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来饮酒--白居易的饮酒之思

不同于王绩构建世间本无的“醉乡”,白居易立足世间生活,赞酒之功,思酒之事。他认为,饮酒能够让饮者变寒为暖、转忧为乐,也能够斩断在世因缘与消除心中思虑,实现身心和乐。酒醉思虑不生,知欲不行,无用于世,由此销忙为闲。酒醉而得闲,不为世累,身心自在。尽管吟诗谈禅、游山玩水都是其兴趣所在,但是,他认为酒有精神,同时不断把醉精神化,又将醉与自由相互勾连。因此,白居易总是始于饮酒、归于酩酊。在现实的抉择中,白居易拒绝高士归隐、农夫种田、商人行贾、军旅征战、炼铅烧汞、高官显爵、红尘争斗等“忙人”之“忙”,而主张归于“饮酒”之“闲”。他总是把饮酒、醉当作最好的生存方式与人生唯一的归宿,显示出独特价值取向与生存智慧。这为我们当代思考酒的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白居易接受史的“指南针”——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

在层出不穷的历代各类诗文选集中,白居易作品的入选比率是其接受史地位高低的“晴雨表”,也是其作品受关注程度的“显示器”,对接受者的选择及阅读趣尚有导向和牵制作用。以白居易诗之多之冗,必待甄选而后始精,删汰而后始善,而选政固亦不易。待选者少则无以取精,待选者多亦难乎所删。梳理历代白居易诗文选集的流传与嬗递,考察专门专题性白居易诗文篇目,分析比较其选目、凡例、评点、批校、序跋等,是研究白居易接受史的重要一端,称之为“指南针”也不为过。

身体书写与白居易“中隐”思想的形成

白居易从小就体现出早衰多病的短寿迹象,有很多关于这类题材的诗歌,他的身体书写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体弱而关注己身,产生短寿的忧虑,顺而采取慵懒的人生态度,这是白居易“中隐”思想形成的基本理路。白居易对于“慵”的书写是其身体书写中的重要内容,包括咏“慵”、咏“懒”在内的诗歌约有120多首,心安体适、身心慵懒既是“中隐”生活对他身心的滋养与改善,也是“中隐”思想的一种体现。同时,在“中隐”思想的影响下,白居易不仅积极接受了年老的事实,而且还超越了对于生老病死的忧虑,完成了身体观念的转变与超越。

写印转换时期唐集流传方式举隅——以程大昌《演繁露》所见《白氏文集》为例

《白氏文集》宋代诸本系谱研究在白居易研究领域一向为学者所关注。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白氏文集》大体完成了由写本向印本的转换,其卷目编次也由“前后续集本”变为“前诗后笔本”,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互动值得探讨。在此背景下,调查清楚白集宋代诸本的状况,成为梳理版本衍变源流的关键。本文以程大昌《演繁露》为例,通过分析其征引《白氏文集》的情况,发现在南宋士人的阅读视野中“,前后续集本”和“前诗后笔本”同时存在,而程氏所见或出南宋秘阁藏书。同时根据卷帙分析来推测,《白氏文集》从“前后续集本”到“前诗后笔本”的体例更革,最早可能完成于写本流行时期,至印本流行时期则被读者选择成为社会主流版本。

长安居,大不易:白居易科场轶事的“制造”与传播

白居易干谒顾况的故事自张固《幽闲鼓吹》记载以来,在史籍文献中流传甚广。但细察白居易的干谒活动与顾况的人生轨迹,发现二人并无交集。“长安居,大不易”这一科场轶事极有可能是好事者有意杜撰,以迎合人们对长安科考之难与宦海风波的想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名人效应”,也折射出唐代的科场风习。同时,与此轶事相关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也由于本事的“加持”,得以广泛传播而成为经典。

白居易诗酒中的蒸馏酒探微

含义隐晦的酿酒用语,可能是引发中国古代蒸馏酒源起争议的重要原因。本文以深谙酿酒之道的白居易诗酒作品为据,借助酿酒工艺学及蒸馏原理,以“知酒读诗”的方式展开讨论。白居易的酿酒之法涵盖了蒸馏工艺,醇浓清澈的酒中“沆瀣”“醍醐”当为蒸馏酒之俚语,而“干酿酒”之名又当源于固态酒醅的无水蒸馏工艺。在证实唐代蒸馏酒及酿酒蒸馏工艺演进特点的基础上,也揭示出酿酒工艺学对于释读诗酒作品的特殊意义。

“以人为喻”的审美思想与“情”的审美细化——白居易文质观审美刍议

在白居易之前,中国古代的“文”“质”理论历经审美融合的演变发展,体现出“以人为喻”的审美特征。基于辩证统一的文质思想,白居易在文质观的发展与转向中对“以人为喻”的审美传统作了承继,并提出“气力”说与“粹灵”说,拓展出具有唐人以人论诗特征的审美理论,实现了对唐代审美才性论的理论总结。同时,白居易还将“文质”范畴中的“情”统筹细化为“情志”“情性”“情理”等审美概念,并进行相关的诗歌创作,使其具有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特点。考察白居易的文质观,对于白居易研究和中国古典诗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与丰富均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御选唐宋诗醇》对白居易诗歌“诗史”价值的重新审视

