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20年青藏高原产水服务时空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

产水服务是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生态系统平衡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青藏高原是“亚洲水塔”,是我国和亚洲的“江河源”,它提供了大量的淡水资源和产水服务.基于InVEST模型分析2000—2020年青藏高原产水服务时空分布及时空演变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气候、植被、土壤、地形、土地利用等不同因素对青藏高原产水服务空间分异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近20年来青藏高原产水量和降水量年际变化呈波动增加的趋势,且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产水量高值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南部,低值区主要分布在柴达木盆地和西部的阿里地区;青藏高原产水服务呈增加趋势、减少趋势和无明显变化的面积分别占79.08%,16.45%和4.47%,年降水量与实际蒸散量的交互作用对产水保持服务空间分异的影响最强.研究结果可以为区域水资源综合利用及合理配置提供科学支撑.

阳宗海不同深度沉积物中微塑料的赋存特征及来源分析

为探究阳宗海不同深度沉积物中微塑料的污染特征及来源,于2022年6月布设8个采样点并利用重力取样器采集30 cm的沉积物短钻,采用密度浮选法分离沉积物中的微塑料,利用体视显微镜和拉曼光谱仪器对微塑料的理化特征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阳宗海0~10 cm、10~20 cm、20~30 cm深度沉积物中微塑料平均丰度分别为(782.11±313.97)个/kg、(188.68±52.95)个/kg和(148.32±68.34)个/kg,整体平均丰度为(373.04±345.39)个/kg,丰度随深度递减.微塑料形状以纤维状为主,颜色以蓝色和透明为主,粒径主要集中在2 mm以下;主要聚合物类型为聚乙烯(PE)和聚氯乙烯(PVC).结合微塑料理化特征和周边人类活动,渔网和纺织品可能是微塑料的主要来源.

济水千年变迁考

济水是古代流经豫鲁两省的一条大河,其与江、河、淮并称"四渎"完全是古人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定义的。现在学术界关于济水"以黄河水为源""不能独流入海""是黄河支流"等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自古以来,济水就是以济源的泉水为源头,又汇聚了豫北广大地区的地表水、独流入海而形成的一条大河。是清水,不是浊水,这同黄河水系有本质的区别。深入考察千年来豫北和鲁西南地区水系的衍变过程,才能真正找到济水消失的原因及其遗渎变迁的踪迹。

武汉市南湖2000—2021年水域面积时空变化分析

基于Landsat卫星数据,采用波段比值法获取2000—2021年武汉市南湖水域面积,分析南湖水域面积时空变化。结果表明:南湖2003年水域面积最大,水域面积在2000—2007年呈现缩小,2008—2012年呈现增大,2013—2021年又呈现缩小,南湖治理时间与水域面积增大时间点重合,说明湖泊治理取得了成效。南湖2000—2021年水域面积整体呈现缩小,面积缩小总量为1.02 km~2,且北面、东面的面积缩小变化最为明显,南湖水域面积在2004—2005年呈现突变性快速缩小。南湖水域面积与蒸发量存在正相关,南湖水域面积与气温存在负相关。指数平滑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LSTM)都能预测南湖水域面积,且水域面积在2022—2024年呈现增大,但指数平滑模型预测结果更准确。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下的水环境治理措施研究

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近些年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文章基于水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城市河流污染源控制与生态修复相结合的治理思路,通过工程实例阐述城市河流水环境治理措施,并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治理后的河流水质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显示通过治理后的河流水质明显提升,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也为城市河流生态治理起到借鉴于指导作用。

基于CIM的AIoT多模态数据融合与智能分析技术展望

智慧城市逐渐成为城镇化的新形态,而以融合城市多源异构数据为特征的城市信息模型(CIM)被视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性信息基础设施,其建设与应用已成为实践热点和研究前沿。然而,CIM由于缺乏与智能物联网(AIoT)数据的有效融合和深度应用,面临动态数据缺失、智能分析能力不足、城市发展预测能力受限等突出问题。因此,本研究以CIM与AIoT多模态数据融合与智能分析关键技术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现有研究进展总结与实践案例分析,剖析制约CIM与AIoT数据融合的根本原因,进而展望解决此问题的三项关键技术:面向CIM与AIoT多模态异构数据的全生命周期治理、基于CIM基础平台的AIoT数据可视化与仿真分析、构建多模态数据融合的智能分析与发展预测模型。本研究旨在完善CIM技术体系,拓展基于CIM基础平台的业务应用,以期在更高程度上为城市治理的科学化与精细化提供支撑。

近代金沙江航运及贸易

从地理、技术、经济的角度考察金沙江水系的水文特征、渡口分布、船舶和浮具形制、航运与贸易的关系,可以发现,金沙江航运开通的受益者除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有川滇藏诸省的商民。粗略估算,金沙江流域历史上出现过的渡口至少有147个。跨越金沙江的川滇东路和西路贸易以渡口和码头为转运枢纽,通过水陆联运方式沟通县际、省际以及国际贸易,构成了一个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区域市场。今天,由于高速公路、铁路的快速发展,城市之间已经形成立体交通网络,传统意义上的渡口、码头、港口功能实现现代化升级,但在局部地区航运依然具有方便、廉价、重载的优势。同时,一些古渡口具有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历史、艺术以及科学价值,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文物资源。因此,应加强古渡口遗址保护,可考虑建立水运博物馆和遗址公园,以此展现我国西南各民族文化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展现南方丝绸之路的水上风貌,从而构建中华文明的西南水上标识体系。

