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的夜市——对南宁市中山路的研究

随着城市化的进行,作为南宁市地方特色的代表——中山路夜市正面临着存与废的困境。通过论述中山路夜市的社会功能以及民间和政府对其存与废的看法,探寻中山路夜市所具有的文化象征意义,为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个案参考。

论伯益族的历史贡献和地位

伯益部落是东方以鸟为图腾族团中的重要一支 ,系嬴姓少昊的后裔。伯益在舜帝时任掌管山泽的“虞”官 ,政绩突出 ,又佐禹治水 ,造福于民。舜帝以其功封于秦 (今河南范县 )。他在皋陶卒后 ,又被推举为禹的继位人 ,地位显赫。夏启夺位称王后 ,伯益子孙被封立数国。其中秦、赵两国势力较大 ,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秦横扫六国 ,建立主宰中国的第一个封建制王朝 ,为历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明清时期傣、白族名混称的原因、影响及其辨识

明清时的傣族先民,被称百夷、白夷、僰夷、僰人、摆夷、摆衣等;白族先民,则有白人、僰人、僰夷、民家等称。而僰人、僰夷,在当时的文献记载中则有时指白族,有时指傣族,从而给后人了解、研究此时期的两族历史及相互关系造成了混乱和干扰。厘清明代大理白族学者李元阳在此事中的责任,从傣、白两族史料中择取各自代表性的特征作为比对标准,对于两者的分辨识别、消除族名混称的影响和乱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对王湾三期文化族属的新思考

王湾三期文化是分布于今河南省中部的一支龙山时代晚期文化,长期被视为中原龙山文化的代表,因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而被认为是早期夏文化或先夏文化。不过,最新的研究显示,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源头并非王湾三期文化而是新砦文化,新砦文化则主要来源于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却不是王湾三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则主要来源于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而非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这些研究表明,王湾三期文化很可能不是夏文化或先夏文化,而应跟东夷族有关。禹时的华夏集团中有两个东夷人,一个是皋陶,另一个是伯益,他们都是禹的助手,地位非常显赫。经考察,王湾三期文化的年代与皋陶和伯益所处的年代相合,其来源于东夷文化的性质与皋陶和伯益是东夷人的身份相符,它的分布范围与皋陶和伯益及其后裔的活动区域大体一致,新砦文化对它的取代也与启杀伯益建立夏王朝的记载相契,故应是皋陶和伯益族群的文化。

《史记·伯夷列传》经传形态研究

"传"体是在汉代经学潮流背景下兴盛的一种为阐释儒家经典而出现的文本,即经传。传统观念认为,司马迁《史记》是史传体裁的创立者。《伯夷列传》作为《史记》列传的第一篇,因为体例和写作方法迥异于《史记》其他列传,被视为《史记》列传之"变体"。然而通过对汉代经传向史传发展过程的基本梳理,及对《伯夷列传》文本进行细致研究,可以发现《伯夷列传》并非是后出列传的"变体",而是在经学背景下较多保留了经传的形态。并通过《伯夷列传》的经传形态,初步探视《史记》列传的文体特征深受经传影响的迹象。

《山海经》由“图”到“书”的著作过程

先秦时期,"图"与"书"相互阐发是重要图书的固有性质。《山海经》是先秦时期非常重要的图书,当然有"图"有"书",但"图"与"书"孰先孰后历来争论不休,这与不明《山海经》的实际创作过程有关。《山海经》的创作实际包括资料的搜集整理、禹鼎图的镌刻、文本的初创三个阶段,伯益因其特殊的身份、履历、职位、族属等原因自始至终皆有参与,尤其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山海经》第三个阶段即文字草创的顺利完成。