作为受清高宗敕令编修的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御选唐宋诗醇》一反清初盛行的贬白风气,予以白居易诗歌极高的评价。选评者不仅通过强调白诗的史笔之实和立意之正,首次将白诗纳入“诗史”的评价传统,更是给予白诗上承魏晋盛唐、下启苏陆的诗史定位,首倡白居易为唐诗第三家。虽然就质量而言,《御选唐宋诗醇》评语良莠混杂,部分有生搬硬套、言过其实之嫌;但其对于白诗所作出的许多结论性评价,以及评析中所采用的诸多新视角新方法,在其后的诗坛中均得到了广泛回应并影响至今。可以说,作为链接清初持“神韵”说者大肆贬白与中晚持“性灵”说者不吝褒白两阶段之间的关键选本,《御选唐宋诗醇》在清代白诗接受史上有着态度转折之关捩作用。

论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的编纂特征与后代流传

唐代作家白居易自编《白氏文集》,典型体现了写本文集的编纂与后代流传特征。白居易生前对个人文集的持续编纂、多重保存、广泛传播,确保了该文集在后世的长久流传。反映写本原貌的前后续集本《白氏文集》,虽然一度被宋人重编前诗后文本《白氏文集》所取代,但前者依然借助日本、朝鲜的一些传本传承至今。《白氏文集》的流变历程,提示我们在研究写本文集时,要注意辨析不同版本的时代意义,注重域外汉籍的文献价值。

儿童文学批评视角下的白居易诗歌创作论考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因兼具通俗意义和审美价值,多次被选入中国通用语文教材,排名仅次于李白、杜甫、王维。其诗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为不同年龄层次的读者广泛接受。究其原因,是其诗歌创作具有集简约与崇高于一体的特征,能够将通俗性与审美性自然融合,在思想上多反映现实生活,同时具有较高的诗歌理论水准。本文拟从儿童文学视角切入,以文学内部研究为方法,试图对白氏诗歌的理论指导思想、创作特点、写作内容与审美维度等方面展开纵深式论述,结合具体作品剖析读者期待视野中的通俗性与诗歌创作规律的文学性,以及其兼顾的独特古典美学现象。

白居易诗歌分类的诗学传统与意义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这一分类法具有重要的诗学史意义。它是对唐前诗学传统的总结,包括《诗经》的言志传统、屈骚以来的感伤传统、陶渊明所代表的适性传统,以及以梁陈为典型的才丽传统。与同时代人相比,这一分类法最具创造性的地方在于提出闲适诗类,凸显了长期被诗论所忽略的适性诗传统。闲适诗类的提出孕育于特定的思想与诗学背景。白居易的分类有助于反思中国古典情志诗学。它表明,在“诗言志”与“诗缘情”之外,还存在其他情志类型,以及不重情志抒写的诗学类别。探究白居易诗歌分类法能深化对中国诗学传统及其嬗变的理解。

白居易的偶作诗与唐宋诗学转型

偶作诗作为一个特定的诗歌类型,定型于中唐时期。白居易是第一个大量创作偶作诗的诗人,他之所以创作数量如此庞大的偶作诗,除了受到了洪州禅“平常心是道”和“无事”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以外,还受到他以作诗为生活方式的创作观念的影响。结合白居易和其他中唐时期诗人的偶作诗,可以发现其多以叙事手法表现诗人当下的闲适生活。除了以叙事性突出诗人的日常生活,注重表现哲学性和思辨性,它们还具有“重意”“戏作”和“内省”的特质。中唐到宋代偶作意识的变化,反映出了诗人身份和创作行为不断为古典诗人所重视的演变轨迹。

论白居易诗歌中“猿”意象的多重意蕴

“猿”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典型意象,在白居易笔下具有多重情感意蕴.在不同境遇和思想观念影响下,白居易赋予“猿”意象不同的情感:“猿”意象或表现诗人贬谪失意、羁旅思乡的悲苦心情,或寄托着其离别相思、孤独寂寥的忧愁情感,或展现其闲适自在、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对白诗中的“猿”意象进行研究,可以更全面深刻地了解白居易不同人生阶段的情感,探究其情感变化背后的根源,进而体悟其“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思想观念.

