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背景下我国固废资源化利用产业发展研究

固废资源化利用可以节约大量的资源和能源,具有循环利用、节能减碳的优势,对于推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双碳”战略目标、促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典型案例分析,梳理了国内外固废资源化利用产业的发展现状,分析了我国固废资源化利用产业在产业化进程、资金投入、技术创新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固废资源化利用产业的发展建议,推动产业化进程,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融合赋能;加大激励支持力度,夯实金融保障基础;打造科创资源高地,强化项目示范引领;集聚人才优势,搭建高水平合作平台,全面推进固废资源化利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双碳”目标下流域生态城市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实施路径

针对流域生态城市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趋势,在阐释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理论渊源和发展进程的基础上,从理论维度和现实维度辨析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明确了“双碳”目标下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立足于流域生态保护,分析了当前生态城市建设规划的三大瓶颈因素,提出了流域生态城市建设的对策建议: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发展绿色经济,推进经济转型。

珠三角地区近20年城镇化与景观生态安全耦合协调分析

针对城镇化进程加快导致的珠三角地区生态景观胁迫程度日趋严峻,亟需加强区域生态保护的现状,构建新型城镇化与景观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度2000—2020年珠三角地区城镇空间扩展与景观生态安全耦合协调时空格局以及发展状态,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和灰色预测模型揭示其驱动机理,并预测2040年城镇空间扩展和景观生态安全耦合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珠三角地区9市城镇化与景观生态安全的耦合协调度在20年间呈现缓慢波动上升的趋势,耦合协调度由2000年的0.305~0.436升至2020年的0.385~0.545,现处于拮抗耦合阶段,未来20年将继续向着协调同步、有序发展的方向前进。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城镇开发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难以同步发展,景观生态状况不乐观,生态环境滞后型的地市逐渐增多,尚未全面形成良好的协调发展状态。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投入水平等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较为显著(P<0.05),今后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需要加强耦合协调的机理研究,持续关注城镇空间拓展与景观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趋势及特征。

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逻辑理路、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其所倡导的新技术、新能源和新产业,符合绿色发展的要求,能够有效赋能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蕴含深厚的逻辑机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生态向度是其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探索是其实践基础,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高度契合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进程。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新途径、为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新动力、为解决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新方案。实现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需要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动力支撑,以绿色经济政策体系为重要抓手,以绿色产业壮大为实践指向,以绿色能源发展为驱动力量,通过科技助力、政策支持、产业适配和能源革新,有效拓展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

老工业城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以沈阳市为例

维持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是保障老工业城市可持续转型的重要基础。利用遥感影像解译和改进当量因子法,定量分析沈阳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结果表明:(1)沈阳土地利用以耕地为主,建设用地和水域呈增加趋势,而草地、林地等重要生态用地逐渐减少;2005—2010年其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最为显著。(2)生态系统服务主要以调节服务为主,耕地和水域贡献超八成的生态系统服务,而草地、林地仅贡献约两成,且逐年减少;空间分布上呈中心低外围高的圈层结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年均增加0.66亿元,人均价值年均降低47.95元。建议系统管理城乡土地资源,加强林地、草地等保护和质量提升,控制新城区和工业园区扩张,提升单位土地资源产出率。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群路网韧性的贝叶斯网络评估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路网的韧性问题愈发凸显。构建了一种基于贝叶斯网络模型的城市路网韧性评价模型,并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群为例,评估了2000—2019年该地区9个城市的路网韧性。基于韧性功能函数从容灾性、稳定性、重构性、恢复性4个方面建立功能层,选取稳定性、可变性、可维护性、可靠性、服务性、安全性、鲁棒性、可修性、适应性9个因素建立性能层,选取客运量、公共汽车数量、道路面积率、出租车数量、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公共交通投资、每万人公共汽车数、道路运输从业人数、人均道路面积9个因素建立因素层。研究结果表明:路网韧性指数最高的为深圳(60%),而最低的为中山(43%);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的路网韧性一直稳定增长,其余城市的路网韧性浮动较小;路网韧性并非总是随着城市GDP的增长而提高,还与人均GDP有关;敏感性分析表明,路网重构性、路网可靠性、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分别为各自所在层中对路网韧性影响最大的因素;加强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联系可以提高城市路网韧性。研究成果可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交通路网功能完善与韧性提升提供技术参考。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基础、问题与应对策略

