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数字经济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

基于2014—2020年中国省级样本数据测算农村数字经济和农业绿色发展水平,采用修正的耦合协调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QAP模型实证分析农村数字经济与农业绿色发展的耦合发展水平差异及其原因。结果表明:尽管农村数字经济和农业绿色发展均处于发展推进期,但目前两者并未达到最优耦合状态;农村数字经济与农业绿色发展耦合水平差异经历“缩小-平稳-增大”的过程,缩小地区间差异和地区内差异都是解决耦合不平衡的关键;政府调控水平、运输邮电水平以及外贸开放水平差异是造成各省耦合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而科技水平的差异化有利于缩小各省耦合度的差异。据此,建议由地方政府牵头将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农业农村发展,打造高效高质寄递运输网络,健全农产品国内统一大市场体系,并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河南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

在逻辑关系上,县域现代化是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旨归,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则是推进县域现代化的关键举措。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已成为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并携手迈向共同富裕的县域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河南作为县域大省,统筹数字经济赋能城乡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建设、空间布局、发展时序等关键维度,实现高质量融合,将是新时代河南走好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

大运河江苏沿线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选取江苏省215个国家级和省级特色小镇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最近邻指数、地理集中指数、核密度等方法探究其地理空间分异,研究人口经济、交通区位、资源生态等要素对大运河沿线小镇产业分布的影响。结果显示,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小镇产业类型丰富,空间分布呈现集聚趋向,城郊指向较明显,呈现出多中心集群分布特征;不同类型小镇空间分布和区域特征差异明显,新一代信息技术小镇集聚程度最高,现代农业、旅游风情、健康养老小镇聚焦特征不明显。人口特征、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区位交通、生态环境和土地利用是大运河江苏沿线特色小镇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DPSIR模型的城市旅游经济韧性评价与影响因素——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基于DPSIR模型构建旅游经济韧性指标体系,对2009—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经济韧性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以期为旅游经济韧性提升提供一定决策依据.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经济韧性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各城市韧性水平整体上呈上升趋势.韧性较高城市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各城市旅游经济韧性水平间具有一定空间集聚特征.旅游经济韧性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结构、旅游发展速度、游客承载量、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和政府干预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旅游发展速度对旅游经济韧性具有明显负面影响,其他因素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空间结构和边界效应测度

推动港澳与内地交通互联互通和融合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大湾区由于制度差异对跨境交通产生边界效应,但现有研究中利用真实交通流大数据对边界效应的动态测度研究不足。文章基于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收费数据和跨境交通数据构建大湾区交通流网络,采用复杂网络和边界效应度量方法,研究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空间结构及其边界效应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交通流网络具有独特的广佛、深莞惠“双核心―边缘”结构,疫情后大湾区交通流网络的交通覆盖度和紧密度都有较大提升,港澳车流开始跨越边界向北延伸,粤港澳交通融合加速,形成“两岸互通、全域互联”的空间格局,但整体上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在整体网络的重要性依然较弱。香港地区和内地、澳门地区和内地间的阻碍系数高于内地各县区间的阻碍系数,客车的阻碍系数普遍低于货车的阻碍系数。疫情后全网络的阻碍系数呈现动态下降趋势,边界效应的限制作用降低。文章拓展了交通流网络研究中边界效应的定量研究框架,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融合发展。

平原农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特征及乡村振兴路径——以河南省扶沟县为例

以平原农区河南省扶沟县为研究区,通过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法和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分析农产品生产、非农经济发展、人居生活、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5类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格局特征,并结合优势功能法综合划分乡村地域功能类型区。结果表明:(1)扶沟县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上表现出“社会保障功能最强,生态保育功能较强,非农经济发展、人居生活和农产品生产功能相对较弱”的位序特征,并且各类功能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2)基于优势功能识别结果,将扶沟县14个乡镇划分为综合型、单功能主导型和双功能并重型3种功能类型区,并按照“强化优势、补齐短板”的思路,提出分区差异化发展对策,为推进扶沟县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决策参考。本研究提出的指标体系和分析策略可为平原农区其他类似县域明确乡村地域功能特征、探寻乡村振兴科学路径提供有益借鉴。

基于知识图谱分析的中国国土空间评价研究进展及展望

国土空间评价是推进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文章基于Citespace软件的知识图谱分析法,从基本理论、研究内容、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等方面梳理和归纳了中国国土空间评价研究现状:①2018年后国土空间评价发文量迅速增加,发文作者之间多为区域内合作,双评价、综合评价、三生空间等是研究热点;②研究内容聚焦于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国土空间发展潜力评价和生态环境敏感性评价,评价指标体系也围绕这4个方面构建;③评价方法具有多样性,适用于不同类型的国土空间评价。未来研究应从完善研究尺度、优化指标体系和提升评价技术三大方面展开,由此丰富国土空间评价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以期为国土空间评价研究提供参考。

