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物文化视阈下宋代服饰审美研究

文章从器物文化的视角出发,运用文献研究法、图像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在古籍文献、传世图像与出土文物中钩沉索隐,撷取宋代家具、瓷器类型与服饰形制风格,或就色彩装饰进行比较分析,归纳推理宋代服饰器物文化内涵及其审美价值。研究表明:宋人对待家具、瓷器及服饰器物文化的态度,既有承续传统的“大道至简”思想的体现,也有文人精神与“世俗化”思想的体现。宋代服饰基本遵循清雅简素,但局部装饰却材美工巧、富丽雅致,其服饰形制风格具有一定的“近世化”特征,这是宋制汉服能够在当代社会流行的重要原因。文章为传统服饰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必要的理论支撑。

《东大寺献物帐》所载七条刺纳树皮色袈裟

对正仓院文书《东大寺献物帐》所载七条刺纳树皮色袈裟进行考证研究,以解读袈裟的宗教及政治意义。运用多重证据法,结合原始文献、图像与实物资料,分析帐目中所载袈裟的服装制式得出:七条袈裟服用规格并不高;色彩遵循佛教教义着坏色;面料材质包含绢、绫、絁,工艺为刺纳,均精致考究;穿着样式可能不似汉制,为双肩披覆;作为自用爱物的袈裟,可为圣武天皇平衡其佛教徒、统治者2种身份。

黑水城出土绘画中西夏毛纺织品研考

西夏是路上丝路的重要节点,是当时西北地区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一个缩影,其艺术形式表现为“东西兼顾”。但由于历史原因,西夏的考古发掘中鲜有实物出土,目前研究仍处于文献整理等奠基性阶段。文章以历史文献、黑水城出土西夏绘画以及考古为依据,溯源了西夏毛纺织品的族属性、礼仪性和实用性,继而结合同时期西北其他游牧民族,如新疆毛纺织品的制作工艺和造型特征,分析了西夏古代毛纺织品中毡、褐、毯的审美文化和工艺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展现了西夏风俗的民族性、社会性和复杂性。

德昌傈僳族刺绣纹样在植物皮革箱包中的创新设计研究

德昌傈僳族刺绣纹样题材丰富、造型精美,图案取材于生活,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结合设计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以田野考察收集到的一手图文资料及传承人的访谈材料为基础,对刺绣材料与工艺技法、纹样题材与造型手法、图案构成与色彩组合等进行分析总结,并提取典型纹样进行设计转化。秉承绿色发展的造物理念,产品选用可回收和可降解的植物纤维合成皮革,将创新衍生纹样与刺绣印染工艺结合,制作出时尚百搭的多功能箱包产品。旨在探索民族刺绣纹样在植物皮革箱包中的艺术设计价值与多元转化路径,为推动德昌傈僳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续发展和民族手工艺术创新实践提供新的参考。

阿斯塔那169号墓“联珠双凤锦复面”名称考辨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69号墓出土的“联珠双凤锦复面”(72TAM169:34)以联珠为骨架,以对鸟为主纹样,兼具孔雀、朱雀和凤鸟形意特征。学界关于该“复面”的命名存在深入探讨、商榷的空间。文章利用出土文献、实物图像资料,分析复面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复面使用者的身份和信仰、复面纹样构成要素之间的文化联系,梳理孔雀、朱雀与凤鸟形意的变迁与融合历程,推测复面的产地,并且与中亚、中原出土实物图像进行纵向、横向对比,将其定名为“联珠孔雀形对凤纹锦面衣”,认为该面衣是丝绸之路上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祆教文化交融的产物。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动物图案身份考辨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出土于尼雅遗址,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色彩鲜艳,图案丰富,意蕴独特。目前对于此织锦上动物图案身份的研究,众多学者仍结论不一。文章以此织锦中争议较大的动物图案为研究对象,采用二重证据法,通过对汉代不同文物上同种类型的动物图案与文献的比较分析,对此织锦上争议较大的动物图案,如鸾鸟、鸵鸟和青龙的身份进行探究,并探讨了动物图案的寓意和背后的文化内涵。

北朝风帽俑服饰特征的演变及其成因探析

北朝是风帽俑成型与发展的重要时期,风帽俑服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民族特色。文章通过对相关实物及文献的搜集与梳理,对风帽俑服饰特征及演变展开分析,主要包括风帽样式及身衣样式两方面。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影响风帽俑服饰特征演变的社会原因。研究表明,北魏前期,风帽样式较为丰富;北魏后期,风帽样式减少;东魏北齐时期,风帽样式又再多元化,装饰趣味浓郁;西魏北周时期,风帽样式较为单一,风帽功能以保暖为主。身衣的样式在时间线上则呈现由鲜卑服饰元素鲜明至胡汉融合的特点。中原与西域文化的融合、佛教文化的渗透、服饰审美风尚的更迭,以及服饰制作材质的差异,是促使北朝风帽俑服饰特征形成及演变的重要因素。