合法性是国际机制创建和维持的根本前提。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作为当前最受瞩目的国际机制之一,国际社会特定的权力结构、利益偏好和观念认知构成其合法性的现实基础。与其他国际机制一样,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也不断地演化和变迁,气候政治中的权力转移与领导力缺失、负外部性与国家利益之争、不确定性与话语权困境等问题对其合法性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为强化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基础和治理成效,应重塑中美欧大国领导格局,积极推动责任共担,不断强化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统一的气候行动,并以“共同的人类身份”凝聚全球共识和身份认同,促进全球气候治理真正从全球共识走向集体行动。

山区铁路工程“路基-环境”绿色关键要素识别研究

为推动山区铁路路基工程与环境之间绿色优质协调发展,提出一种铁路“路基-环境”耦合关系分析及关键要素确定方法。首先,构建“路基-环境”交互影响网络,引入木桶理论构建绿色要素集;然后,运用系统耦合模型,测算系统耦合协调度并评估组合状态,分析铁路路基与环境的绿色协调状况;最后,借助复杂网络理论,以要素为节点,要素间影响强度为连边,形成协同、影响、扩散多层复杂关联网络,采取spearman和二维云模型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多层网络要素耦合强度,并结合节点删除法确定铁路“路基-环境”的关键要素集。以某铁路路基为例进行研究,得出铁路路基与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状态处于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之间的结论,因此应对路基边坡植被防护、路堑开挖尺寸、路堤填筑尺寸、路基边坡工程防护4个关键要素加以重点管理,以实现铁路路基工程绿色化。

城市蔓延能否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来自长江经济带的例证

中国正处于生态环境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深入探究城市蔓延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进而优化城市绿色发展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系统阐释了城市蔓延影响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内在机理,基于长江经济带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城市蔓延显著加剧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环境污染和碳排放程度,此影响在人口低密度地区和大中城市更为明显;(2)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表明,城市蔓延显著加剧周边城市碳排放的同时对周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不明显,即城市蔓延的“减污”“降碳”效应存在异质性;(3)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蔓延主要通过交通效应、生态效应和创新效应影响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据此,文章从城市用地合理规划、公共交通系统完善和绿色创新开发的角度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选择与价值导向

核心提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典型路径上已经形成了阶段性共识,各地在实践中也推出多样化的制度设计。本文梳理了不同路径下可能的制度选择,并辨析了不同制度所蕴含的价值导向及其影响。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更高要求下,如何处理好制度选择与价值导向之间的协同关系,对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制度体系至关重要。

四川省综合交通发展与节能减排关联分析

能源消耗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减少能源消耗可以有效地减少碳排放,从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本文对四川省综合交通发展和耗能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采用碳排放估算方法,建立了碳排放驱动因素测算模型,得出了驱动因子对能源消耗总量的贡献量,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

内蒙古黄河流域“水—能源—产业”协同推进机制和实现路径

协同推进“水—能源—产业”发展是实现内蒙古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内在要求。“水—能源—产业”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错综复杂的生态系统,产业发展与节水节能、降碳减污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需要多方合力才能实现三者之间的最优关联性。为此,建立了互动机制、供求机制、整体机制“三制一体”的推进机制,探索实现“水—能源—产业”协同推进的新路径。

绿色转型:关系调适、基本样态及其发轫机制

经典环境社会学研究聚焦环境问题或环境衰退的学理解剖与理论阐释,呈现“环境衰退论”的叙事特征。为应对环境挑战,人类积极调整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动社会的绿色转型,勾勒出资源消耗迈向资源善用、环境损害迈向生态修复、生态代谢断裂迈向生态循环以及失序发展迈向协调发展的基本轮廓。制度-政策势能、经济-技术变革和社会-文化浪潮构成绿色转型赖以发轫和发展的基本机制,其中,制度-政策势能在中国的绿色转型实践中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当前,绿色转型虽然已不只是学术想象与学术倡导,但这种转型实践还处于趋势性状态,面临着不平衡性、不稳定性和不充分性的挑战。对此,环境社会学需要持续开展更为深入的学理研究。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体系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以生态保护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机制,社会生态需求无限性和多层级性同国家公园生态供给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市场化机制的建立实现平衡,生态韧性与交换价值理论是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基础。从社会生态需求角度建立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分类体系,为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供需平衡的精准调控奠定了基础,以供定需,以需引供。特质性、时代性、公益性、可持续性是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基本原则,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具有时间、空间、类型、层级等4个维度的特征,3类5级是其基本转化体系,随时空变化、资本投入不同而不同,物质类、精神类、知识类产品是体现国家公园特质的3类生态服务产品,公共性、准公共性与经营性是国家公园生态服务产品的3个基本属性,空间梯度与转化效率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和质量的重要评价指标,也是国家公园管控分区和功能分区合理性及其管理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

海洋类型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与机制——以长岛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