东北三省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和趋势预测——基于STIRPAT模型和情景分析法

东北三省是“双碳”目标下碳减排工作的重点区域。利用STIRPAT(可拓展的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模型对2000—2021年东北三省各省的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利用情景分析法预测截止到2040年以前、均衡情景下东北三省各省的碳排放趋势。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各省只存在导致碳排放量增加的影响因素;能源消费总量、碳排放强度、人均GDP是各省的共同影响因素;各省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组合;各省影响因素的促进作用存在省份差异性。预测结果表明:碳排放量同期数值由高到低依次为辽宁省、黑龙江省、吉林省;各省的碳排放量曲线都呈现出倒“U”形并能够看出明显的峰值;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碳达峰的时间都为2012年,而辽宁省碳达峰的时间为2025年。针对分析和预测结果,提出能源、社会经济、区域协调3个方面的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链韧性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链应对内外部冲击时所表现出的韧性能力,是长三角城市群保持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依据2006—2022年间长三角城市群27个核心城市的样本数据,从断裂、冲击、协作、可持续成长4个维度构建产业链韧性指标,对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链韧性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来研究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产业链韧性呈现出了逐渐增强的发展态势,在空间上表现为边缘区韧性低、中东部地区产业链韧性水平较高的不平衡发展态势;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链韧性具有空间正向相关性,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韧性水平相似的地区呈现集聚分布;创新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外贸依存度和经济发展因素均对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链韧性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最后,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南京都市圈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 及其协同集聚研究

基于企业大数据资源,结合空间外部经济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对南京都市圈内两大产业的空间分布及协同集聚水平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南京都市圈内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一极、两区、多组团+多点”的独特格局,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强度高于制造业;(2)制造业呈现以南京市为中心向周边县市区扩散的趋势,而生产性服务业则倾向于向各城市的核心城区聚集发展。(3)南京都市圈内中心城区的协同集聚水平低于边缘县区地带。

中国数字经济空间网络结构演化及其驱动因素

本文运用修正的CRITIC评价法测度了2013—2020年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了数字经济空间网络结构演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稳步上升态势,空间格局上表现为东高西低的特征。②研究期内,中国省域数字经济的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出多线程与稠密化的复杂结网态势,网络密度有所提升,整体不存在等级森严的空间结构。③经济发达地区在空间网络结构中的优势地位显著,西部及边陲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互联互通能力有待提升;凝聚子群空间分布逐渐形成有序的团块化分布。④数字经济空间网络结构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科技创新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及地理空间距离始终表现出显著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效应则体现出先强后弱的阶段性特征,上述因素共同驱动着中国省域数字经济空间网络结构的优化与重组。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效率耦合协调格局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本研究在厘清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生态和城市建设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了黄河流域多维系统的高质量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基于MinDS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方法测算2009-2020年不同尺度下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效率多系统耦合协调演化,并利用Tobit模型讨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效率总体缓慢上升.其中:经济高质量发展效率呈现“倒U”型发展趋势,由高到低排序为下游、中游、上游;社会高质量发展效率缓慢下降,由高到低排序为上游、下游、中游;生态高质量发展效率快速上升,由高到低排序为中游、上游、下游;城市高质量发展效率平稳波动,由高到低排序为中游、上游、下游.2)黄河流域全域、上游和中游的高质量发展效率多系统耦合协调整体属于较协调状态,下游整体属于接近协调状态.3)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转型、科技投入强度、科技产出水平、能源消耗强度、环境规制、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保障和城镇化水平等对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效率多系统耦合协调,在不同流域段的影响表现出空间异质性.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基于机器学习的涉海企业类型识别及其空间组织特征的城市比较研究

在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进程中,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增长的最直接对象,而其空间布局与产业组织特征的研究是最具基础性的工作之一。选取4个代表性城市为研究区,基于海洋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爬取空间坐标构建POI产业信息数据库。使用人工神经网络等机器学习算法识别各企业所属的行业,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海洋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异性规律。结果表明:1)从空间格局特征看,总体呈“大分散、小集聚”的均衡格局,多类别对比显示企业选址存在行业集聚性,同时具有空间极化特征,陆海关系上体现为海岸带高密度单峰或“海岸带-市中心”双峰分布格局。2)从空间组织模式看,产业集群存在与人口规模、行政等级相对应的多层次等级位序特征;除单核心结构外,多核心结构中一般表现为“主-次双核心”或者“一主多次放射状”,核心区间产生空间联系形成多节点的轴线或网络结构。3)从空间匹配关系看,椭圆面积与城市面积呈正相关,椭圆长轴方向与海岸线延伸方向相近,产业分布与城市行政中心、港口等交通枢纽、海湾地形、海岸线等空间要素存在明确的匹配关系。

