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在世界科学文化史上的特质——《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创刊30周年

中医药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主要包括医(古代属于方技)和药(本草)两大部分,在世界医林中以独特的理论体系称著。明末清初,为区别传入的西方医学,曾有“本土医学”“国医”和“国药”等称谓。在1879年从中国澳门来到上海行医的英国医生合信的首部论述中西医学比较的著作《西医略论》一书中有“中医”“西医”之名。此后中国的传统医学逐渐被称为中医学和中药学。

基于《黄帝内经》病证结合思想探讨疾病循证病机-证治体系研究模式

深度挖掘《黄帝内经》病证结合思想,《黄帝内经》首开辨病论治之先河,在此基础上,又将辨病与脏腑辨证、病因辨证、经络辨证及六经辨证有机结合,开启了病证结合思想的萌芽,为后世病机、证候、治则治法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基于病机、证候、治法、方药之间的内在联系性与统一性,提出病证结合是循证病机-证治体系的立论基础,循证病机-证治体系以疾病为研究基础,以病机为核心要素,以临床疗效为评价标准,“基于疗效,评价病机”是构建疾病循证病机-证治体系的关键。在疾病循证病机-证治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借鉴循证医学系统评价的方法,通过“以方测证、验证病机”的方式,为循证病机-证治体系的构建提供思路。

辨病思维在《伤寒杂病论》中的运用探析

辨病思维是指准确认识疾病全过程的总体属性、特征和规律,施以相应治法的临床思维,在诊疗中运用辨病思维,能规避辨证论治机械化,避免陷入强调片面临床表现而忽略整体病机的误区。运用辨病思维剖析《伤寒杂病论》,能明确经典中诊疗手段的现代临床意义,更好地剖析条文涵义,并运用现代医学认识来扩展方剂适用病证,强调辨病论治并非否定辨证论治,而是强调两者应有机结合,不应轻辨病重辨证,而应在整体观念基础上以辨病思维主导施行辨证论治,提倡辨病为先、病证结合的临床思维模式。

张仲景微症辨析

现今医家较为关注症状反映的表里病位与寒热虚实的性质差别,而忽视症状量化的重要意义。基于张仲景构建的中医临证规范,将“微”引出的定量症状表述命名为“微症”。立足发生原因与表现特点的基础,结合伤寒病、杂病的演变规律,从诊察、辨证、治疗的全局视角出发,挖掘微症反映的张仲景临证要领。在诊察方面,注重特殊征象的细微变化,明晰病证关键,做到见微知著;在辨证方面,以整体观、恒动观为指导,既通过微症辨析疾病的细微变化,把握其反映病位迁移、病性转变、病势转归的临床价值,又兼顾引发微症的多重因素,如失治误治、病家体质;在治疗方面,尽早识别已病而未显的微症状态,将既病防变理念落实于临证之中,同时善于调整治疗思路,运用性味相反药物进行搭配,发挥微症治疗的相成作用。针对疗效判定与治疗火候的把握,药后微症则明确了中病即止,不必尽剂的原则。从微症探析张仲景临证要点,有助于理解经典蕴含的理论思想,提高症状辨识水平,深化临床指导意义。

阳明病“胃家寒”当作“塞”解

“阳明之为病,胃家实(一作寒)是也”是阳明病的提纲证。基于训诂学,认为“寒”实为“塞”字讹误。在字形上,“寒”“塞”的隶楷字形极为相似,诸多出土文献皆有“寒”“塞”互讹的例子。在字义上,“塞”表达“充盈”“壅盛”“闭阻不通”,与阳明病的共性病机相符,故“胃家寒”实为“胃家塞”。此外,将“寒”作“塞”解,《伤寒论》第166条、176条等与“寒”相关的疑难条文皆可通。将“寒”作“塞”解,可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制约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内在因素分析与对策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迎来大好时机,同时面临巨大挑战。本文结合中医药学的特色与优势,从3个方面系统分析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的自身不足:一是中医药创新理论的共识度有待提高,二是中医药防治疾病的临床疗效有待提升,三是中医药传承的文化氛围有待加强。为此我们提出3条相应对策建议:一要遵循自身规律,凝聚共识,传承精华,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二要突出中医特色,科学评价,面向临床,在疗效的基础上总结优势;三要增强文化自信,营造氛围,中西融合,在科学的语境中研究医学。充分发挥中医药的原创优势,推动中医药精华传承与守正创新,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浅析吴澄《不居集》治痨思想

