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BIT谈判与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创新

分析《美国BIT范本》金融服务条款、美国金融业准入负面清单可知,中国与美国金融业准入负面清单在投资口径、所涉义务、措施形式、清单规范等均存在较大差异。中国自贸试验区是国家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应继续在金融业负面清单管理、提升金融业开放水平、发展新金融服务、大数据金融监管和系统集成、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方面,对接国际规则,先试先行。

论中美BIT谈判中透明度原则的困境与出路——兼论上海自由贸易区实践经验的有益启示

在对贸易投资法律体系进行深刻改革之前,中国通常会在小范围内进行改革,即规定部分地理区域作为改革试点。2013年至2015年,中国建立了四个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贸易投资法体系改革的试点,以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为中国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做准备。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政策透明度。比较由中美主导的双边贸易协定,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和产生差异的原因以及在中国的自贸区试点中如何平衡关于政策透明度的差异,并提出中美双边贸易谈判中相应的解决建议,具有现实意义。

中美BIT谈判下负面清单问题探析

文章尝试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背景下对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行探析。通过对比我国2017版负面清单与2004年后美国BIT及FTA近期缔约实践,得到在负面清单条款数量、具体条款内容,描述方式及分类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并尝试梳理原因。基于差异,文章结合别国负面清单设计实践,分别从负面清单整体及三个附件角度论述我国未来负面清单可能设计思路及走向,认为未来的负面清单应当以三个附件模式进行设计,与国际行业分类方式相对接,同时应梳理国内立法并出台《备案法》。

应对世界投资法律转型助力中国投资条约升级

中美投资条约谈判是中美两个大国间的一场世纪谈判。在世界投资条约制度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开展投资条约谈判,无论谈判结果如何,都会对投资条约制度的改革、明确两国立场、促进中国投资条约政策升级产生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综合利用法政策学、法解释学和比较法学的方法,对升级中国投资条约的动力机制、政策选择和升级版的中国投资条约的核心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打造第四代中国投资条约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1)中国升级投资条约具有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治理上的三重动因。在经济上,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要求中国升级投资条约以适应从资本输入国向兼具资本输入与输出国身份的转换。在政治上,中国实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赋予其将投资领域投资条约升级作为“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手段的价值。在国际关系治理上,提升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需要中国以升级投资条约来应对。(2)中国升级投资条约应采取均衡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中国应进一步提升投资自由化,同时保障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在准入阶段赋予外国投资国民待遇的同时实施负面清单管理。(3)以均衡自由主义为标准,形成升级中国投资条约的具体规则建议。其中,在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上,将公平与公正待遇与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相联系,进一步明确该条款的内涵。在征收和赔偿条款上,将被征收投资的公平市场价值作为认定征收赔偿额的标准,并明确限定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在社会责任条款上,突出纳入社会责任条款的必要性,又应谨慎对待此类条款的约束力、强制力和可仲裁性。在争端解决条款上,既进一步丰富完善投资仲裁规则,减少规则解释弹性,又通过发展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来应对新型投资争端,防止争端解决政治化。研究揭示的中国升级投资条约的动因、政策选择理据以及详细的实体性和程序性条款建议,反映了中国对世界投资条约改革的立场,在对美国开展双边投资条约谈判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为中国投资条约政策未来的发展和进行新的双边投资条约谈判提供了借镜。

美式新旧双边投资协定范本比较研究

2012年4月20日,美国奥巴马政府发布了新式美国BIT范本。该新范本以2004范本为基础进行了一定的修缮。对此,美国各界褒贬不一。总体而言,新范本与旧范本有所差别,但差别不大。修订后的新范本将会成为美国缔结新BITs的模板,为此,研究新范本中的相关修订,理解其修订的个中原委及其意欲取得的效果,对于预测BITs谈判的新动向和大国间BIT谈判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自贸协定中的投资规则及潜在机遇

当前,国际投资协定主要采取双边投资协定(BIT)和自由贸易协定(FTA)两种形式。原本只为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自由贸易协定(协议),其谈判与签订的范围逐步扩大,几乎涵盖了经济合作的诸多方面,其中就包括投资自由化,因此也更为各国所关注。中国作为世界投资大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重要的政治地位使其无法亦不能游离于国际投资规则之外,而应积极参与第三代国际投资规则体系建设。在投资规则谈判和制定中,中国应在议题标准、外资待遇和投资保护、争端解决方面进行完善和优化,选择合适的自由贸易伙伴如"轴心国家"、周边国家、欧美大国等共同谈判协商,加快自贸协定投资规则的制度化建设进程,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

美国投资协定范本实体透明度规定的可接受性分析

美国投资协定范本实体透明度规定采取高标准和独立的可仲裁性模式,暗含了美国试图在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演进中为透明度义务的内容和性质等核心问题定基调的深谋,结合其范本被一贯坚持的经历,它将成为中美投资协定谈判的最可能路径。比照中国在WTO下透明度争端解决实践,美国规定对中国投资仲裁所带来的潜在高风险可以得到合理控制,对其接受具有可行性。而且,它符合中国的利益需要,将促进中美之间投资增长,倒逼国内的外资制度改革,为未来缔约提供范本。面对美国规定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一方面完善中美投资协定中的例外制度,另一方面提升国内透明度制度建设。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策略思考