平原县域集市村特征及其对村镇规划的启示——以河南省宁陵县为例

明确集市村空间分布特征、发展条件与潜力是科学定位其在村镇聚落体系中功能的前提。以豫东平原宁陵县为研究区域,从空间分布、资源规模等多个方面,采用空间分析法、景观分析法等多种手段,将72个集市村与274个非集市村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平原县域集镇布局基本符合“六边形”格局;(2)集市村多位于行政边界地带,是二级中心地远距离辐射不足的补充;(3)集市村居民点用地更加集聚高效;(4)集市村交通区位优势更加明显,人力资源、土地资源更加丰富,非农产业发展基础更具优势,基础设施条件更利于现代农业发展,且综合发展潜力更大。鉴于此,在村镇规划与建设过程中,集市村可以作为仅次于集镇的重要节点。

福建省能源效率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2011—2021年福建省各设区市的能源综合效率进行测算,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福建省能源综合效率总体处于中上水平,且呈现稳步增长态势;福建省能源综合效率水平总体差异自2019年后呈快速扩大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是福建省能源综合效率提升的重要正向影响因素,产业结构、生产要素比例、技术水平和政府干预为负向影响因素。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研究——基于产业空间联系视角

文章从产业空间联系视角出发,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测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城市的产业发展对外辐射能力,并应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2010年、2020年产业空间联系强度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重庆市、成都市产业发展对外辐射能力和对外联系强度最大,且在研究期内提升幅度较大,14个地级市之间产业发展层级结构不明显;(2)产业空间联系网络表现为以重庆市、成都市为核心区,以14个地级市为边缘区的核心—边缘结构,且在研究期内重庆市、成都市的中心性得到加强;(3)在研究期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此基础上,从提升产业空间联系的角度给出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空间格局优化的相关对策建议。

台资与陆资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对台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的影响分析

台资生产性服务业在祖国内地发展趋势向好,基于1986-2021年在祖国内地的台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资料,运用冷热点分析法以及地理加权回归法分析其企业分布时空格局演化及驱动要素。(1)祖国内地台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在曲折波动中向好发展,可分为曲折发展期(1986-2000年)、稳步发展期(2001-2008年)、黄金发展期(2009-2016年)与起伏发展期(2017-2021年)4个阶段,并呈现“T”字型格局及辐射状扩散趋势。(2)台资与陆资制造业对台资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呈现动态变化,初期主要由台资制造业集聚引导,后期则逐渐转向与陆资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与合作,体现了跨地区产业互动与技术协同进步的复杂性和多维性。(3)多因素共同影响台资生产性服务业布局,基础设施的影响显著提升;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影响由负变正;工资水平的影响先增后减;地区生产总值影响不显著。

城市人口密度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的国际对比

城市土地扩张快于人口增长会导致城市人口密度随时间下降,但城市密度变化趋势的区域差异和影响因素仍不清楚。在分析全球城市1990—2022年城市密度变化趋势和区域差异的基础上,本文探究了城市规模和初始密度等对密度下降速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990—2014年间,超过80%城市的密度随时间下降,2014—2022年,近60%国家或城市的密度下降,揭示了密度随时间下降的普遍现象和长期趋势。中国城市密度下降速度快于欧美、印度和非洲城市。城市人口密度下降的直接原因是土地扩张过快。此外,初始密度越高、经济增长越快、城市化进程越快的城市,城市人口密度下降更快。中国城市人口密度下降速度过快且将长期面临下降压力,有必要通过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来遏制城市土地快速扩张。

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研究

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时变熵值法测度200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一步采用Dagum基尼系数对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差异进行实证考察。结果表明:(1)样本期内,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呈现出明显的“点—面”扩散趋势和自东向西阶梯推进特征。(2)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但总体空间差异呈持续缩小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据此,解决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非均衡问题,核心在于缩小四大区域之间农业高质量发展差距。

云南省地理标志农产品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

以云南省86个地理标志农产品为研究对象,应用地理集中指数、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估计法探析云南省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空间格局,再运用定量(地理探测器模型)和定性分析方法识别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云南省地理标志农产品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禽畜类、蔬菜类、粮食类地理标志有一个核密度高值区,其中禽畜类的热点区域为楚雄州中部地区,蔬菜类的热点区域位于曲靖、昆明和昭通交界地区,粮食类的热点区域为曲靖市、昆明市、红河州和文山州交界地区,水果类则有两个核密度高值区,分别位于大理州中部地区和保山市中部地区;(2)水资源是禽畜类地理标志空间分布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农业机械总动力是水果类和粮食类地理标志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化肥施用量是蔬菜类地理标志空间分布最重要的影响因素;(3)总体上,化肥施用量是云南地理标志农产品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次要影响因素是乡村人口和农业机械总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