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发展的主线和历史地理学的使命

文明是指一个较大的人类群体,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华文明就是中华民族在以往五千多年间在世界上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人类处于地球表层极其复杂多样的环境中,人类文明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从人类产生至今,一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一是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和协调,即人类不自觉的或自觉的适应地理环境。一是人类不断克服自身的生物性、兽性,形成人性,并逐步确立人类共同的精神标准和价值观念。

山西古都遗址时空分布特征及自然环境影响因素

都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个地区古都遗址的数量和特点是该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指示器。文章采用史籍查阅和ArcGIS软件空间分析等方法,对山西省47座古都遗址的时空分布特征及自然环境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山西省古都遗址点呈“团块状”集聚且较均匀地散布在山西省各地级市;其位置和数量特征随时间发生变化,在空间上表现为“由南向北”推移,在数量上表现为战乱时期多、和平时期少;古都遗址点主要分布在海拔106~1101m之间的盆地、山间谷地和高原盆地,离水距离0~5km范围,坡向45°~315°且坡度0°~3°的区域内;气候变化与古都遗址数量表现出较强的耦合关系。研究结果证实自然环境是影响山西省古都遗址时空变化的重要因素。

京津冀明长城军防聚落现代演化及分类保护策略探讨

长城营建和使用的主体是人。明代大量军民来到沿线居住、生活,形成了特殊的军防聚落体系。作为屯兵城池和主要的指挥阵地,明长城沿线军防聚落在当时肩负着重要的军事使命。而从明末尤其是清代以来,当长城防御体系的军事性作用慢慢淡化之后,原先的军防聚落逐渐演变为普通居民聚落,并不断发展为乡村、县城,甚至都市,对现代京津冀城镇地理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以京津冀范围内所有明长城军防聚落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在现代的不同演化结果和内在规律,并以“人与遗产”关系视角,从军防聚落的不同演化结果出发,关注“遗产化”之后的长城军防聚落与人的互动关系,归纳出“城市型”“乡村型”“荒野型”和“景区型”4类,并对其面临的问题和分类保护策略进行探讨。

侯甬坚教授的人类家园营造研究及其特点

在当前“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的时代背景下,侯甬坚教授提出的“人类家园营造”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价值。侯甬坚教授的人类家园营造研究,聚焦于多元地理环境和较长时期内民众在美好家园营建中的智慧与经验,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以家园所在区域的地理环境为研究基础,在分析过程中注重各地人类家园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并紧扣地区关键性地理要素进行较长时段的分析;二是以人为本,重视家园营造中民众的中坚作用,并在分析过程中始终秉持人民性(民族性),基于具体时空范围内普通民众的视角与理念,对其家园营造经验进行细致的展现、准确的总结与客观的评价;三是将人与自然置于同一“命运共同体”中进行系统分析,并利用多学科理论方法,展现人类家园营造中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扶持的发展过程。目前,国内人类家园营造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未来在研究范围、研究重点与多学科合作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历史文化遗产协同保护的思考

随着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深入,协同保护成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趋势。协同保护不仅体现了遗产保护领域自身“求真”的学理诉求、“求善”的技术理性,也体现了各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自身历史“求根”的追求。当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正面临从单体保护到全域全要素保护、全流程管理的转变,同时还要面对新类型、“复合型关系”、气候变化等新问题的挑战,诸多复杂场景使得协同保护越来越成为共识。为推动协同保护,应从知识协同、技术协同与管理协同3个方面进行。实现知识共享,扩展专业技术方法,梳理协同动力机制,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共同获益的工作框架,最终实现多方共赢、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