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的范本是美国正在推进的TPP谈判的基石,中国选择启动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的中美BIT谈判。在谈判中要充分认知与美方谈判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重视和协调好国内不同管理部门的正常、正当需求和既得利益的矛盾,要注意到中美平等谈判下的不对称性,迅速加强谈判人才队伍建设,谈判的成果要有长期性和前瞻性。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双刃剑

近年来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逐步走出僵局,不断向更深层次的领域推进。然而,不断深入的谈判在促进中国外贸经济往来的同时,也使中国对外投资面临更大的风险。民营企业作为中国"走出去"战略中的主力军,谈判对其海外投资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将在分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过程以及我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美国2012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讨论谈判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提出消除相关不利影响的对策,以保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步伐。

基于密钥位协商的多路径量子密钥协商技术研究

提出了在多路径、多用户QKD网络环境中利用密钥位协商技术在任意两个QKD节点之间进行量子密钥协商的安全机制。采用基于密钥位协商的多路径量子密钥协商技术,入侵者如果要获取两个QKD节点之间的最终会话密钥,将不得不侵入网络中的所有中继设备并截获所有可能路径上的信息。分析结果表明,该方法使得网络中任意两个QKD节点之间的密钥协商安全性均得到较大提高。

中美相互直接投资的障碍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很多赴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由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过高的劳工和环保标准等原因以失败而告终。同时赴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市场限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制度颇有怨言。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仍然存在诸多分歧点,应加快中美BIT谈判进程,审慎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投资管理制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从而促进两国相互直接投资,增进两国福利水平。

自贸区负面清单对标国际谈判投资准入规则制定

负面清单模式已经成为国际投资谈判的总体趋势,构成投资准入规则的核心要义。从负面清单的内涵及表现形式看,国际协定负面清单已成为通常意义上的负面清单。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属于东道国外资负面清单,与国际投资准入通行规则存在差距,与TPP、TTIP、TISA和美国2012年BIT范本等代表的新型国际投资体系匹配度不高。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对标国际谈判投资准入规则制定的路径,须联动中美BIT谈判,衔接外资三法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改,在实践中"高仿"中美BIT负面清单的模式和理念,达到"先试先行"的效果。

基于移动RFID的自动信任协商

射频识别技术是一种利用射频通信实现的非接触式自动识别技术,它通过与互联网通信等技术结合,实现全球范围内物品跟踪与信息共享。自动信任协商是陌生实体通过交替地披露属性证书建立信任关系的一种方法。提出应用于移动RFID的自动信任协商,并举例说明。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统一负面清单与美国BIT签约双方负面清单的比较研究

该文对美国现有BIT签约双方负面清单列出的项目进行了全面整理,依据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当前的统一负面清单的行业分类标准对其进行归类,展示了美国及其各BIT签约对方负面清单列入各行业的频次。以此为基础,该文设计了评价中美BIT负面清单谈判难度的指标,并对中国把当前统一负面清单各行业列入中美BIT中方负面清单的难度进行了量化评价。最后对正在进行中的中美BIT负面清单谈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与国际BIT谈判接轨研究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首次采用负面清单和国民待遇适用于投资准入前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为中国现代化和国际化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主要功能是为中国开展中美投资协议谈判和未来参加TISA/TPP谈判提供现实依据。然而,随着负面清单2013版和2014年修订版的公布,笔者发现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与国际BIT文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对服务业限制过多、未涉及市场准入问题、不公平竞争和缺乏纠纷解决机制。因此,本文将结合世界上主要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探讨中国负面清单的不足,并尝试为新版负面清单修改与推广提供参考意见,即加强各部门沟通、借鉴美国经验和提高程序透明度。

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兼论对中美BIT谈判的启示

当前,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备受国内外学者及各国政府的关注。文章选取2003～2016年与中国签订BIT的132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及中国双边投资协定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BIT的签订且生效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IT重新修订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BIT签订和BIT文本质量可能会促进中国OFDI,但未能通过稳健性检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一方面要抓紧研究BIT条款设计的新趋势;另一方面,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妥善处理中美贸易摩擦,促成中美BIT的签订与生效。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的冲突与趋同

本文认为,历时八年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BIT)之所以未能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完成,主要是因为双方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投资者和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及劳工和环保等四个条款。这种冲突体现了两国在规则制定上的分歧。而导致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则包括不同的制度性因素、对国家安全因素的考量、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大国竞争以及国际经济规则重塑中的规则之争。基于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是中美双边投资拥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中美BIT谈判具备了从冲突走向趋同的基础。在走向趋同的过程中,中国应该重视对美方的要价及其政策决策过程的分析、双方都应该妥善对待"国家安全审查"这一问题、坚持以"共同但有区别"这一理念制定BIT规则以及积极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论国际投资协定再谈判的“政策空间”之争

投资者针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提出投资争议仲裁请求,此现象核心在于"政策空间"之争,并因而引发了投资协定再谈判。此种现象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主权均产生了影响。在当前BIT条约范本的修订当中,各国普遍对各方权利义务进行澄清;但印度与南非等国同时对投资者实体权利进行了削减。前者是实现国际投资法制化的有效途径,而后者很可能激化矛盾与冲突。中国目前同时是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因此,在未来的BIT谈判当中,不仅需要完善间接征收、公平公正待遇等条款以避免遭遇滥诉,与高风险国家缔结条约时还需坚持缔结清晰的投资者保护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