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执转破”职权启动正当性危机的应对——基于比例原则的视角

依职权启动“执转破”程序是公权力对私权的干预,其职权运行理应保有一定限度。2022年《强制执行法(草案)》设置的“执转破”职权启动模式因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行而存在过度干预倾向,或将导致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受损以及司法资源浪费,使“执转破”启动职权面临正当性危机。基于依职权启动“执转破”程序“权力-权利”的法律关系结构,比例原则为“执转破”启动职权限缩提供了独特视角,在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与均衡性原则的审视下,应明确职权启动应以当事人拒绝适用“执转破”为前提,并以债务人清偿能力穷尽做为职权启动的积极要件、破产无意义或负收益作为职权启动的消极要件,同时探索构建破产简易程序及“执破联通”信息化平台以提高程序运行效率。

试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适用难的原因及对策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设立是为了维护司法秩序,解决当前司法实践中的"执行难"问题,故如何正确适用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便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但由于过去对该罪缺乏重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大量问题需要研究。其中,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适用难"便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引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执行难"问题,但现在其本身却步入了"适用难"的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原因有三方面:认识原因、法律原因和司法体制原因。因此,解决其"适用难"必须从这三方面入手。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实证研究

"执行难"长期困扰着法院,已成为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一个重要障碍。"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尊严"是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正是我国为解决执行难而设置的刑罚措施,是所有执行措施中最严厉、适用效果最显著的措施。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它却极少被使用。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又该如何克服这些障碍,使拒执行为无处遁形、罚当其罪,从而有效地捍卫司法的权威性和有力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本文以对拒执罪司法适用实证调查为基础,展开对上述问题的研究。

生辰祭奠中的“文化记忆”与“遗民执念”——以孙雄《名贤生日诗》为中心的讨论

清廷覆灭后,一批不愿进入新政的士人形成了生存环境与文化空间迥异于过去的遗民群体。而民初因受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传统旧学进一步衰颓。道统凌夷、人心恣肆的社会现状煎烤燔燎着文化遗老的精神根柢,孙雄以清遗民自居纂辑《名贤生日诗》,一批遗民参与了名贤生日追祀活动,用文化祭奠的方式树立先正典范,体现出所持的历史观念,以及承续道统、挽救风教的遗民执念。事实上,追慕前贤,在过渡时代回望旧学存在的星光,不失为遗老们匡拯失序社会的一种方式。他们在这一旗帜下集合,也在被社会边缘化乃至弃置的痛楚与孤寂中寻找到精神依托。社会救赎与自我救赎,具有了某种同一性。

执着笃行 求真务实--张以宽老师的增减记账法情结

惊闻张以宽老师驾鹤西去,内心的悲痛失落不言而喻,先生执着笃行、求真务实的宝贵研究精神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先生对增减记账法的贡献值得我们进一步学习和总结。由于工作原因,1994年我调入天津商学院工作,与北京商学院有了更多的接触交流机会,可以面对面向张老师请教。

关于全省法院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2009年11月26日在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主任、常务副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现在,我代表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常委会报告全省法院执行工作的情况,请予审议。一、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预先拒执行为刑法规制研究

预先拒执行为破坏的是拒执罪所保护的法益,与拒执罪所规范的行为具有同质性,需要且可以由刑法规制。但拒执罪现有认定标准未能涵盖被执行人裁判前转移财产的行为,导致债权人的权益保护出现漏洞,这源于拒执罪的司法适用参照与实际需求错位以及我国强制执行综合治理体系的不完善。将预先拒执行为纳入拒执罪进行刑法规制,符合积极预防的刑事司法政策与拒执罪立法目的,但要明确预先拒执行为的主观恶意与成立时点的认定标准,厘清罪与非罪界限。罪质上,在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增添行为类型与程序性要素,将预先拒执行为纳入拒执罪罪刑体系;罪量上,明确情节轻重的不同情形,细化量刑区间;认定逻辑上,更新指导性案例库与各地司法解释,是规制预先拒执行为的有效路径。