6—8世纪中国疫灾的时空特征及鼠疫流行

为探究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公元541-750年)中国的瘟疫流行状况,基于《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和最新获得资料,编制6-8世纪中国疫灾简略年表,对6-8世纪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特征,中国腺鼠疫流行的可能性,以及中国与中亚、欧洲鼠疫互传的可能性进行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6-8世纪中国处于魏晋南北朝疫灾高峰期的后期和唐代疫灾低谷期的前期,总体上属于疫灾偏少时期;该时期瘟疫总体上主要在春、夏季流行,大瘟疫则多发生于夏、秋、冬季;十年尺度上的疫灾频度总体趋于下降,十年疫灾频度指数和十年疫灾等级指数均存在280 a、100 a、50 a的波动周期.2)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就有了鼠疫记载,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恶核”“虏疮”“流肿”“暍病”“苦头痛”等称谓,都是对腺鼠疫某个方面症状的描述,其间中国境内肯定有腺鼠疫流行.3)世界范围内鼠疫的发生具有多源性,中亚地区是古老的鼠疫自然疫源地,第一次鼠疫大流行期间,中国的鼠疫主要由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通过战争输入,首当其冲的中国西北是6-8世纪鼠疫流行最频繁的地区.

汉敦煌郡之昆仑障、昆仑塞新考

昆仑障、昆仑塞是研究敦煌历史地理的重要坐标之一,其位置现有多种说法。本研究团队在野外考察发现瓜州县西荒漠中存在一段双线汉长城,修筑格局十分特殊。结合该区域周边的自然环境、城址空间分布和历史文献进一步分析,本文确定昆仑障即为该长城段南侧的巴州二号古城,昆仑候官所居可能为巴州二号古城东北2.2km长城上的城堡。该发现为我们认识该区汉长城的建设形式、汉代敦煌郡的行政区划以及交通地理提供了新证据。

湖北省1949年以前疟疾流行的时空规律及驱动机制

该文基于疫情史料和环境资料,运用M-K检验、小波分析、空间自相关模型、疫情重心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1949年以前湖北省疟疾流行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清代(1644—1911年)268个年份间共有14个疟疾年份,频率为5.2%,民国(1912—1949年)疟疾愈加频繁,38个年份间共有20个疟疾年份,频率为52.6%.民国疟疾流行呈现波动变化趋势,1940年为疟疾开始突变增长的时间点.民国疟疾疫情存在18年和4年两个时间尺度的波动周期,平均每隔约12年发生一次大流行,约3年发生一次小流行.流行季节以夏秋为主,春季次之,冬季最少.2)湖北省疟疾流行呈现出蔓延扩散的特征,由斑块散状分布发展成集中连片分布,武汉三镇和宜昌是两个疫情中心.湖北省疟疾疫情在空间上呈现显著集聚态势,高高集聚区包括在武昌、汉口、汉阳和宜都,高低集聚区有竹山,在宜昌周边形成一条由兴山、远安、当阳和长阳等县组成的低高集聚带,未出现低低集聚区.湖北省疟疾重心一直在几何中心附近东西向摆动并逐渐向北偏移,反映了疫情分布不稳定并逐渐向北加重.3)河网、战乱、旱灾等因素对湖北疟疾流行均具有促进作用且在鄂东地区更为显著,鄂西地区路网的完善对疟疾流行的抑制作用更为强烈.疟疾流行时间变化特征主要受气候和战乱因素的影响,空间分布规律主要受人口、河网和交通因素的影响.疟疾流行的驱动机制由疟疾流行的基本环节、疟疾流行的影响因素、疟疾流行的时空规律三个方面组成,并通过各种分析方法有机联系起来.

陕西省传统村落时空格局演化及驱动力分析

为了定量揭示陕西省传统村落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力,基于时空格局和图谱认知,结合历史文献与中尺度遥感研究,从时间-空间视角对陕西省431个传统村落的时空格局演化及驱动力展开分析。结果表明:从重心移动轨迹来看,陕西省传统村落呈现由“中—北—南”的时间迁移特征;从空间来看,陕西省传统村落的分布具有典型的空间聚集性,热点区域分别出现在陕北榆林延安、关中渭南、陕南安康3个区域;从选址来看,陕西省传统村落大多分布在高原山地中地势较为平坦、临近水源、温度适宜的区域。陕西省区域经济不均衡与环境温度是决定传统村落选址与时空聚集的首要因素,而地域文化发展的差异最终导致了传统村落的非均衡性扩张。