蒙自彝族尼苏、姆基和壮族土僚女性日常服饰的融合嬗变

蒙自彝族尼苏、姆基和壮族土僚女性的日常服饰在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中不断变迁,呈现外界难以分辨的同一化趋势。本文以田野调研为基础,结合图像资料、服饰实物、古籍文献等多维印证对三者日常着装的演变脉络和成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三个族群的日常服饰经历了由相异到趋同的演变过程,在共性的基础上又存在个性化的族群特征,与其地域分布、生产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变迁融合等息息相关;当前,蒙自坝区的彝族尼苏女性服饰在传承创新中保存较好,山区的姆基女性服饰则依附于尼苏服饰而变化,坝区壮族的土僚女性服饰鲜有人穿着并呈现明显的“彝化”倾向。

乌珠穆沁蒙古族熏皮袍“冲突性”的造物智慧研究

乌珠穆沁蒙古族熏皮袍是以绵羊皮制成的一种蒙古族传统皮袍,具有较为典型的游牧民族服饰特征,展示出乌珠穆沁蒙古族将器物(服饰)与精神辩证统一的造物智慧。以乌珠穆沁蒙古族熏皮袍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考察获取一手资料,对其制作工艺、装饰特色与功能特征展开分析,进而对以“繁复”凸显“致用”的制作形式、以“华丽”衬托“质朴”的审美反差、功能价值与现代生活的“冲突性”造物智慧进行解读。

明代《汝水巾谱》所辑巾服特征与时代映射

《汝水巾谱》是现存罕有的融合明代巾服清晰图绘与文字辑注的古籍资料,全书绘制明代巾服32式。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对《汝水巾谱》成书背景和构成内容进行梳理,结合图文互证法与艺术考古法分析所辑巾服的形制特征并进一步解析巾服所呈现的时代映射与客观局限。研究表明:《汝水巾谱》所辑巾服来源包含前代已有巾式和作者自创款式,基础结构按披幅划分为4种,巾体造型有平顶型、方顶型、弧顶型和穹顶型4种,装饰手法与表达方式丰富多样,其辑录思想体现着作者对前代名士的仰慕和君子品性的向往之情,结合此书创制背景与辑录内容以此管窥晚明时期社会等级失序下文士巾服中追求复古、标榜奇异、推崇仙道的时代审美风尚映射。

北朝对波对凤鸟纹绮绵“风帽”探析

“风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人主要佩戴的一种包裹头部、垂裙系带的帽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文章以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收藏的北朝对波对凤鸟纹绮绵“风帽”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献、图像及实物资料出发,对其族属、穿着者身份、年代、形制的时代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得出:此件“风帽”为北朝后期的吐谷浑贵族男性穿着,所属年代上限在北魏洛阳时期,下限在隋唐之际。这件珍贵的文物结构与已知同类文物均不相同,展示了一种北魏孝文帝汉化后上狭下阔、帽屋尖小、帽屋帽裙分离的独特“风帽”形制,为这一时期的“风帽”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照。

壮族传统服饰的演变解析——以广西龙胜壮族女子服饰为例

壮族传统服饰的演变是壮族服饰文化组成部分,蕴含丰富的壮族文化信息。文章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从壮族传统服饰历史演变线索及田野调查入手,通过梳理壮族传统服饰演变历程,且以广西龙胜壮族传统服饰的演变为例,对比分析了演变过程中的“变”与“不变”的服饰谱系基质因子。并对壮族的社会变迁与文化交融、生活方式与环境变化、民族共同意识等耦合视角因素进行探讨,初步明晰了壮族传统服饰演变的动因通常是多种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为深入研究壮族传统服饰谱系研究提供一定理论参考。

以图像为中心的“羲之巾”形制考析与流行探究

“羲之巾”这一巾式出现于众多王羲之画像与明代士人的画像、古籍、文物中。《汝水巾谱》中亦有其图绘与记载,但在明代首服的研究中,对于“羲之巾”形制、发展与演变的研究较少。文章基于图像,运用艺术考古法、文献法及归纳法等对“羲之巾”形制特征进行分类与总结,并探究其背后的流行原因。研究表明:“羲之巾”的巾身造型为软巾包裹式与筒形贯头式,披幅造型为一体折叠瓦楞式与相叠层檐式,巾后垂系长至肩部的飘带。根据现有资料可知,“羲之巾”形象最早出现于南宋时期王羲之人物画像中,于明清时期广为士人佩戴而流行于世,其流行原因主要受明代中晚期“好古惟新”“文化偶像”的士人风尚对首服造物美学与流行表现的影响。