为什么偏好执行和解--以执行法官为分析视角

学界不少研究表明,有相当数量的案件以执行和解的方式结案,人民法院在宣传报道和司法文件中也表达出对执行和解这一结案方式的重视。以往,对执行和解结案较多这一现象的解释采取法律文化或者功能主义的视角,但也只能解释特定类型案件或历史阶段下执行和解较多的原因,并不能为该现象提供一个普遍性的解释框架。从审执关系角度说,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定位造成了审执关系的结构性失衡,而调动法官进入执行工作并不能达致审执平衡的目标,反倒造成了执行法官的优势地位。在“一人包案”的执行模式下,执行法官的纠纷解决立场造成了执行和解较多的现象。同时,执行法官群体在执行工作中的主导地位也影响了执行制度的发展方向。

试验装置对比人工测量门窗执手操作力矩的优势

采用执手操作力矩试验装置对门窗传动机构用执手进行全程测量,测试过程记录定位点的操作力矩及非定位点的操作力矩,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人工测试方法作为对照:(1)使用测力计测量操作力并测量力臂距离,通过操作力×力臂计算力矩;(2)采用扭力扳手通过加持执手轴心进行力矩测量。通过对比执手操作力矩试验装置与人工测试的操作力矩值及其标准差、极差、全程试验时间,分析不同测试方法的误差产生原因,结果显示,采用力矩试验装置测试执手力矩相比人工测试具有较大的优势,力矩值标准差小,极大提高了检测效率。

发生事故拒赔偿 强制执行促和解

【案例】秦某驾驶车辆,与高某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致高某及乘坐人白某受伤。经交警认定,本次事故秦某、高某分别承担主要责任、次要责任,白某无责任。后因赔偿问题,白某将高某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后判决被告高某赔偿原告白某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8843.2元。但是判决生效后,高某迟迟不履行法定义务,白某遂申请强制执行。高某迫于法律威严,白某也顾及邻里之情,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案件圆满执结。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执行程序专门化之探讨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执行内容的混合性、执行标的的可转换性以及修复义务的周期性促成了执行依据的复合性,对传统的民事执行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由此,环境司法专门化理念应包括环境执行程序的专门化,在执行开始前,强化对环境侵害人履行义务情况的监督与管理,考虑赋予原告监督债务人履行环境修复义务的主体资格;在执行进程中,识别金钱给付与行为给付等执行标的,采取对应的执行措施,并根据执行程度采取不同序位的执行措施;在执行终结后,建立回访制度,监督赔偿金是否用于修复被损害的生态环境以及是否存在重复侵害行为,并评估是否再次启动执行程序。

试论非诉行政执行体制之改造——以裁执分离模式为路径

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在我国已正式施行二十余年,本应稳妥和有效实施的这项制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暴露出愈来愈多的弊端和不足,特别是在土地征收、房屋征迁、土地违法等案件的执行方面,以法院审查和执行为主导的裁执一体模式已到了"非改不可"之地步。任何制度的改造或变革,均应立足于本国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法治现状和国家政治体制等基本国情,故而在诸多改革方案中,裁执分离模式脱颖而出,备受司法实务部门青睐,其理论的正当性可通过法规范层面的可解释性、司法权与行政权各回本位、强制执行权可分原理以及社会风险规制和负担理论予以证成,其未来发展的路径有赖于适用范围的扩大化、审查程序和标准的复合化、组织实施主体的明确化以及执行过程的规范化等多方面制度构造的优化和提升。

我国民事执行权分权制约的路径选择与程序衔接

随着"执行工作裁执分离改革"地方实践的正式启动,我国执行体制改革由审执分离进一步细化至裁执分离。这一举措不仅有利于改善我国多年来的"执行难"问题,通过分权制约更有助于破解"执行乱"的困局。在具体模式的选择上,采取"法院外适当分离"的模式更有利于实现改革的价值目标,即对于民事案件执行,适当地采取内部深化方式,将执行实施权、执行裁决权分别交由特定的人员和组织行使,从机构划分、事项划分以及人员划分构建民事执行权的边界。同时应理顺执行局与执行裁判庭在执行实务中的关系,加强两权之间的协作配合,以确保执行程序与执行裁判程序的顺畅衔接。