吴澄是清代新安医学的代表性人物,在其著作《不居集》中收集了各医家治虚损之法,而对于痨瘵的治法,散在于各个虚损门类中。该文将吴澄《不居集》中治疗痨瘵的思想进行归纳总结,对后世医家以“托法”治疗痨瘵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2020—2021年度中医藏象理论研究进展

藏象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核心,近两年来国内学者对藏象学说的研究取得不少进展。通过对CNKI数据库和相关著作资料的搜集整理,对2020-2021年度的中医藏象理论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分析,分为藏象学说的概论性研究、脏腑各部的理论研究、脏腑相关理论研究3大类。认为相关研究具有较强创新性,研究涉及多学科多维度,学术观点彼此争鸣,形成了一些研究热点和亮点,但部分研究尚存在对藏象理论基本概念界定不清、研究方法的选择尚需进一步探讨、一些创新性观点尚需进一步加强论证等问题,今后的研究工作还需要注重加强与临床实践的联系,契合临床需求和社会需求,更加注重合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多学科研究成果,提升严谨性和实用性,促进中医药学术传承创新发展。

2020—2021年度仲景学说研究进展

基于中国知网(CNKI)中文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和相关出版专著作进行分析,2020-2021年度仲景学说研究主要进展涉及医史文献研究、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实验研究、信息学研究、循证医学研究与新冠疫情结合的研究等方面。医史文献研究主要涉及学术史、版本流传、校勘训诂等,理论研究主要涉及概念诠释、理论思维、阴阳五行理论、脏腑理论、六经理论、病机理论、诊法理论、辨证体系、治则治法理论等,应用研究主要涉及临床思维、临床杂病论治、六经辨证应用、方证应用、用药心得、经方配伍规律研究以及煎服法、剂型等,实验研究主要关注病证本质和方药机理等,信息学研究主要涉及知识图谱、数据挖掘等,循证医学研究主要涉及Meta分析等;与新冠疫情结合的研究主要涉及病因、病机、方药分析、诊疗防控策略等。我们发现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仍占据主要位置,基于网络药理学的经方作用机理、与新冠疫情结合的研究有重要发展。

痰瘀互结证新论

自20世纪90年代诊断标准面世以来,痰瘀互结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渐至成为诊治疑难杂症的临床法门和理论研究热点。本文在全面梳理痰瘀互结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性总结并新修订了痰瘀互结证的概念、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分期分型和治疗原则,提出“痰瘀兼化”的病机变化主线,早期、中期、晚期分期与虚寒型、湿热型和混合型分型的新认识,以及治疗中强调痰瘀同治和注重祛湿、温阳、清热、补虚等综合运用。试图通过这样的集成总结和深化阐释,推动对痰瘀互结证科学内涵的研究,推动应用痰瘀互结证相关理论进一步提高疑难病的临床诊治水平。