元白高古观考论

高古是元白共有的审美情趣。白居易诗文中的高古有三重内涵:政治角色层面,创作者对待国家要有深沉的思考与寄托;日常生活层面,创作者要保持高闲散淡的生活趣味;文学创作层面,高古的作品多是古体、散体,抒情主人公多是拥有崇高品格的诗人。元稹凭借主客观条件,在元和末、长庆初发展了白居易的讽喻文学,肩负起了“为天子复古”的历史重任,使得元和文学在制诰文改革声中渐渐落幕。白居易的文学创作在高古审美的主导下不断拓展创作题材,推动了中晚唐文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对元稹、白居易高古审美的钩沉发覆,不仅可以重新诠释白居易诗学的审美内核,并且可以反思元和末、长庆初的文学新变。

白居易乐教思想述论

两汉灭亡后,上古乐教传统逐渐式微。虽然魏晋南北朝有过一批重建乐教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儒家乐教曾长期不被统治者关注,直到唐朝中叶才有所改观。白居易便是当时着力论证礼乐价值,并建议君主将其重建的代表。他的乐教思想有三大来源:一是传统儒家“以乐为教”的一贯主张;二是魏晋“音乐自觉化”时代形成的音乐主体论;三是陶渊明“琴乐自娱”的音乐内在化思想。由此导致其乐教思想具备三大内涵:一是继承发展传统儒家“以乐为教”的社会化教育观念,提倡“正始之音”而打击郑声;二是在反思唐初“音乐亡国”理论后形成的政治化音乐思想,强调“太平由实非由声”;三是在被贬江州后逐渐生发出“以乐抒情”的个人化艺术追寻,意在利用音乐实现个人精神自由。白氏开启了社会化及个体化两大乐教思想脉络的融合,其主张具备深刻的历史意义。

从巴蜀诗接受看白居易学杜重心的转变——以擢任忠州刺史后的创作为中心

白居易入蜀后的诗歌创作深受杜甫巴蜀诗影响,在宏大广阔的博物视野和缘情体物的爱物精神上深得杜诗要义,但学杜重心已由政治讽谕的精神内核和关心民瘼的仁者情怀转移到了博物本身及表现个人生活上,这与白居易此期的仕宦体验、身份意识、处世思想息息相关。白居易巴蜀诗学杜重心的转变,表面是对杜甫巴蜀诗中浓厚生活情趣的进一步放大,实质则是擢任忠州刺史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带给他一系列影响后的必然结果。

白居易诗歌中的亲情世界

文章对白居易亲情主题的诗歌进行了深入分析,旨在揭示白居易亲情诗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重要价值。通过对白居易不同时期亲情诗的文本解读,梳理他作为儿子、父亲、兄弟等不同角色在诗中所展现的情感表达,进而总结出白居易的亲情诗贯穿其诗歌创作全程,呈现出儿子的拳拳之意、父亲的慈爱之心和兄弟的手足之情,并指出白居易亲情诗中体现的感恩、担当、追求和谐等精神品质,为当代社会弘扬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谐提供有益借鉴和展示。

白居易《长恨歌》的地理空间书写

白居易创作的《长恨歌》是我国长篇叙事诗的典范之作,诗歌讲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凄美的爱情故事,涉及多处地理空间。白居易高超的叙事艺术展现在他对诗歌文本中地理空间的排布和书写上,在唐宫建筑空间里蕴含着政治与爱情的双重隐喻,在往返蜀路空间里展现回环空间中的流动叙事,在虚构的仙境空间里书写因循中创新的爱情神话。白居易用他天才般的艺术感受力和高超的创作手法对现实的地理空间进行文学的重塑和再创造,将诗人的情感体验和李杨的爱情传说结合,将真实的地理空间与创作的文本空间相叠,最终完成这一伟大的艺术作品。

仗剑斩龙的诗人们——中唐诗歌中的龙神与祭祀

随着佛教的渗透,在唐代,特别是中唐前后“河伯”被龙神代替,民间的龙神祭祀开始出现在诗文作品中,但其祭祀被定位为“淫祀”的一种。白居易和韩愈在《黑潭龙》《题炭谷湫祠堂》中将龙神的淫祀问题与奸臣、天子权威问题相关联,从中能够看出中唐时期诗人们的危机感和问题意识。而从盛唐到中唐,“代表国家安宁的龙”的象征性的崩坍,在杜甫的《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诗作中可以看到。中唐时期洞庭湖水域作为非祭祀对象的恶龙等妖物的栖息地,频繁地出现在士人们的诗文中。水界的混乱,成为士人们心中世界秩序混乱的类比,进而与现实中的奸臣、朝廷权威问题相重合,激发了诗人们“斩龙”“驱龙”的愿望。概而言之,中唐时期诗人们出于自己官僚身份的自我认知以及对朝廷、世界的责任感和自负心,对危及朝廷的淫祀、恶龙等的存在产生了危机感和焦躁感,这种问题意识促使他们将其表现在了诗文作品中。

后唐定难军节度押衙白全周墓志考释

《白全周墓志铭》于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陕西省横山县魏墙村。墓主白全周称贯南阳,与志文中所言先祖白居易之郡望不符,当为伪托冒袭。墓主先后在定难军担任正兵马使和节度押衙,主持回图重务。揭示了唐末五代时期的定难军夏州政权以回图贸易作为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墓主之仕宦,由正兵马使迁转至于节度押衙,说明在唐五代时期的定难军政权中,节度押衙之职级略高于正兵马使。同时,墓主还以押衙身份兼知他职,乃至管理藩镇经济事务,说明定难军节度押衙一职出现了阶官化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