新时代人民法院“执源治理”问题研究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抓前端、治未病”重要指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明确要求,把最高人民法院张军院长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还要深化,执行难的源头问题要思考”具体要求落到实处,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通过实地调研、书面调研、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开展了新时代人民法院“执源治理”问题专题调研。调研主要从人民法院内部着手,同时兼顾执行联动、综合治理等外部工作,深入查找分析当前“执源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以期能更好推动矛盾纠纷实质化解,进而从源头上减少执行案件数量,推动解决“执行难”问题。

裁执分离语境下域内外行政执行之比较——基于完善非诉行政执行的目的

裁执分离已成为当前非诉行政执行领域的热点问题,在权力的构造和来源上离不开司法权与行政权、裁判权与执行权的大语境。在该语境下,对域外先进国家或地区的行政执行理论和体制进行比较研究,行政执行正是在"裁"与"执"的不断博弈中走向成熟。在新的行政诉讼法时代,行政执行特别是非诉行政执行,应着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裁执分离理论和执行体制,实现行政执行从形式裁执分离到实质裁执分离的转变,以彻底解决长久以来非诉行政执行所面临的困境。

青海海东: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

2018年以来,青海省海东市两级法院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以超常规的手段攻坚执行难,执行行为进一步规范,执行质效有了较大提升,执行外部环境有了明显改善,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海东市中级法院副院长马文祥向媒体记者介绍说,2018年以来受理执行案件5016件,执结4687件,到位金额5.13亿元,执行难问题源头治理初见成效,切实保障了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及时实现。

宋金瓷枕中执莲童子形象卮论

瓷枕作为民俗文化与传统工艺联姻的宁馨儿,其诞生之肇便与用者关系甚切,相较于其他器类,其承载的世俗文化更耐人寻味。宋金时期,瓷枕的烧造达到了鼎盛,执莲童子作为瓷枕中的一种代表性题材,得到了广泛运用。执莲童子与磨喝乐、化生关系甚切,与妇女求子催生有关,表达了祈子宜男的愿景。文章通过阐释执莲童子与磨喝乐、化生的联系,溯回原境,观风察俗,探索宋金瓷枕中执莲童子形象背后的深层意涵。

执源治理视阈下民事调解自动履行贫困化的消解理路

司法实践中民事调解自动履行率低、进入强制执行比例高的现象揭示出民事调解自动履行贫困化问题,也是诉源治理效果未能有效延伸到执源治理的集中体现。基于民事调解的契约属性,以关系契约、心理契约及智能合约为支点,形构“依约基础—守约中心—履约趋势”契约理论分析框架,提出消解自动履行贫困化的实现路径:第一,强化当事人自治与优化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形成客观依约的关系契约的显性消解;第二,采用治疗型调解模式,完善调解信用机制,塑造主动守约的心理契约的隐性消解;第三,嵌入智能合约,实现调解的自主履行与自动执行的履约趋势的技治消解。由此,进一步提出执源治理观,从源头减少执行的案件数量,从根本降低进入执行的案件比例,实现诉源治理与执源治理的协同共进。

行政强制执行模式改进分析

行政强制执行权在权力属性上属于行政权,但在微观构造上又蕴含司法性质的裁断权和行政性质的实施权。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特色突出,但尚不完全符合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属性与定位,不能完全满足行政执行的实际需要,亦未实现应有的功能和目的。新时代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改进应充分考虑法理、情理、事理因素。总体原则是逐步减少申请法院执行的类型,努力扩大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的类型,实现二者总量上一种动态合理的平衡。具体而言,在行政机关自行执行方面,明确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授权标准,实行作出主体与执行主体的分离,并在执行效率、执行手段、监督方式方面不断完善。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方面,应全面推进裁执分离体制,扩大裁执分离的适用范围,完善非诉审查的方式和标准,合理确定执行的主体,规范执行程序,健全执行救济途径,创新检察监督机制。

破执行难题 促经济发展

宣城市两级法院以长效机制建设为抓手,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强化执行联动,创新工作方式,充分发挥执行职能,全力服务保障好“六稳”“六保”工作。2020年以来,宣城市两级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18983件,执结18652件,执行到位金额16.48亿元,执行到位率、黑财清底率均位居全省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