五运六气--天人合一的范型

五运六气是在天人合一及在以气为本一元生成论始发下,以天五地六为框架,用五六相合的术数推步方式,通过究天人之际,进而推求从天象到测病论治的医学体系范型,其内容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有以“推步”的推演格局,以“五气在天为五运”、各主一年的气象,气在地为六气,是把一年分为六节,每节主2个月的气象,合为三阴三阳。五运由木、火、土、金、水想称,六气由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太阴湿土、阳明燥金、太阳寒水想称。推演按“顺天以察运,因变以求气”,五六相合而知象之应见,进而知六气为病。在推演论述中,创发了气化、升降、病机、亢害承制、相火等理论和概念,其“无代化、无违时”的养生理论简明实用。提出了五运三纪和六气十二变的证候及原委,系统归纳了天人合一的医学观及中医诸种治法和君臣佐使的处方原则,成为中医药学脉的一座高峰,启导了金元四家和温病学派的创立,以此成为中医药学术特色的理论内容。

《黄帝内经》“两感于寒”与《伤寒论》“两感”辨析

梳理《黄帝内经》“两感于寒”内涵的历史演变,提出《黄帝内经》“两感于寒”证实为少阴虚衰情况下太阳、少阴两经同时感受寒邪,属于一种危重证候,与《伤寒论》太阳、少阴两感证有明显的区别。《伤寒论》“两感”证有“狭义两感”与“广义两感”之分。“狭义两感”即特指表里两经之感邪;而“广义两感”则认为,只要是两经感邪,不管疾病是如何发病及传变,皆为“两感”之范畴,不仅涉及互为表里两经的合病,而且亦包括其他两经合病及并病的相关内容,甚至同一经的经腑同病亦可被纳入“两感”。参照《伤寒论》对“两感”的治法,提出《黄帝内经》“两感于寒”可先用四逆汤或通脉四逆汤救里,根据病情决定是否再用桂枝汤等解表。

文明互鉴新时期深化基础理论研究

中医药学具有科学人文双重属性,是具有华夏民族优秀传统、全面系统继承从未断裂的医药学。重始源,伏羲制九针、神农尝百草当是针灸学、本草学的端始。华夏文明以黄帝为标志,赞誉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中原流域文化经胡人汉化与向东南方涵化普及中华大地,从夏商周代始历五千年。主体是农耕文明,以象数易气神混沌的一元化哲学为根本,中医中药以天人合徳整体观治未病、辨证论治体现疗伤治病的医药学。不同国家、民族、地域都有自己的文化、文明,文明有差异性又有共同性,中国哲学历来倡导“和而不同”,执中对话,互鉴互动,美美与共。回首二百年来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外侮侵略,晚清洋务运动摆脱传统追逐西化而国学势微,丧失了东西文化和而不同的交流对话。文明的冲撞、矛盾、斗争曾发展到数典忘祖,废除国医国药,中医教育漏列案的惨烈情况。当今世界自然社会环境复杂,既有竞争矛盾又有合作共生。就经贸、科技、学术研究论全球一体化、信息化、数字化高概念大数据技术的协同发展仍在历史进程之中。知识界学者感受到国家意义上的民族、学派与个人都需要保持自身文明的特色与传承的优势,也同时开放吸收其他民族的科技文明成果,应当是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结合。华夏民族具有“尚一”“尚同”的基因,全球同样朝向文明互鉴和而不同的对话合作向前迈步。总之,国医国药惟国是,国“是”乃华夏民族深邃哲理指导基础理论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根本。

论用缓急法治疗虚损性急症

缓急法在治疗虚损性急证中有较大的临床价值,《黄帝内经》中所说的“急者缓之”有两个关键内容,急和缓。急是从病势而言,具体症候可分为四类。一、筋脉肌肉挛缩或剧痛。二、紧张亢奋躁动不安及心悸精神恍惚。三、虚不耐受的空虚难耐感。四、精气脱散的危重状态,如大汗、喘脱。虚损性急证按主次依次定位在脾、肝、心三脏。因为脾在味为甘、主运化,脾为孤脏以灌溉四傍。肝主疏泄升发,心为君火之脏。此三脏积极主动,消耗元气较多,在虚损状态下,最易出现急证。结合《内经》原文及临床案例,甘缓为虚损性急证的治疗大法,即补虚为本,其次为酸收蓄养之法,二者相辅相成,为治疗虚损性急证的主流治法。其他结合兼夹的病因,如风寒、阳虚、血虚、阴虚等综合调治。