洞庭湖“四水”入湖沉积物重金属污染评价及来源分析

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仪(ICP-MS)对洞庭湖“四水”入湖河床沉积物重金属含量分析,并对其沉积物重金属进行了污染程度、风险评价以及来源分析.结果表明,“四水”入湖沉积物中,Bi、Cd、Pb、Zn、Cu、Mn等重金属含量变化大,Cr、Co、Ni、Mo、V、Tl等重金属在“四水”入湖河床沉积物中平均含量相差不大.富集因子表明湘江入湖沉积物重金属的富集种类多,富集程度强,其次是澧水.地累积指数评价显示,湘江入湖沉积物中,Bi、Cd为重度污染,Pb、Zn、Cu、Mn为偏中度污染,Cr、Co、Ni、Tl为轻度污染.资江入湖沉积物中,Bi、Cd为偏中度污染,Pb、Zn、Cu、Mn、Cr、Co、Ni、Tl为轻度污染.沅江入湖沉积物中,Cd为偏中度污染,Bi、Cr、Mn、Ni、Cu、Pb为轻度污染.澧水入湖沉积物中,Cd、Bi、Cr、Mn、Co、Ni、Cu、Pb等重金属为轻度污染.污染负荷指数评价显示“四水”入湖河床沉积物重金属的污染程度是:湘江>资江>澧水>沅江.潜在生态风险评价结果表明Cd在“四水”入湖沉积物中的生态风险危害最大.主成分分析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Cd、Bi、Pb、Zn、Mn、Cu、Tl等重金属既有自然来源,又有人为来源,Cr、Co、Mo、V、Ni等重金属以自然来源为主.

汉语言文学与水文化的融合对策探讨——评《中华水文化教育》

历经上下五千年之文明演进,中华文化体系孕育出繁茂多元的分支,“水文化”便是其中之一。水文化正如水元素一样,流转于世间,滋渗于万物,围绕“水”所衍生出的文化意象不可胜数,尤其在汉语言文学领域,无论经史子集,还是诗歌小说,处处可以寻觅到水文化的踪迹。

中国山水画文化传承对水文化传承发展的启示——评《水文化与水历史探索》

所谓水文化,就是以水资源为对象或载体,通过关联物质要素及人文要素所衍生的文化集合体。由于水资源的“存在形态”有着巨大差异,因此水文化的表现形式也千差万别,如江河文化、湖泊文化、湿地文化、园林文化等,而这些水文化的多种分支,也造就了水文化传承途径的多元性。

淮扬运河——千年水运 万物通济

淮扬运河亦称里运河,北接中运河、南连江南运河,绵延170余千米,始建于春秋时期,至今已有超过2500年的历史,是京杭大运河最早修凿的河段。自古以来,淮扬运河在漕运、防洪和灌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漕运的黄金时代,淮扬运河之上舟船如织,货物如山,南来北往的商旅络绎不绝,不仅促进了沿线地区的经济繁荣,更推动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镇江“城市山林”的形象建构

镇江有“城市山林”的美誉。“城市山林”一词为复合词,“城市”与“山林”的词语复合反映了文人阶层对人居场所与文化场所的长期思辨和抉择。唐代诗人群体对镇江山水的审美观照、宋代镇江城市的发展与名士的镇江情结、元明时期城市属性的积累与民间话语的沉淀共同构成了镇江“城市山林”形象建构的历史语境。在当代“山水花园城市”与“生态宜居城市”的城市形象转向中,“城市山林”形象仍然能在“畅神”的生活空间与“比德”的文化空间两方面提供借鉴意义。

从嘉禾到杂草:东北地区的稗子种植与低湿地开发

稗在中国主流农业历史叙事中多为稻田伴生杂草或灾荒年份的救荒作物,但在传统时期的东北地区却是一种主粮作物,地位不次于“五谷”,耐寒、耐湿的抗逆性特征使其成为东北地区历史上低湿地开发的主力。当地农民在长期栽培实践中,培育出一批高产、抗涝性状好的品种,形成了一整套颇具特色的种植技术。近代以来,随着东北地区农田水利兴起、抗寒性水稻品种次第引入,先前植稗的沮洳之地被整治为水田,优质高产的水稻成为低湿地开发的主角。稗子作为一种谷物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沦为一种饲料作物。某种程度上说,稗子退却的历史,即近代以来东北亚中高纬度地区低地开发与农业发展的缩影。

