论谁来见皇帝,相关的安排都是大致相同的,这是管理上最为方便的形式。唐代宾礼仪式既不反映唐朝与周边诸政权的外交关系或实力对比,也不表示唐朝概以君臣关系处理对外交往,而且宾礼仪式本身的变化不与国际格局的变动直接对应,而只依从于皇帝制度本身的变动。后来不同程度袭用唐式宾礼的宋、辽、夏等政权,则造成了有唐宾礼一统东部欧亚的创局。

《东大寺献物帐》所载七条刺纳树皮色袈裟

对正仓院文书《东大寺献物帐》所载七条刺纳树皮色袈裟进行考证研究,以解读袈裟的宗教及政治意义。运用多重证据法,结合原始文献、图像与实物资料,分析帐目中所载袈裟的服装制式得出:七条袈裟服用规格并不高;色彩遵循佛教教义着坏色;面料材质包含绢、绫、絁,工艺为刺纳,均精致考究;穿着样式可能不似汉制,为双肩披覆;作为自用爱物的袈裟,可为圣武天皇平衡其佛教徒、统治者2种身份。

礼以纪政 怠礼失政——国家礼仪制度与政治文明建设关系论纲

自夏商周以降的传统国家礼仪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元素,一直影响中国古代经济基础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推进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建设以促进社会进步与繁荣;新中国成立至2012年,在对传统礼制解构与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继承与创新性地发展传统国家礼仪制度,进而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礼仪制度,促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逐步实现了由传统“礼仪之邦”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之邦”的蜕变;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之后,进一步完善新时代国家礼仪制度,是促进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而新时代政治文明建设,又会促使国家礼仪制度更加完善。故从历时性、理论性、实践性三个维度,综合运用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范式,来集中回应“如何以国家礼仪制度促进政治文明建设”这一重大问题,正是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一种共同责任及应该具有的历史担当。

周代裼袭礼辨疑

裼袭礼是周代典礼中常见的仪节之一,涉及周代贵族穿着裘衣之法、裘衣与裼衣色泽配合原则以及裼裘与袭裘的礼义等问题,《礼记》等屡有提及,而语焉不详。两汉以后,此礼亡佚,学者异说纷呈,莫衷一是。礼有“盛礼”与“非盛礼”之异,前者要求“充美”,后者则要求“见美”。裘衣之外加裼衣作为文饰,谓之“见美”;在裼衣外用另一件衣服覆盖,称为“袭”,谓之“充美”。裼袭乃是专为裘而设,因裘而有裼与袭,绝非专为聘礼而设。春、夏行礼,葛衣之外加罩衣,虽或有裼袭之义,但不得蒙裼袭之名。学者分歧之根源有二,一是郑注“裼者,免上衣见裼衣”与“凡襢裼者左”,所指非一,贾疏误混,并以为吉凶皆袒,后儒遂以丧袒、射袒、罪袒与裼袭之袒为一,致使经义淆乱。二是文字讹误,裼袭礼之“袒裼”当如段玉裁之说作“但裼”,如此则经义自清。《玉藻》入公门的规定可证表裘、袭裘乃未与裘服配合使用的裼衣、袭衣,袭衣确为充美之衣的专名。周代君臣礼服于细微处见名分,两国交聘,君臣同服麛裘,而主国之君以素衣为裼,使臣以绞衣为裼;裘服君用纯色,袖口处臣用杂色。三年之丧,丧服亦有相应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