民国时期四川省霍乱流行的时空规律及驱动因素

基于疫灾史料和环境资料,采用时空分析方法、地理加权回归及地理探测器,分析民国时期四川省霍乱的时空分布规律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民国时期四川省的霍乱疫情在波动中发展,出现1916年、1920年、1939年、1945年四个明显高峰,高发于夏秋两季.2)霍乱疫情波及范围呈现扩大趋势,由早期的斑块分散状到中后期逐渐集中连片扩展,四川中部是霍乱爆发的集聚区.3)自然和人文环境因素交织推动霍乱的出现和发展,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皆呈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人口数量、洪涝灾害因素具有正向影响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研究可为烈性传染病的防控提供历史经验.

汉长城烽燧选址的地理因子探究:以玉门市为例

汉长城是中国西北荒漠地区最重要的古代防御系统,其显著特点之一即烽燧林立。在经济水平有限的汉代和自然条件恶劣的干旱地区,烽燧的空间选址如何承载并发挥其屯戍功能,对理解过去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多为历史地理视角的定性分析,难以揭示其中的量化规律,更无法还原古代地理环境下的空间认知和技术利用水平。以甘肃省玉门市段汉长城为例,引入点模式分析、空间相关性检验、蒙特卡洛模拟等方法,定量地对烽燧空间设置的多种假设因子进行敏感性检验,试图揭示烽燧选址的规律。研究结果显示,地形、水文、聚落位置等自然与人文环境要素均显著影响了汉长城烽燧的空间布局,且在高程1250~1500 m、坡度2.5°~8°、坡向南偏东70°~南偏西60°、距最邻近水系0~1535 m及以城障遗址为中心的2~20 km的区间内具有统计显著性。定量结果分析表明,汉长城沿线烽燧建址在确保前线通视性的同时,保障了与后方城障间军事情报车马传递的成本控制和效用优化;此外考虑了选址处人居环境,多选地势平坦、水源充足的绿洲,印证了其屯垦、交通等附属功能,综合体现了汉代地理空间认知和技术利用的较高水平。

从“马头”到“码头”:码头名称流变考

码头名称的流变,主要是由一词多义的“马头”向一词一义的“码头”转变的过程。这一名称的转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马头”一词被赋予了舟船停泊之地的含义,同时也被视为码头得名之始。其次是明清时期,码头在功能完善和形制变化的影响下,“码头”的用法开始出现,并与“马头”一同表示舟船停泊之地,于是出现了两词并用的情况。到清代以后,“码头”开始成为主流的表达用语,而“马头”则逐渐退出使用,码头之名最终得到统一。码头名称的流变也带来了两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方面是消除了“马头”的歧义理解,另一方面则是统一了码头之名的书面表达。通过对码头名称流变的把握,我们在研究具体码头问题时,就不能以名称变化而割裂其历史源流,也不能忽视对码头其他名称史料的使用。

基于环境要素的民国时期黑热病流行危险分区

黑热病是一种新传入的慢性地方性传染病,在部分地区曾造成深远影响.该文综合运用Grapher时序分析、GIS空间分析、MaxEnt生态位分析等方法,探讨民国时期黑热病流行的时空特征、危险分区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民国时期,黑热病的流行频度为78.95%,集中流行于夏、秋季,并分别在1923年、1934—1937年、1946年形成流行高峰期.2)民国时期,黑热病几乎全部分布于长江以北地区,并在苏、皖、豫、鲁4省交界地带形成密集分布区.3)黑热病“长江北、类圈层”的适生范围,奠定了黑热病危险等级的地理格局,表现为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省份危险等级高,尤其是特危等级的江苏(含上海)、安徽、河南、山东和高危等级的河北(含北京、天津)、山西、陕西等省份.4)黑热病流行的影响因素中,河网密度(20.2%)、日照时数(17.3%)、海拔高程(14.5%)、最低气温(10.0%)等因素的贡献度最高.