国家公园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保护的关键区域,海洋类型国家公园作为国家公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对于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将海洋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至关重要。长岛国家公园创建区是海洋类型国家公园的典型代表,生态资源优势突出。以长岛国家公园创建区为例,探索海洋类型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与机制,旨在协调保护和发展的实际矛盾,实现优质海洋生态产品的持续有效供给。研究构建了生态产品价值分类体系,将生态产品分为供给服务产品、调节服务产品和文化服务产品三类。基于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分析长岛国家公园创建区生态产品价值构成。针对各类生态产品价值的特点,提出长岛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包括生态保护补偿路径、生态产品溢价路径、自然资源碳汇交易、生态旅游路径和环境教育路径;归纳了包括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保护补偿机制、经营开发机制和保障机制在内的长岛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两山”理论视角下县域“三生”功能评价与分区研究——以广西为例

国土空间功能具有复杂的权衡/协同关系,基于广西区县“三生”功能评价与空间分析,结合“两山”理论实现广西国土空间功能分区及优化。文章以广西111个区县为研究单元,构建“三生”功能评价体系,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三生”功能空间格局及权衡/协同关系,采用两维图论聚类法实现广西国土空间功能分区。结果表明:(1)广西区县“三生”功能空间格局具有显著规律性与差异性。生产功能呈“南高北低”空间格局,生活功能整体以南宁为中心向桂西与桂北区县衰减,生态功能高值区于桂西连片分布。(2)生产-生活低-低协同型区县于桂北、桂西北连片,二者权衡型区县分布在桂西南或集聚于南宁、柳州和桂林市区;生产-生态高-高协同型区县集聚于桂西南,权衡型区县在桂中聚集或零星分布在桂东南;生活-生态功能以权衡关系为主,于桂西呈连片分布或零星散布在桂中、桂东南。(3)广西国土空间分为功能协同发展区、功能提升区。共包括北部湾生产-生活-生态协同发展区,桂中生产-生态协同发展区,桂东生态功能提升区,桂东北工业生产-生态协同发展区,桂北生产、生活功能提升区,桂西南工业生产-生态协同发展区,桂西工业生产-生态协同发展区,桂西北生产、生活功能提升区8个分区。本研究为国土空间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乡村旅游导向下陕西尧头人居环境优化设计

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对乡村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以乡村旅游为视角,研究乡村人居环境优化设计。前期研究了相关基础理论及案例,以陕西尧头村作为实践对象,分析了尧头村的特征和存在问题,通过实地勘察、深入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相关资料,明确了设计思路,提出优化设计策略,以期为从事相关专业研究者提供一种参考和借鉴。

产权理论视角下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测度与优化路径——以湖南四个典型传统村落为例

传统村落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产品,如何在乡村生态文明的建设下,把握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状况,助推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尤为重要。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实地调查法,基于产权理论划分传统村落生态产品类型,并构建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指标体系,同时以湖南四个典型传统村落为例,开展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测度与优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产权理论视角下传统村落生态产品分为私人生态产品、准公共生态产品和公共生态产品三类,包含生态物质产品、生态文化服务、生态调节服务三要素;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测度差异度低,整体价值实现水平一般,得分在57.08~60.85之间,其中横岭村得分最高,芋头村得分最低。根据价值实现的测度结果与实地调研情况,针对性地提出了旅游开发型与农业主导型传统村落的优化路径,以此助推传统村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传统村落的活化与可持续发展。

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实证检验

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三者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分析2011—2020年黄河流域78个地级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和三者耦合协调度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发展态势稳定,但数字经济与产业发展综合水平并不高;黄河流域三系统耦合协调等级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空间上呈现黄河下游>黄河中游>黄河上游的发展格局;驱动因素对黄河流域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其作用强度按经济驱动、产业结构、政府调控、水资源依次递减。

基于多源数据的北京生态涵养区生态产品供给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

结合生态涵养区的特点,构建生态产品供给与经济发展两个系统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评价法评估生态产品供给和经济发展状况,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北京市生态涵养区2019年生态产品供给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其耦合协调类型。结果表明,2019年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各乡镇生态产品供给和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的高值和较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怀柔区、密云区和延庆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各区的城镇以及靠近北京市近郊的乡镇。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各乡镇生态产品供给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介于0.648~0.999之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值介于0.312~0.600之间,耦合协调度内部差异较大,整体耦合协调水平不高,呈现较弱的耦合协调关系。北京市生态涵养区各乡镇生态产品供给与经济没有实现同步发展,生态产品供给滞后型和经济发展滞后型的乡镇大约各占一半。建议北京生态涵养区应立足于不同的资源优势,根据生态产品供给和经济发展状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实现两者的互补和相互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