宋锦纹样中八达晕纹的艺术特征分析及其创新应用

文章主要研究宋锦中八达晕锦的传承与创新应用。八达晕锦作为宋锦的主要纹样之一,造型独特、风格鲜明、寓意吉祥,具有较高的艺术研究价值。笔者通过文献资料整理、图像对比以及创新设计方法应用,深入解析八达晕锦的结构框架、色彩搭配,并进行纹样解构重组再设计,将这些中国传统纹样设计到国潮产品中,让更多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服饰品牌的可持续发展探索——以ICICLE之禾品牌为例

文章基于探索服饰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通过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探究ICICLE之禾品牌在设计、选材、生产、销售四个阶段的可持续实践。研究认为,ICICLE之禾品牌通过其在设计阶段的简约主义理念、选材阶段的天然原料和环保辅料的选择、生产阶段的先进环保技术和传统手工艺的结合,以及销售阶段的店铺设计和旧衣回收策略,成功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责任的双赢,为我国服饰品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黔西北白苗族纹样与服饰研究

白苗是贵州黔西南苗族的重要支系之一,其服饰具有独特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文章分析了白苗族较为常见的服饰纹样与服饰基本形制,并通过对该民族历史文化发展在该民族服饰中表现的探究,解读了白苗族纹样与服装特征,以期为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垂袖与出袖形制的演变看东西方服饰文化交流

服装出袖形制在古代欧亚跨时代跨地域流行与传播,其源头可追溯到具有垂袖形制特征的古波斯服装“康提斯”(Kandys),文章以整体观的视角探讨垂袖康提斯与出袖形制的演变。研究表明:(1)出袖形制继承了康提斯垂袖符号,同时袖制采用开缝结构,是中世纪西方服装结构的变革,体现了伊斯兰、萨珊波斯与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多元文化的交融;(2)垂袖与出袖形制长时段的流行与传播,凸显出形制所蕴含的“流行性”“仪式性”和“荣耀性”等多重文化特征;(3)垂袖与出袖形制持续的演变是由一系列跨时代跨地域文明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局势史”和“事件史”共同构成,长时段、局势和事件共同推动了服装形制的演变及服饰文化的东西双向动态交流与传播。

科尔沁蒙古族女性敖吉的装饰特征研究

科尔沁蒙古族女性敖吉多以黑色绸缎面料制作,缘边以库锦、织锦装饰,敖吉上以花卉为主的刺绣图案具有较强的识别性与代表性,与其他蒙古族部族的服饰风格形成鲜明对比。文章以实物样本为基础,从款式结构、色彩特征、装饰形式、图案寓意等方面对科尔沁女性敖吉的装饰特征进行解读。研究表明:科尔沁蒙古族女性敖吉以中华传统服饰“十”字形结构为缘,形成了以“十”字形中心为视角的局部装饰特征。“点”“线”“面”的图案构成形式,以一种看似“无秩序”构图分布,呈现“空”与“满”“虚”与“实”“繁”与“简”的强烈对比。以花卉为主的装饰图案虽受绣面布幅空间局限,但绣面内“满”绣的刺绣形式构成了主次分明、和谐有序的图案布局,凸显当地人以“满”为美、以“多”为贵的审美喜好,映射出科尔沁蒙古族女性敖吉在装饰形式上展现的独特灵动之美与感性之美。

清代织绣中百子和湖石纹样组合范式成因及寓意考

百子和湖石纹样发展至清代,成为具有程式化特征的组合纹饰,是承载古代大众向往美好生活的世俗产物。文章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并基于样本图片,厘清百子和湖石纹样组合范式概念,对2种纹样于清代时期范式组合的成因进行梳理与总结,进一步探讨了清代织绣中百子和湖石纹样组合范式的文化寓意。研究表明,百子和湖石由绘画图式发展至纹样定式,不仅赋予了2种文化符号与日俱新的生命力,也奠定了清代时期2种纹样组合范式成为凝聚民众对于子嗣绵延诉求、后辈入仕期盼、美好生活向往以及清风高节思想传承的符号装饰载体,对于传统服饰文化传承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鉴,同时也为程式化纹样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增加人物纹样与自然属性纹样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融水苗族百鸟衣的社会功能与民俗意蕴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苗族百鸟衣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表现着苗族民众爱护自然万物的心理,是苗族民众文化和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作为载体,百鸟衣有着记录民族历史、传承民族工艺的社会功能,是苗族民众群体归属的直接表达。百鸟衣服饰文化在融水苗族自治县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孕育而出,在当代语境下,苗族民众同样需要与大自然和谐共生,树立热爱自然、爱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意识,从而更好地保护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