江南地区自北宋时期近千年来的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与人类始终同在,危害人类生命健康.该文基于疫灾史料,运用空间分析模型,探讨江南地区过去近千年来疫灾流行的时空变迁特征.研究表明:1)在过去近千年中,江南地区疫灾流行之年多达300个,近乎三年一遇,且疫灾越来越频繁,清代更是集中了52%的疫灾之年.2)江南地区疫灾流行呈现“夏秋高发、春季多发、冬季少发”的特点,季夏、孟秋易于疫灾流行.3)江南地区过去近千年的疫灾流行具有明显的长期上升趋势,在周期上可分为两个400 a左右的波动周期.4)江南地区疫灾的空间分布整体上呈聚集型,形成了以今杭州、苏州、上海为中心的疫灾频发区,疫灾频数的总体分布特征是北部多南部少;疫灾分布重心总体上有由南向北、由西向东迁移的变化;但疫灾强度则由东向西北、西南递减;5)江南地区疫灾流行格局受人类活动格局影响,湖区、三角洲前缘疫灾重于山地丘陵区,滨海区疫灾重于腹地区.

山西省古城遗址空间格局及影响因子

选取山西省386个古城遗址为研究对象,以历史地图及相关史料记载为数据,借助ArcGIS空间可视化手段,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计、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洛伦兹曲线等方法,对古城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古城遗址空间分布类型为集聚型,且分布不均匀,晋南分布最多,晋北次之,晋中较少;(2)古城遗址集中程度较高,在空间结构上呈现聚集型,形成晋南运城盆地、晋北大同盆地周边2个高密度核心区和汾河流域密集廊道,多个次核心区;(3)地形地貌与起伏度、坡度、坡向、与河流距离等自然因子和农耕生产、经济贸易、军事防御等社会因子对古城遗址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格局分析

本文以黄河流域五批次共1 04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利用区位熵、最近邻比率、核密度等方法,对其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分析,旨在为黄河流域非遗协同保护发展提供参考。结论如下:(1)黄河流域非遗以传统技艺类为主,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医药类较为稀缺;(2)黄河流域非遗空间聚集性较强,主要分布于中下游地区,呈现中心外围扩散结构的多核心“三角形”空间格局。

清中期华北市镇发展水平探析——以海河水系沿岸市镇为中心

市镇作为明清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微观缩影,其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区域农村商业及手工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征,也是清代华北地区城镇体系嬗替的重要动因。清中期,随着海河水系干支流构建的水运网络体系被盘活,大量市镇沿河流两岸发育和聚集,成为华北地区市镇发展的核心。基于对海河水系沿岸市镇类型和规模的梳理和判定,通过与太湖水系沿岸市镇进行定量与定性对比,对海河水系沿岸市镇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清中期海河水系沿岸市镇的发展速度较快,但市镇规模与类型均与太湖水系沿岸市镇发展相去甚远,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市镇发展水平较低导致了华北地区近现代城乡体系构建过程中“镇”这一层级的缺失,也是当前协同推动区域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的主要根源之一。

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甘肃省310个乡村旅游示范村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综合研究省域和四大旅游区内乡村旅游示范村空间分布特征及类型结构,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揭示乡村旅游示范村空间分布和效应发挥的主要影响因子。研究表明:(1)乡村旅游示范村在省域和四大文旅区内均呈现出聚集且相对集中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在空间上形成一个以兰州为核心的高密度区和陇东、河西两个连片带状区;(2)农业旅游是甘肃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的主要产业类型;(3)乡村旅游示范村空间分布是四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自然环境是奠基性、基础性因素,经济社会是主导性、奠基性因素,区位交通是支撑性因素,旅游资源是内涵性因素。

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与数字人文的新探索——第八届HGIS学术沙龙综述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与数字人文研究已经扩展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并为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进一步深化HGIS相关研究,加强学术交流,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等联合承办,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云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协办的“第八届HGIS学术沙龙”于2023年6月10—11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