从孟子论伯夷、柳下惠等圣贤看其进退观

孟子认为,伯夷、柳下惠、伊尹、孔子分别代表了在进退问题上的四种不同做法,而他们的相同之处都是趋于仁以及"归洁其身"。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于恶人之朝,可谓"以去为洁";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可谓"不以不去为不洁";伊尹秉持"何事非君"的观点,去就于两君之间,而他"自任以天下之重"则为孟子所赞许。孟子推崇孔子是"集大成"者,其进退观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孔子的主张。他还指出孔子有"见行可之仕"、"际可之仕"与"公养之仕",这也代表了仕的三种层次。

情节、风格、意义——宋画《采薇图》的图文关系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南宋画院人物画《采薇图》的图文互动关系及影响其图文关系的因素。在确定《采薇图》的文本来源与原始形制后,将其与明代描绘夷齐故事的《夷齐录(志)》中的六个场景作对比,探究出李唐表现"采薇"情节的特殊之处。《采薇图》之所以在南宋初呈现出较为特殊的图文关系,除了南宋的图文对应关系整体趋于简化和模糊之外,还与文本的关键性情节、个人与时代的绘画新风格、画作的意义功能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

古域唐山与儒学流布

唐山地域有5万年的历史,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商朝末年,在孤竹国产生了崇礼重义之士伯夷、叔齐,成为儒学的先驱,是孔子思想的来源之一。汉唐以后,儒学在唐山进一步流布;蒙元时,张载创立的关学在滦州复振,影响深远。

论司马迁对伯夷和叔齐的评价

传统的中国学者都将伯夷和叔齐视为道德楷模,将司马迁的《伯夷列传》视为对伯夷、叔齐的赞扬。司马迁在《伯夷列传》和《史记》相关章节中的描述却显示伯夷和叔齐并不符合司马迁自身的道德标准。此外,司马迁通过在《伯夷列传》中所展示的种种矛盾,告诉读者历史叙述和历史判断的多重可能性,并由此捍卫了其写史和历史评判方法的合理性。

伯益事迹综考

伯益是赵(嬴秦)族的第二代男性始祖。曾佐禹平治水土,帝舜因之封"嬴"邑于伯益,并赐以嬴姓。嬴邑地望即今山东莱芜县西北的城子县村一带。禹践帝位后,伯益更成为帝禹的左膀右臂,尤其是在皋陶早逝后,伯益被帝禹选定为继承人,并"任之政"。在帝禹三年之丧期间,伯益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实际领袖。但就在其即将登上帝位之时,帝禹之子夏启却与支党联合,排挤、打击伯益,最终夺取了帝位,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夏朝。帝启六年,伯益为夏启所杀。但其英名与功绩却流布天下,且世代相传。

论两代太史公的发愤著史之心——兼谈《伯夷列传》的破体隐衷

古贤时彦曾以“太史公之心”或“司马迁之心”指称《史记》心灵史书写的主体蕴藉,但若基于语义逻辑,“太史公之心”不惟涵摄“司马迁之心”,亦应涵括“司马谈之心”。发愤著史是两代太史公的心理共振;不过,司马谈期待的是一部表彰盛世的当代史,司马迁则希冀一部继述《春秋》的万世之史,此其心相之异。《伯夷列传》事略文简,论说逾半而传述寥寥,其微旨是以史笔担公义,以史著替天道,为人立传,为世立法;其破体隐衷与《太史公自序》等篇互见,均彰显了司马迁的“继《春秋》”之心。

论《尧典》的演述与制作

《尧典》文本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其生成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书写阶段与写制阶段。在前书写时期,《尧典》"文本"主要通过规谏、傩戏等仪式演述而得以流传,并且,《尧典》的内容很可能是以"断片"形式存在,这些"断片"之间是游离的,其时完整的《尧典》文本极有可能并没有出现。在《尧典》文本的"聚合"过程中,伯益应该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可以说早期《尧典》文本形态是伯益奠基的。西周昭、穆时期出现大规模的文献活动,《尚书》的基本架构亦即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的划分大约在这个时期完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尧典》才得以进入写制时代。因此,《尧典》可确认为西周中期文献,然而《尧典》在此后的流传过程中其文本也存在一些变化,很可能直到汉代才完全定型。