JNK信号通路在抑郁症发病中的作用及中医药调控研究进展

抑郁症作为一种高疾病负担的精神类疾病,具有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和高自杀率的特点,且近年来发病率逐渐上升。其发病机制复杂,假说涉及多种生物学过程,其中免疫炎症假说已成为研究抑郁症的新兴方向。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家族中c-jun氨基末端转移酶(c-Jun N-terminal kinases,JNK)通路被发现可能是治疗抑郁症的新靶标。研究发现JNK通路可通过神经发生和神经可塑性、神经炎症、细胞凋亡、氧化应激、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轴与糖皮质激素受体等途径参与抑郁症的发生发展,且这些细胞分子机制间也相互联系。中医药柴胡疏肝散、逍遥散及针刺在发挥抗抑郁作用的同时显示出了良好的JNK通路靶向性,未来可加强中医药治疗抑郁症的多途径临床验证。

王好古火热辨治理论与应用探析

王好古的火热辨治理论是对易水学派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对明清以降温补、扶阳及温病各派火热理论的形成具有启发作用。王好古火热辨治理论以“内外一统论”“阴证学说”“三焦寒热学说”为基础,通过辨脉将复杂多变的火热症状诊治简化为“辨脉分阴阳”“阴证温补脾肾”“阳证分治三焦”三步辨治方法。文章选取《阴证略例·海藏治验录》阴狂、阳狂两则医案说明这一火热辨治理论的使用方法。

《西藏纪游》涉医史料撷探

《西藏纪游》是清代官员周霭联两次出入西藏所著的旅藏游记,记录了作者从汉族文化视角观察藏族文化的内容和感受。藏族地区的医疗卫生习惯和风土民情在书中呈现,高原反应、冻伤、毒蚊叮咬、出痘等多种疾病,本土和外来的药物情况,饮食起居、宗教习俗以及奇闻逸事等与医学相关的内容等都有所涉及。对书中涉医史料进行整理和探究,有助于了解当时藏地医疗卫生状况,可以丰富藏医学史的研究史料,也为清代的涉藏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南臧北黄”的伤寒学术比较

“南臧北黄”是指清代山东医家诸城臧应詹和昌邑黄元御。通过比较研究发现,黄元御和臧应詹虽然生活年代和地域很接近,但对于《伤寒论》的阐述却展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黄元御着重理论发挥,臧应詹强调临床应用,这与两人的习医背景、交游情况等有很大的关系。两位医家在条文编次、注释方法和风寒营卫性质等方面的认识上,亦受到当时“错简重订”研究的影响。黄元御沿袭“三纲鼎立说”,注释则偏重气化学说,以六气解六经;臧应詹则取众家之长,强调临床的实用性,注释上偏重于辨证论治,并不认同风寒营卫的分别。

五不女源流及演变浅考

五不女指女性五种生殖器官缺陷或畸形所致之不孕。五不女滥觞于佛教领域,以“五种不女”之词首载于宋末周密《志雅堂杂钞》,元代鲜于枢《困学斋杂录》明确提出“五不女”名词;在道教领域,五不女以“五症”之称谓为阴阳双修派绍承;明代万全《广嗣纪要》将五不女引入医学领域,掀起争鸣热潮。五不女之五字内涵不断演化,至明代形成较为统一认识。通过追溯文献,从《广嗣纪要》“五种不宜”入手,明流昭变,以丰富不孕症概念体系。

探析女性热入血室证临证思路

女性热入血室证首见于《伤寒论》,历代医家讨论颇多,注解甚杂。此证为妇科常见病证,然原文中一方一穴一法,难以直接应用于临床实践。通过梳理前人诸说,总结出和解、清热、调肝三种基本治疗大法,并分析名家医案,归纳临证思路,以期指导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