水域、空间生产与边疆社会转型——以奇台为例

清代屯垦戍边以来,天山北路景观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实际是王权治疆策略下的空间生产,“军控戍边”的“民治稳边”转向,促成了天山北路地方社会的形成。以奇台为例,从新疆统一后“依水建堡”到新疆建省后“以渠定庄”的空间生产,反映的是王朝权力以水域为界建构地方行政空间的过程。与此同时的空间结构化过程亦表达了政权控制框架下地方水利秩序的运作方式。以上的启示在于,中央政权对地方社会控制的强弱在于中央政权的社会控制能力和对该地区的态度。当主权意识上升时,疆域边界与权力边界往往重合。这时,中央政权对待边疆地区,更会以强手段实施之,其社会转型亦在于理念的变化之间。

嘉兴大运河诗路文化传承及旅游开发研究

从地理位置和文化底蕴、诗路源起和发展脉络、文化体系和人文特质三个方面探寻嘉兴大运河诗路的深刻内涵,分析嘉兴大运河诗路在共同富裕、城市形象、社会民生和生态保护四个方面的传承价值,并从挖掘文化深度、加大行动力度和提升人文温度三个维度提出嘉兴大运河诗路旅游开发的思考和对策。

明清时期丹江航运述论

有明一代,丹江航运在明初仅丰水期具备一定通航能力。嘉靖时,商州至龙驹寨段、商南县段通航条件相对良好;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六日,丹江洪水彻底解决了月儿湾段巨石的阻碍,丹江水道全线贯通,航运能力大增。入清后,丹江得到人为整治。康熙三十二年,开始疏浚丹江龙驹寨以下河道;雍正九年,程秉礼全线勘察丹江水道;雍正十一年正月至三月,商州典史张恒疏浚竹林关至梳洗楼段河道;乾隆十三年至十六年,商州知州许惟权主持龙驹寨至竹林关的河道整治工作,并设立治河专项资金。

水利、环境与社会:清代木兰陂的水利变迁

通过分析、论证,发现清代莆田木兰陂地区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导致水利设施维修频繁且耗资猛增,水利环境持续恶化;而同时财政赋役制度改革导致官府财政支配权力下降,为此官府不得不借助民间力量,水利社会控制权日益下移,水利民间化趋势逐渐加深。“董事”制的确立、“计亩出资”与捐资的互补、“按田派夫”与“雇夫”交错,是莆田木兰陂地区水利社会在清朝赋役制度改革的背景下结合当地水利环境情势做出的适时调整,也是水利民间化趋势加强的表现。

京杭运河传统村落非遗活态保护传承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模式研究

通过文旅融合方式活态保护传承京杭运河传统村落非遗是运河文化保护的重要途径。从京杭运河传统村落非遗的内涵出发,在京杭运河传统村落非遗保护传承与旅游融合发展可行性分析基础上,展开京杭运河传统村落非遗活态保护传承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模式分析。该模式以“活态”保护传承为理念,不断实现京杭运河传统村落非遗文化的再生产、再传播及情景再现,满足旅游者对京杭运河文化深层次体验需求,保障运河传统村落非遗保护传承目标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推出京杭运河传统村落非遗保护传承的文旅整体性与专项性规划,从文化空间再造角度保障运河非遗保护传承与旅游之间的深度融合。同时,不断培养与吸纳京杭运河传统村落中非遗保护传承主体,实现各类参与者对运河非遗的高度认同,确保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模式的有效运行。

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传统村落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的比较研究——以北京皇木厂、天津杨柳青、河北捷地村为例

协同推进京津冀区域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不仅可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也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传统村落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对于京津冀区域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三个传统村落——皇木厂、杨柳青、捷地村(分别隶属于北京、天津、河北)为例,从认知、情感、意向三个维度,分析三个村落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认同的情况、影响认同的个人属性因素,并分别对它们进行对比,最后总结提出强化大运河(京津冀段)沿线传统村落村民大运河文化认同的途径:一是重点强化捷地村,再强化杨柳青,最后强化皇木厂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二是首先要强化三个村落村民在认知维度的认同,其次强化在意向维度的认同,最后强化在情感维度的认同。三是共同强化三个村落年龄较小、居住时长较短的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四是对不同的传统村落应采取不同的细化措施,强化不同属性村民对村落大运河文化的认同。

明清民国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认知与实践——从阎绳芳到阎锡山

认知与实践是一对重要的哲学概念,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时也受到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的制约。明清时期,以阎绳芳、渠殿飏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已经揭示了昌源河流域水土流失的基本原因,即上游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森林覆被减少,从而引发水土流失,最终导致下游洪水灾害频发。他们构建了一个“人类活动—覆被变化—水土流失—洪水灾害”的关系链条,但用风水镇煞法这一“偏方”作为治理良药。民国时期,现代国家制度的初步建立推动了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和官员队伍的技术化,这与近代水土保持技术相结合,不但将明清时代水土流失的“定性”认知上升到科学世界观中的“定量”阶段,而且扫除了传统思想的桎梏和制度的障碍,在系统性的治理实践中迈出重要一步。阎锡山曾开出除弊与兴利相结合的“急方”,使植树造林成为一种资源再造工程,但大片森林在日后的经济建设中又被砍伐,这看似是一个植树与毁林之间的“悖论”,实际上却是实用主义价值观指导下的主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