《伯夷列传》与司马迁思想精神

《伯夷列传》为《史记》列传之首,隐寓作者的人物评价意旨,但学界多以察作者的天道观和重立名思想,揆之《史记》全书,多有不合。实际,此篇意蕴有三:重视历史人物的善终结局;聚焦历史人物,尤其是具高尚人格之伟人的悲惨结局;强调圣人与史家对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申明儒家志节操守的意义。

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论古典诗文创作中的博依技法

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博依是诗歌创作的一种技法,它可溯源到先秦诗文理论家所谈论和使用的言说及表达方式:比物丑类。它与《诗经》的表现手法赋比兴有着密切关联。博依在诗文创作中广泛使用,会使诗文文义被遮蔽,但是诗文创作中又不能缺少博依手法,它能形象化地表情达意。

嬴姓源流论考

对于嬴姓之始祖,史载出于上古东方部族,为少昊的后裔。这是一个以鸟为图腾崇拜的部族。嬴姓之后裔之国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为诸侯者有江苏的徐国,山东的郯国、莒国,安徽的终黎国,河南境内的黄国、江国,迁至陕西的秦国。嬴姓诸氏族最初的活动地当在今天的山东地区,至夏、商时,形成了庞大的氏族集团,它与东方其他部族结合,几乎脱离夏、商两朝的控制,先秦时代统称之为"东夷"。在夏、商两朝的军事打击下,东夷诸部落为了生存,不断向南迁移至淮河流域,然后缘淮河西上,进入江苏、安徽,甚至到了河南西部地区。其中,到达西部最远者便是黄国和江国。

论吕祖谦《东莱博议》的文学示范意义

吕祖谦的《东莱博议》本是为弟子参加科举考试而作,其中所运用的议论之法非常丰富,涉及到文章的立意、结构、句法等文章创作方方面面的问题。文章的立意要摆脱常俗、发人之所未发;结构布局在首尾、辅叙次第、抑扬开合处都要精心安排;语言要简洁有力,大量运用排比、比喻等修辞方法。从文章写作的角度,《东莱博议》具有明显的文学示范意义。

从《左氏博议》到《左氏传说》

吕祖谦的《左传》学研究成果,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有《左氏博议》、《左氏传说》等著作。《左氏传说》的成书后于《左氏博议》。细读这两部书,可以看出吕氏对同一现象、同一问题的看法常有变化。《左氏传说》往往较《左氏博议》的主观色彩减少,也较少理学说教,显得比较客观平实,着重探讨其深藏的历史真实;其次,《左氏传说》较之《左氏博议》更顾及全貌,能区分事情的轻重缓急、表象本质,让读者从评议看到一个完整、全面的历史真实;另外,《左氏传说》在分析人物、事件时,更注重其背后的历史必然。总体而言,《左氏传说》看问题更全面、深刻,眼光更阔大,反映了一个学者走向成熟的气度。

《史记·伯夷列传》笔法及夷齐事迹质疑考释

伯夷、叔齐两人因司马迁所著《伯夷列传》而为世人所熟知,但《伯夷列传》中的夷齐事迹较之前已有很大演变,文章的叙述笔法及夷齐事迹的阐释引起后世学者对夷齐两人让国后行为的质疑。通过分析《伯夷列传》中夷齐形象的叙述笔法,探讨后世学者对夷齐事迹的质疑及原因,使人们对夷齐有更充分的认识,能理性地看待夷齐故事的价值意义。

滇缅战役中的中美英关系——博弈论视角的解读

博弈论对于分析滇缅战役中中美英关系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了追求各自收益的最大化,并把损失减少到最小限度,中美英三国在滇缅战役的合作与冲突中表现出"猎鹿困境"、"囚犯困境"、"胆小鬼困境"。